《民国商人》是一本由傅国涌著作，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00，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国商人》读后感(一)：民国商人超越现代企业管理精神的另一面
随着我国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在神州大地上激流涌动，各种各样创新模式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管理模式不断涌现。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中国近现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企业家们已经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创新，其条件更为恶劣，其竞争更为激烈，特别是身处社会大变革期间，创业环境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就在这种状况下，民族企业突破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也为我们当今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认真研读这段企业发展史，我们就能够发现，能够让我们惊叹的不仅仅是民国商人的创业精神、赫赫成绩和家国情怀，而是当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如果将其放到当今社会，也丝毫不觉得过时，反而更显得前人的聪明睿智。著名的历史学者傅国涌撰写的《民国商人：1912—1949》，本是一部追溯中国近代工商业历史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传统的著作，抛开民国商人的家国情怀，更忠实的记录了民国商人企业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比如当前非常热门的“众筹”，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早有先例，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当时虽然没有网络，但是该公司提出了“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这一响亮的口号，股东最多时达到一万多户。小额股东，集腋成裘，不起眼的游资，如涓涓细流汇入东亚公司，成就了东亚公司的辉煌事业。
《民国商人》读后感(二)：《民国商人》：实业兴国十三年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本轻末”，生怕本末倒置，所以封建王朝一直提倡农业，而非发展工商业。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个个崛起的国家都进行工业化，当时的大清王朝也“恰巧”错过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在1775年，亚洲占了全球经济总额八成的比重。光是印度和中国，就占了全球生产量的2/3。相较之下，欧洲就像个经济侏儒。完全没有发展起来。
每次读历史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中国人错过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技术大爆炸。而作为中国真正进行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已经清朝末年。现在的中国在移动互联网的大时代下蓬勃发展。很多人都去融资创业，也是因为看到了商机。在清末民初，那些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在那个弱国背景下，都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实现强国梦，作为民国摆脱封建中国的第一代创业者，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感叹的地方。
整本书非常详尽的介绍了1912年——1949年的民国时期一众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建厂，管理方式的探索，与外资外企的商战，对于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以及战争时期如何继续进行企业的发展，以及在军阀战争，抗日战争的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透顶，通过实业兴国强烈心愿得以展现。
特别书中以编年体为方式，这样的记述方式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不同时间段，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情景下，民国商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背景身份的商人来做成怎样的工厂或银行。例如民国前期（1912年左右）的建设者多为没有高学历的人，主要经营面粉、棉花、日用品方面。像张謇，聂云台等老牌企业家。后来的留洋回国的穆藕初，范旭东等都能从带来国外新式的设备、观念和管理经营方式。后来的夏瑞芳建立商务印书馆也在教会读过书，建立第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商人们不仅与外国资本进行商战抵抗，例如五四运动的影响力，上海工商会领导人朱葆三，沈联芳因舆论辞职，改选中33位会董只有穆藕初和钱贯连任。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新老交替。世界已经改变，商界对革新派也是充满信心。
对简氏兄弟的南洋兄弟烟卷的商战也描写的很生动，印象十分深刻。
不仅于此。不少企业商人也积极建设城市和学校教育，派送留学生等。像卢作孚的北碚建设等等。
那个时候的企业家真的不仅仅为了个人的生计而奋斗，更是想通过实业来实现国家的兴盛，人民的富足。像南通，北碚，无锡，厦门都是民国商人努力建设能力的体现。
《民国商人》读后感(三)：民国实业家的生财与散财之道
以前上学时，历史课上学到民国实业家“实业救国”和公私合营这两章时，记住了张謇、卢作孚、陈嘉庚和荣氏兄弟的名字，对他们的具体事迹并不了然。当然更不知道，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如此庞大的一个民国实业家群体，在一百年前就取得了如此堪称辉煌的成绩，幸而读了傅国涌先生的这本《民国商人》补回了这一课。 说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非仅仅指他们积累了巨额财富，还指他们身先士卒改造社会的积极投入，指他们散尽万金捐资助学的做派，以及他们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现代企业家公益传统。 “棉纱大王” 穆藕初在一众企业家群体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他创办多家新式纱厂，靠着引入超前的“科学管理法”，他的纱厂一出现，就成了样板企业，他本人也成为上海企业界标杆式的人物。然而，他能在中国企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靠的绝不是企业办的多成功。因为不过短短八年之后，他的企业失败了。 穆藕初在创业成功之初，就有散尽万金、捐资助学的做派，在企业失败之后，他还做了大量公益、慈善事业，利用自己在企业界的人脉和声望，帮助过许多优秀学子或到异国深造，或在国内继续学业。 1920年，他捐出五万银圆做奖学金，拜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从北大毕业生中选取对学术和社会确有贡献的学子，不必经过考试，去西方留学。他前后资助前往欧美留学的学子共有14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民俗学家江绍原、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康白情等人。其余人等在学术上也各有出色表现。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彼此信任、毫无隔膜，所以穆藕初才放心让知识分子去选学生，而胡适也曾被选为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法国学者将1911年到1937年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认为实业家与“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一珠双璧”，不是没有道理的。 还有名满中外的陈光甫，我是读了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民国史上还有这样一位人物。他白手起家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为当时民营银行的典范；还一手促成了中美“桐油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摩根”。我想，这个人的故事如果拍成电影，也一定精彩极了。 风云激荡的民国，不但涌现出众多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这样一批精明干练、亦儒亦商的实业家，他们高举实业救国的大旗，办工厂，开银行，做实业，不但成功狙击了洋货，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他们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又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改造浪潮中去，为更广大的民众谋取真正的福利。张謇、卢作孚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今为人感念。 傅先生的这本书，以编年体为经，将民国时期三十余位实业家的事迹一一道来，联想起今时今日企业家们的所作所为，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民国商人》读后感(四)：从传统文化出发，重建儒商道德观
近些年来，以GDP为核心诉求的经济发展观日益显露弊病。如果要重建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就必须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这句话是傅国涌近作《民国商人1912-1949》的副标题，也正是这本书的写作宗旨。
民国史研究有成者，傅国涌当属前茅。他的论述精到且宽泛。他十余年前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的梳理，就注意到了其中出现的穆藕初、蒋抑卮等民初实业家，因此有了2008年的《大商人》。《大商人》栩栩重现张謇、荣氏兄弟、卢作孚等人的风采，近期出版的《民国商人》则是对前者进一步的研究和提升。该书以编年体形式，从1912-1949每年选取重要个案，隔几章就重点推出一个年度人物，在事件与人物的有机组合中，更加突出民国企业的经营之道，以及整个实业家群体的共同品质。
个案的叙述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画面：1916年5月，以张公权为领导的中国银行抗拒袁世凯的停兑令，坚持为民众的挤兑风潮买单，“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话耳熟能详，而它早就出现在1931年的南京路霓虹灯上，那是郭泉兄弟创办的永安纱厂的服务宗旨；一个人能够如何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可以从“张南通”“南通张謇”“南通张先生”这些称呼中体会；卢作孚的北碚建设不亚于张謇对南通的贡献，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口号，要求“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荣氏企业为何蒸蒸日上？科学管理、劳工自治、文化学习，这些措施加惠于工人，而精神有寄托、能安居乐业的工人就真正成了工厂的生命线。
人有千面，各自不同。企业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但无一例外，这些企业的文化都深植于儒家精神之内。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儒家的主流价值观讲究“以人为本”，沉淀于这些民族企业家的血脉之中，培育了他们“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让他们在逐利的同时，从未忘却“义”的存在，这才是为人立业的长久根本。在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鲜明的“义利观”始终贯穿其中，假如两者发生矛盾，他们宁愿义无反顾地抛弃利益。面对当下信仰紊乱的现状，中国企业急需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义利之辨”是儒家的基本义法，儒家肯定人们诉求利益、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同时要求重视获取利益的手段的正当性。在诚信普遍缺失的今天，重温这一点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白居易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很多民国企业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实业报国”。中国士人长期接受儒家洗礼，修身治国平天下，乃是毕生宏愿。时逢乱世，江山飘摇，风雨如晦。依靠政府不可得，走马式的兵痞政权反而是附身吸血的蚂蝗，而黎民百姓尚在水火中挣扎求助，民族救亡需要悲情、牺牲和奉献，谁能挺身而出？读他们的故事，你会觉得悲怆，他们不仅是拿着身家财富去赌一场结果叵测的局，更是怀着以身为祭的慈悲心去赴一趟不能回头的路途。以国货与外资斗，有多么难？有多少人遭遇过绑架，甚至横尸街头？烽火之中，他们如何艰难地转移资产，实现企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去留之间，他们说不愿做“白华”，可是留下来的那些人，后来遭遇了什么呢？历史亏欠他们实在太多。
斯人已逝，记忆当永存。毋庸置疑，他们的身影已经嵌入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所开创的现代工商文明的道路，尽管曲折反复甚或消弭于无形，但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其绵延其星火不息。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传统，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为什么经商？为什么办企业？如果一切都只为了钱，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这些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没有伦理规范，没有精神信仰，没有价值关怀，企业就没有人格，商业就丢了脊梁。身处这样的环境中的人们，就会对生活、对未来失去信心。如果不理解儒商伦理，就可能在义利之间失去平衡，更无法理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重塑儒家道德观，不仅是我们所需要的商业伦理，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时代精神。
《民国商人》读后感(五)：追寻中国工商业的起源
确切点说这本书不是读完的，而是听完的，第一次尝试用听书的方法，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的那样，这本书更多的是一个详实的历史记叙，作者较为客观的对于民国时期工商业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按时序进行了记叙，并对具有影响力的实业家与银行家着重描写，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虽然对于中国近代的资本市场发展有所了解，然而却对这段历史并不是非常清楚，恰好借此书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民国的工业较之于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与现代企业资本发展都有着不同，因为时局的动荡最为明显，政权的更迭与战乱更为频发，而与此同时，外国资本的入侵较此前更为方便而又较后来更不规范，因此能够在这样的时代中生存下去的企业和企业家都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虽然此后的公司合营以及政治运动让最早的一批企业家的商业遗产未能继续传承下去，但是至少他们在那个年代的商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谓“以史为鉴”，书中的内容让我对最近的一些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身处其中的小人物的命运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最为明显的是，大多数人说的赚钱就是努力工作，也就是阿尔法，然而事实的情况是，能够挣大钱发财这些事情，很多程度上依赖的是贝塔，即社会大环境的顺逆，同样的背景与产业，在不同的时期进入，成败结果则可能大相径庭。书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永安公司的郭家创一代和富二代，从零到一的创一代们大多没有多少文化，更多的依靠在商海中摸爬滚打建立起的个人经验管理公司，却在民族工业的大发展时期，因而产业迅速扩张，而受过高等教育的郭家二代，却赶上了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商业发展形式都急转直下，到了新中国，更是最终将企业收归国有。昨天朋友圈看到一篇很火的文章《请爱我，2018》，草草读完，虽然并未觉得写的多么好，却在这个中国经济十几年高速后转型的时期，写出了各个阶层小人物的彷徨与苍凉。对大多数人而言，命运都是无法选择的，经济学里有一个叫“康波”的东西，其实就是写出了经济本身的周期性，虽然在低风险低收入的家庭环境里我无从真正感受到经济周期对自身的影响，但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经济周期的影响可以说时时刻刻就在身边，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预测recession的到来。虽然个体无从选择命运的起点，但是行业却可由我们选择，不同的行业对于个人财富的积累效果则截然不同，我同意之前关注的一个公众号文章的观点：选行业比选公司重要，一个好的向上发展的行业，可以从小公司跳到大公司，但是夕阳产业的大公司也无法保证你之后的努力就是具有意义的。另一种选择周期的方法就是换一个国家，比如最近得知澳大利亚已经27年没有recession，深感惊讶，再比如我生活的美国现在所有经济数据几乎都是非常正向的，而中国无论经济还是资本市场都承受着压力，正是因为中美经济不在同一个周期里。
第二个打动我的是书里的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因为人数众多很多时候我已经不是非常能记得清这些人和他们本身创立的企业了，然而我依旧记着作为中国银行行长的张公权为了银行的信用而坚守基本的商业原则违抗政府的命令，又如陈光甫创立上海邮政储蓄银行中蕴含的服务精神，以及能够建立北碚和民生集团的卢作孚，虽然没有如张謇那样耀眼的状元头衔，却从草根中实践着自己对于社会的理想。还有那一代企业家所共有的，在艰苦环境中依旧不断打拼的精神。其实很多时候，企业家似乎离大多数人都有点遥远，似乎在人们眼里他们除了普遍有钱似乎并没有其他共同的特点，随着我周围圈子里企业家子女的增多以及自己的服务群体即是这么一群人，那些原有的对于企业家的崇拜和片面的认识逐渐消失了，我开始意识到企业家不过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企业的创建与管理就是他们的工作，这份工作并不比我们想象中的轻松，其中的压力和责任巨大，那种不确定性也会让很多人觉得痛苦。与此同时，虽然企业最根本的意义是盈利与利润，因此也有了商人“精”的普遍印象，但是其实很多企业家获得经济利润以后有着更多的理想，比如卢作孚的人的现代化，永安百货对于员工的福利和业余生活的管理等等。我希望我能够实现财务的自由，然而财务自由本身并不能带来人存在的价值，真正的价值是利用这些财富做出的影响他人的成就。
另外，政治和商业紧密的结合在民工时期的发展有明显的体现，从后来的企业家们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改变，到更为早期的政府对于企业资产利润的蚕食，税收体制的差别化对待由此带来的不公等等，都让我看到在企业面对的市场这个最大的调节机制背后政府无形的力量。虽然在很多时候，政府和企业的利益是共同的，但有时政府也会因为对企业的剥削而受到商业阶层的拷问，比如企业迁至重庆后企业家们将政府官员堵在办公室请求援助的一幕。在美国做宏观经济研究的时候，就会越发觉得，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陌生，让我对于美国央行的动态，以及政府如何影响经济本身的理解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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