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限界》是一本由黄道炫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一)：第五次反围剿现场还原
本书是历史学家的著作，引用各种可信的史料，力图还原第五次围剿的过程。失去了毛的中革军委并非一味跟国民党拼阵地战，试图用运动战应对蒋介石的堡垒无效后，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战略，依旧在堡垒面前败下阵来。缺乏重武器的红军没有能力去应对步步紧逼的堡垒。
红军的五次反围剿都是利用国民党和各派系的斗争限中生存。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国内形势比较安定，蒋介石得以抽调50万军队（大部分是中央军）围剿苏区。苏区除军事失利外，经济也已接近崩溃，向西撤退已经是仅剩的选择了。
最后部分引用资料，推断蒋介石是故意在中央苏区西侧留下退路，以便借围剿红军而能让中央军开进云贵川。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二)：革命是要死人的!
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总是在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神圣的，伟大的，全民支持的，就像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和平重归人间。
后来喜欢上了历史，看历朝历代朝代更迭，百姓颠沛流离，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明目张胆者有之，暗地里偷鸡摸狗的肮脏龌龊更甚，所有的口号背后都有其目的所在，一切何尝不是当权者争权夺利的一场“游戏”呢？无关正义与否，战争是要死人的，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不外乎如此！
看得越多则越疑惑，虽然无数次的翻墙让我对于当今社会的种种面貌，黑的白的，有了或多或少的准备，最多唏嘘一番，然则100年前的那段革命仍是心目中的处女地，神圣的让人总有“余生也晚”的感叹惆怅。
其实，革命终究是要死人的！革命有正义与否吗？
看了本书的简介和访谈，甚为感慨，欣然欲购之，谨记！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三)：真实还原苏区革命的场景
这本书作者2005年就写好了，放在电脑中，不断地补充修改。内容很丰富，场景很宏大，观点非常新。对于苏区的革命，过去的研究把革命的失败归结于左倾领导人如李德博古等的错误指导，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搞游击战，反而与敌人拼单纯消耗的阵地战。实际上，在国民党军的内外挤压下，苏区的各种革命资源和政治资源已经到了极限，靠单纯的游击战或运动战是无法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了。红军大发展，实际上也为后来的大失败种下隐患。作者的史料功夫很深，不仅看到了台湾国史馆的档案，还用了本所藏的石叟档案，让人称道的是，一些当时杂志如《汗血月刊》、《斗争》、《红色中华》、《武库》、《红星》等，以往注意的人不多，作者却是大量征引，资料查找之全面细致令人叹为观止。其实作者书中的一些研究精华，已经在《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杂志发表。不过书中也有一些问题，如第七章讲反围剿战争，是书中的重点部分，但没有更多作战地图，看得很吃力；书中也没有参考书目或索引，检索起来不容易。有一些问题，似有展开的余地，如查田运动等部分。
不管怎样，这本书比中共党史的宣传要真实细腻多了，看了很开阔视野，大长见识。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四)：行为和解释
在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直只用“李德指挥失误”造成一句简单的话而概括掉，令人不明不白。
上大学之后，研习湘军史，细读曾国藩等人著作，了解湘军史上“安庆之战”的前前后后，又联想到第五次围剿，得出一个结论：在飞机空投尚未如今天普及的三十年代、乃至之前，铁壁死围必定给任何一地区造成无可估量的破坏。即便诸葛亮复生，只要不能破坏国军碉堡封锁线，共军必败。至于是曾国藩所言的“灭根”还是网开一面，只能看对方的心情。
放大李德指挥失误，不过为了掩护苏区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军事失误，排除一次战斗会一次战役的失败，还存在更多的其他原因。
黄先生的书一共七节，讲军事失误放在最后，无疑是解释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苏区经济破产、兵员枯竭，导致整个军事行动的失败。其中很多资料和细节，无疑给张戎女士那本鲜为人知的故事提供佐证。使我更加透彻了解第五次围剿的真相。
书中多次涉及到苏区政府组织概貌和中央控制地方的手段。这种一元化的管理地方行政手段，在当时已经造成很多弊端，当时的政治领导者或多或少的觉察到，只是缓解外在军事压力重要程度远远超过内在的危机，并未着手处理。之后，中国立足延安，建政于北京，发生多次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其动机和理由，或许来自苏区。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五)：革命的自我吞噬
在革命史的叙事模式下，1927至1937年的十年被定义为土地革命，时代的变革需要我们变换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史，特别是梳理中共苏区的历史。
毛泽东的武装割据理论是建立在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的，是产生于在赣南闽西的具体斗争上的。国内：蒋介石并没有将苏区视为心腹大患，只是将其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加以利用，比如在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围师必阙，顺势放中共西逃，以便蒋介石有借口将其触角深入西南三省；国际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支持，以及日本侵华在华北给蒋介石造成很大的压力使其不能兼顾。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共产党自身强大的动员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赣南闽西本不是富庶之地，但是中共却能够极大地动员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但是在吉利的动员之下，作者也没有忽视在此压力之下当地人民的抵抗。赣南闽西本来就不富庶，一下却要容纳政治组织如此完善，行政人员极多的政权组织，这完全是超出苏区的承受范围之内的。中共在早期的不成熟阶段还是带有非常多的不成熟的政策，比如其在苏区实行的社会改革，男女平等、废除封建迷信等一系列的措施，社会风气一时是难以改变的，正向作者所说的那样“社会秩序的重建还是需要一点一滴的改造之功，而且，这中间可能会经历曲折反复的过程。”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这对于资源匮乏的苏区来说是场硬仗，中共在拼消耗方面显然是不能抵过蒋介石，因此共产党走向战略转移是不可避免的。
理解革命还是告别革命？
回望百年前的中国，革命这一线索贯穿始终，80年代，李泽厚在“启蒙压倒救亡”的口号下提出“告别革命”，我们回首历史不仅发现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逻辑也有其或然性，我们不能轻易地对历史加以否定，启蒙压倒救亡是有其历史发展的逻辑的，就像中共苏区的诞生有其复杂的背景一样。因此我们对历史只能加以同情之理解，不能轻易否认。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六)：从张力与限界中读史
中央苏区的历史，人人耳熟能详，但也正因为如此，不免人云亦云，令历史的弹性尽失。
比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往往归咎于错误的军事战略，可敌军碉堡层层推进，如何开展游击战？“短促突击”真的是一开始就有的错误路线吗？
在本书中，黄道炫先生通过大量资料，证明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在人力、物力、管理等方面已达极限，由于人口少，兵员补充难，耕作只好依靠妇女，导致大量土地放荒，新战士最短只训练6天即上战场，逃亡率增加。为筹备军粮，农业负担加重，有的地方税负较苏区成立前增加了1倍。苏区食盐完全依赖外界，在封锁下，价格飙升数倍，不得不组织人挖厕所下的硝土等炼盐，由此引发了多起中毒事件……
苏区迅速壮大，革命力量增强，这是事实，但地域狭小，为发展带来隐患，一旦遭遇挤压式进攻，资源难以支撑，这可能是造成挫折的更根本的原因。
本书史料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修正了以往诸多误会，仅举三例：
第一，苏区发动农民，以往多认为靠“打土豪，分田地”，但本书资料证明，苏区地主少，所占有的土地不敷分配，但“公地”比例高，少的20%，多的50%以上，那是供家族子女上学、祭祀、养老、抚恤之用，将它们分给失地农民，加上分地主浮财等，带动了革命热情。
第二，对苏区工作中的“左倾”，以往批评颇多，可从史料看，最“左倾”时，根据地反而空前壮大，可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军事实力的作用也许更重要，“枪杆子里出政权”便说出了这个道理。
第三，对战争的失败，以往过多追究领导者责任，认为他们僵化、脱离实际，但本书证据凿凿，说明他们并不机械，但在资源困境中，发挥空间受限，能坚持那么长时间，且最终成功突围，堪称奇迹。
历史是充满弹性的，最忌硬性建立因果联系，这样就会把一切失败都归因于错误，把一切成功都归因于英明，这就会走进结果论的误区。真实的历史总在张力与限界间游弋，突破限界，历史将发生转折，但在限界之内，张力又会在很大程度上涂改最终的结果。
作为“近世中国”系列图书中的一本，本书一如既往地保持了该系列优秀的品质，既有学术著作的深刻与丰厚，又有通俗阅读的淋漓畅快，堪称今年最佳历史著作之一。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七)：黄道炫的“同情之了解”之态度
今人研究历史，须抱有对当时人“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几乎成为了陈寅恪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但是，能做到者少之又少。不要说跨代理解，就是对身边人感同身受都很难做到。
我认识的一些人冲我抱怨：历史学的研究一点都不好看。是的，很多研究确实一点都不好看。即便如学界大牛杨奎松的著作，虽然水平一流，但阅读体验着实不佳，哪里比得上小说的阅读畅快。
不好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史学书籍、文章只是在讲是什么，没有去探求为什么。这也是史学文章说好写就好写的地方，只有你有足够的材料，洪秀全有几根胡子总归是能考证出来的。而要想讲清楚为什么，却就难了。杨奎松老师的著作当然也在讲为什么，也讲清楚了为什么。但是他的讲述过分讲求论从史出，鲜见理论分析，绝少看到感情流露。虽然史学研究要讲求公正客观，但人文学科毕竟不同于理工科——拿实验数据说话。过分形式化的追求多少会有损人文学科的魅力，从根本上说人文学科的研究都立足于”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根本上是感性的动物，缺乏了情感的支撑，研究成果的感召力自然会下降。
在我看过的史学著作中，把研究、情感、同情之了解等等融合的最好的无疑是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张力与限界》无疑也达到了这个高度。特别是序言部分，读后让人澎湃。以我阅读过的些许党史材料来看，黄道炫无疑道出了本人所想，只是比我的感触要深刻要丰富的多。在这本书中他不仅生动详实的展示了是什么，而且稍带感情、略用推理的解释了为什么。比如在书中前半部分，作者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和生动的民国材料，证明了苏区的土地情况跟宣传的相差甚大，既没有土地严重集中，也没有那么多的恶霸欺民。面对这样的事实，为什么中央苏区会很容易的掀起革命热潮呢？其实也很简单，作者引用了黄仁宇的分析：“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利益的问题，之后的根据地建设的热潮与存在的问题，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失败，以及种种乱象，其实都脱不了利益的影子，而这正是让人可信的真实讲述，这也才能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吻合——太纯粹的东西总让人生疑。
个人感觉，唯一遗憾的是，跟熟读古文的茅海建相比，黄老师在意象流淌和文字感觉上稍差一些。不过，有生之年，能够写一此书，流传后世，便是我之造化了。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八)：中央苏区的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中央苏区的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真的就是左倾路线的作用？这是我一直困惑不解的事。过去读了部分关于打AB团的文字，觉得很震撼。更想揭开中央苏区那神秘的面纱。黄道炫这部专著，写得很用心。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当时的苏区报刊、资料。我读了好几次，总算艰难读完。深感是一部立得住的大书。是一本真正的历史著作，良心之作。但以我粗浅的历史知识，怕是很难去就此书写出点深刻的体会出来。
在此书中，黄道炫先生用大量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了，“从历史的大势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就算没有博古，就算是毛一直在领导地位，中央苏区的革命事实上也走到了终点。这里，一是国军经过几次失败，已学聪明，知道红军诱敌深入的战术，故而采取堡垒战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红军除了短促突袭，节节击战以迟滞敌人外，别无他途。长期以往，自然是阵地不断丧失缩小，陷入若不突围只能被瓮中捉鳖的境遇；二是红军内部的大规模肃反，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了大批军政干部乃至普通党员干部的死亡，此举固然纯化了中共组织，却极大了损耗了自己的力量；三是苏区惯于以阶级观点决定政策，总是多变，且太过激进，一次次的查阶级、划阶级、查田、分田，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经济上的严重困境，同时，革命的威力和震慑力，造成了极大的恐怖，导致大量的农民逃离苏区；四是红军的生存及发展壮大，因为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压迫和围攻，无法在苏区范围内来维持，因此必须不断到苏区以外的白区去夺取物资和扩大兵源，但革命所带来的暴力、血腥、破坏和动荡，使得白区的民众对中共这个“怪物”难以理解，同时痛恶；五是战争的频繁爆发，在向外获取补充未果的情况下，苏区的经济生产只能进一步遭受损耗和破坏，同时，红军伤病死亡不断加大，导致中共在物力人力的补充上，不得不采取近乎竭泽而渔的政策，这进一步加重了苏区的困境，和农民的外流，自然也就加速了失败；六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以至具体领导者无法不将这个共和国所在的江西苏区视为国家领土，从而画地为牢，没办法在跟国军作战时灵活机动，利用跳到外线去，伺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七是没有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反蒋力量联合，建立统战关系，而是任其被南京政府逐个击破，最后，当地方势力被蒋征服，调转枪头，那么中共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里，中共既孤立了敌人，也孤立了自己。在如此多的历史合力作用下，中共也只有长征一条路了。
在引子中，黄道炫感慨道，历史展现虽然不会像文学作品那样罗曼蒂克、激动人心，但却可能更有益于吼人了解历史的本然进程，以从中汲取养分、获取智慧。……原初的历史和我们的认知之间，恐怕总是会存在距离，……在无限丰富的可能面前，历史研究者没有理由不谨慎和谦卑以对。感谢黄道炫，让我得以进入那个复杂到混乱的世界，得以探幽历史深处。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远比历史教科书的残酷和复杂，革命的道路也必然充满曲折和张力。而初生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央苏区，在1934年前后，就面临这样一个危急的生死关头。那一段充满挫折的革命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需要为了创造新的胜利而书写。革命历史的书写，往往成功经验总结得具体，失败经验总结得抽象。于是以往我们所熟知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最终被迫走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执行了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斗争路线。直到这本《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才为我们“理解革命”极大地丰富了斗争细节，让我们客观而冷静领略革命的残酷面相。
在全书的引子中，作者这样说道：“从历史大势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作者以史家的宽容和冷静指出，“后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许多问题，既不一定是他们的造作，也不一定为他们所独有”，其实只是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无法超越也难以突破的个体限界、历史限界和革命限界。甚至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央苏区在赣南、闽西的狭小地域内，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在国军的全力围攻下坚持一年之久，最后又能够成功战略转移退却三千多里，直至遭遇湘江战役，也许可以称作不算胜利的奇迹。尽管我也认同“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则，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行动也必然受制于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等诸多客观因素，更何况，革命是人与人之间的革命。斗争永远是此消彼长，可能最初的有利条件到最后就逐渐转化为不利因素，成功的经验往往会成为突破的束缚。
比如地理环境因素，是中央苏区革命迅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统治力量的薄弱、崇山峻岭的天然屏障、经济生产的自给自足、国民革命的群众基础，以及背靠福建、广东等与蒋介石政府貌合神离的地区，为开展革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促成了革命核心区的形成。但是，当革命如火如荼、蓬勃发展壮大之后，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第五次“围剿”采取堡垒战略开始“消耗战”后，原本就“富而不庶”的中央苏区地理空间不断被压缩，边缘地理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成为导致苏区经济政治资源全方位匮乏的瓶颈。一方面，苏区内的人口有限，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损失巨大，需要大量补充，兵源穷尽的苏区，不得已强迫扩红，党的组织动员手段也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导致陷入红军凝聚力和战斗力降低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军队激增，物资封锁，粮食紧张，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逼迫中央苏区不得以加大对辖内资源的汲取力度，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群关系，甚至导致出现了群众成规模逃跑、干部开小差等严重问题，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境。
作者以大量生动的史料和档案，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展现了那个革命年代中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心态，把我们从教科书中大写的革命理想拉出来，再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革命的艰难性，让我们身临其境去理解严峻的革命现实——综合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方面的因素，其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几乎无可避免，尽管军事斗争的胜败是中央苏区盛衰的决定性因素，但最后中央根据地的沦陷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原因。
而革命的敌人也并不愚蠢，蒋介石积极吸取了前四次“围剿”的失败教训，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总体战”思路，并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不仅要用军事力量来摧毁苏区，更加注重收揽人心、教化民众，浇灭革命的精神火种，粉碎所有的革命组织。特别是在军事战略上，一改前几次“围剿”急躁冒进的方式，而是“避其锋芒”，强调以“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的总的指导方针，特别是通过筑造严密坚固的纵深工事，大规模地使用“碉堡战术”，确保能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这一策略十分有效，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央苏区的地理空间，其核心目的，就是依托国民党政府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势，通过经济的封锁、军事的围剿、政治的宣传、基层的控制，与红军打拼资源、拼消耗、拼人力的持久战。而蒋介石的谋略最后也基本得到了实现：“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之”。
那么，就军事作战方针而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是否失败于“左倾冒险和机会主义”？客观的说，当时中央苏区的基本作战理念还是相当统一的，就是强调和坚持运动战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力量上拥有五比一的绝对优势，在进攻时又极端谨慎，使得红军难以真正实现“诱敌深入”，进行一般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袭击者的机会也随之大为减少，这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是一个新的挑战。于是，红军在像从前那样诱敌深入进行大规模运动战已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开始探索运用“短促突击”战术，这是李德较先总结出来的，这也得到了当时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认同，并进一步地阐释和付诸实践。所谓“短促突击”战术，是在无法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情况，着眼于利用支撑点的防御战吸引敌人，并在被引诱敌人的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也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实际上，作者指出，“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选择，虽然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并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展出巨大的效能”。应该说，作者的这一评价是十分客观的，毕竟在当时的现实客观条件上，只有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革命战略家，才能在游击性与流动性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时，敢于提出更加大胆的战略设想。
我相信，在最后丧失中央根据地之前，当时已经被剥夺指挥权的毛泽东，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形成过这样的战略思考：“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地，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垮台”。（见《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形成了决议：“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
本书的作者并不想简单地去评判革命的种种策略、抉择是应该或不应该，他认为这其实并无实质意义。尽管上个世纪的共产革命具有无以伦比的张力，但作者始终强调：“无论是历史具体情境下的革命实践，还是整体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终究还是要受到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制约”。这也让我对那句著名的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有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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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读后感(十)：双赢的“围剿”
1933年，经历了四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信心满满又无比谨慎地开始了与中共的新一轮较量。相比于前两次围剿中地方军的不堪重用以及后两次围剿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此次蒋介石在内外环境宽松的情况下，派出50万嫡系部队分路围剿仅有10万多兵力的中央苏区，可谓占据天时、人和。
夹缝中的机遇
伴随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的成立和1933年初中共中央由上海的迁入，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苏区已成为中共中央名副其实指挥中心。对于以开展土地革命起家的中共来说，赣南、闽西根据地地位的形成包含了许多因缘际会。正如陈诚所说，中共最初的落脚“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一时权宜之计。所谓建立根据地的远大计划，此时也许根本谈不到。继而乘着附近各县空虚，攻掠颇为得手，才发现赣南的种种优越条件，都是难得之至的。恰好进剿各军又再三失利，这才引起他们建立根据地的企图。”p77其实当我们分析苏区的形成条件后会发现，这一夹缝中带着些偶然的选择，暗含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
天时。中央苏区的形成恰逢蒋桂战争（1929）、蒋冯战争（1929）及中原大战（1930）之时，蒋介石忙于处理反蒋军阀，对于赣闽地区的红军武装无暇顾及，仅派地方部队进行围剿，在中共“诱敌深入”的战术下，1930年底到1931年5月的两次围剿均无功而返，张辉瓒还被活捉。1931年7月第三次围剿时，国民党内部正面临动荡，蒋介石顾忌拘禁胡汉民引发的宁粤冲突，同时还要应对粤桂联军和北方反蒋势力（石友三、阎锡山、冯玉祥及吉鸿昌等）的威胁，此次出兵并非单为剿共，还包含转移政治矛盾等多重目的，对共产党并未尽全力，随后日军的侵华也延缓了蒋介石进剿的步伐。
地利。从地理位置上看，江西位于苏皖、两湖之间，是长江流域上的军事枢纽省份，进可攻退可守。赣南位于赣江上游，群山环绕，非常适合游击战的开展。自洪杨之乱以来，赣南历经匪祸，人口相对稀少。山谷间形成的冲积平原，宜于耕种，作物产量能够基本满足红军入驻后自给自足的需求。江西东面的福建，国民政府一直缺乏经营，十九路军入驻后，逐渐反动，并于1933年底爆发福建事变；南面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私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西面的湖南与中央政府也是同床异梦，对苏区真正形成威胁的只有北方。
人和。从1930年至1950年间的土地调查数据中看，虽然赣南、闽西地区地主占地过多现象并不明显，但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仍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性。“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一亩。以当时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保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均均分土地，当时闽、赣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苏维埃革命以平均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生产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p34民国以来，江西饱受军阀摧残，人民对改善政治及生存条件的呼声日益强烈，贫穷更是成为“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而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与身份感也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和心理因素。
1932年底，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在朱德、周恩来的领导下，红军凭借在黄陂、草台冈两役的出色发挥，共歼敌近三个师，基本打破国民党军围剿，令蒋介石发出“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的感慨。中央苏区的夹缝之中赢得了短暂的喘息。
竭泽而渔的挣扎
四次围剿的失败令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视红军的存在。对于即将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从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从外部行动看，《塘沽协议》的签订令日军的侵略暂告一段落；对福建事变兵不血刃的镇压不仅使蒋介石成功控制福建，也使公开的反蒋活动偃旗息鼓。除南面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外，国民党派出军队实现了对中央苏区的三面包围。1933年，宋子文的欧美之行为国民党政府筹措了大量借款，并向西方国家购进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既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不断提高，其机枪与火炮的配置程度已接近现代军队的水平”。P190
从内部行动看，蒋介石1933年7月在江西庐山开办的军官训练团，有效提升了各级长官的精神意志。通过修筑碉堡与设立岗哨，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物资严重匮乏。正如蒋介石所判断的：“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于一隅，束手待毙。”国民党攻占瑞金后发现，由于食盐封锁，苏区“居民食淡过久，饥黄面瘦，殆不类人形。”p209
面对红军机动性强，擅长打游击战的特点，第五次发围剿中蒋介石坚持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并有针对性地采用碉堡战术。依托修筑的碉堡等防御工事，扎实稳妥地层层推进，“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p182，避免前四次围剿中出现的由于孤军深入导致的围歼。凭借自身强大的人力和资源优势，与中共大打消耗战，以限制中共的游击战。碉堡战术既可弥补国民党军队战斗精神的不足，同时造成武器装备落后的红军的攻坚困难。
对于国民党的围剿，红军方面总体沿用了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即“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p221并针对国民党的堡垒战术，提出“短促突击”作战方式：袭留主力于正面，利用重兵，袭击侧背，于堡垒前瓦解敌人。日后饱受批判的李德在当时也认为：“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p222但在国民党军队依托防御工事坚守不出的情况下，红军的这一战术并未收到太大效果。
从第五次围剿开始，面对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及资源补给各方面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红军虽顽强抵抗，但依旧节节败退。堡垒战术的运用成功地限制住了红军的游击战，红军辗转于国民党军队主力与堡垒之间，颇为被动。黎川、硝石两役失败后，红军已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国民党军队逼近苏区外围。1933年11月20日爆发的福建事变虽然暂时延缓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攻，但共产党与十九路军间并未进行实质有效的战略配合。红军只是在国民党军队进军福建时通过干扰其后方，截击、尾随国民党军，提供有保留的协助。随着福建事变被迅速镇压，国民党军卷土重来，红军开始遭遇更大的压力。
在外线作战节节败退的同时，苏区内部同样面临巨大的压力。正如之前提到的，苏区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四次围剿战争使苏区出现兵源告尽的情况。为应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第五次围剿，共产党迫不得已采用强行征兵入伍的方式。强行征兵导致的厌战情绪严重干扰了军队士气，红军中士兵偷逃现象屡禁不止；许多强征的士兵未经训练，上战场之后连手榴弹都不会扔，极大地降低了红军的战斗力。1932年、1933年苏区恰逢灾年，粮食产量低下，大量的征兵入伍也造成后方劳动力不足，兵力的增加更导致粮食消耗的持续增长，在国民党全面封锁的情况下，苏区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前几次围剿通过打击地主获得经济支持，也是苏区地主财产被压榨殆尽，在地主阶层并不多见的情况下，财政负担随后便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为应对第五次围剿，中共对苏区的资源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利用，在国民党的资源消耗战中，苏区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而苏区内部政治上的肃反扩大化，更为当时危机重重的形势雪上加霜。
作为“替罪羊”的李德
在中共的党史中，喜欢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归咎于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没有坚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从上文提到的国共两党形势的分析来看，在当时的情形下，面对国民党泰山压顶式的进攻，共产党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办法，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就摆在那里，换做谁也无力回天，李德更多地是作为一场必然失败的战役的“替罪羊”。
针对第五次围剿，毛泽东主张由防御式的内线作战到外线进攻，突破防御，打击敌人后方，发挥红军运动战与游击战的、优势。P225但放弃经营数年的苏区，进入到并没有多少群众基础的国民党军队后方进行作战，对中共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对于当时组织机构初步完备，群众基础雄厚，税收体系刚刚建立的苏区来说，以其为中心在外围开展反围剿活动应该说是当时最为稳妥的方式。而且从围剿初期项英率领东方军到福建作战的结果看，红军到敌人后方作战的效果并不明显，后因急于建功，陷于福建战场，反而影响了对黎川的驰援。从后期攻击国民党防守相对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的效果看，在国民党军兵力占优，防御坚固的情况下不仅很难取得突破，反而有后路被切断之虞。P230
李德日后为人诟病的另一原因是广昌保卫战中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大兵团的正面作战。但从当时的中共决策来看，广昌保卫战是得到博古、朱德、林彪、聂荣臻等中共领导层的共识的，作为进入瑞金的门户，广昌的失守将对整个中央苏区的造成严重威胁。而且从当时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层层包围挤压中，红军已经几乎没有开展游击战的余地，广昌保卫战在当时的情形下已是势所必然。广昌保卫战共进行18天，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伤亡50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达到军团总人数的近1/4。P433广昌战役为日后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如果单纯因其未进行游击战争而导致战役失败，并加以批判的话，实在有失公允。广昌战役后，红军依托坚固工事，层层坚守，进一步延缓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步伐，为主力撤退进一步争取了时间。
在红军撤退的问题上，李德也是提早有所准备。1934年3月，他曾提出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在出发前，中共中央在物质、舆论、组织等各方面均作了充分准备，作为主持撤退工作的“三人团”成员之一的李德应该是有所贡献的。1939年，李德还就长征问题作出辩解，强调：“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的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p468-469
从第五次围剿的整个过程来看，李德确实存在个人专权，实战经验不足，对发挥前线指挥员能动性不够等问题，但将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李德一人，归咎于简单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实在有悖于现实。李德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的红军指挥大权，又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迅速失去，并做了战争失败的牺牲品，这由波峰到谷底的命运转折不禁让人唏嘘。
柳暗花明的双赢
面对国民党军队层层推进的压力，中共已于1934年年中开始考虑撤离苏区，被动防御成为该时期的作战主流。P243而红军接下来的撤离方向也不言自明，面对粤方，宁方的三面包围，向西成为唯一的出路。对此国民党也早已料到，5月中旬，蒋介石便发出指示：“赣南残匪，必将西窜……”
为减轻突围阻力，中共中央与军阀陈济棠展开停火谈判，对于剿共阴奉阳违的陈济棠与中共迅速达成一致。所以在长征初期，红军迅速实现转移，与粤方开放道路直接相关，蒋介石日后在日志中指称：“粤陈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与此同时，攻占广昌后，国民党战线拉长，师劳兵疲，同时顾忌粤桂反蒋势力的威胁，进攻速度有所放缓，围剿主力进行了休整。
在围剿的最后阶段，蒋介石显示了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战略远见。在军事力量占优的情况下，蒋介石并未听从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及白崇禧、陈诚加强西路防御的建议，除象征性地要求加强构筑碉堡工事外，缺乏有效的实际行动。红军西退时，赣州地区防御空虚。结合上文李德提到的突破防线之易，红军准备充足之外，国民党未加阻拦或许更重要的原因。P473从日后披露的蒋介石该时期的日志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早已有经略西南，以作为日后抗战后方基地之意。在围剿后期，从西面为红军放开撤退的缺口，并率军追剿。一方面可以利用西南军阀自身势力对红军形成沿路打击，同时也可以剿匪之由趁机扎根西南，以作持久抗战的准备，可谓一石二鸟。正如蒋介石在1934年初日记中所说的那样：“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再当熟筹之！”
对于中共而言，虽然长征途中历经艰险，但通过战略转移，红军保留了有生力量，在榨干苏区的最后一点资源后，弃掉了这块食之无味的鸡肋，这种选择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为日后红军的发展无形之中打开了另一扇门。在陕北期间，红军远离避免了军阀封锁、日军侵略的干扰，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大地上休养生息，为日后的重新崛起奠定基石。
单从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看，无疑是国民党军队胜利，红军失败。当从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无疑是场双赢的结果。尽管当时交战的双方谁也未曾做过这样的设想，但历史就是这样的波谲云诡，看似无意的行动背后，孕育着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我们阅读历史时，既要看到历史细微处纵横交错的隐秘关联，也要看到历史广阔空间上的势所必然，对于历史的认知，我们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