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黄雀记读后感

发布时间:2023-03-31 10:57:31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一):

民族心理的深刻拷问——读苏童《黄雀记》有感

著名作家苏童在继小说《妻妾成群》《米》《碧奴》《河岸》……之后,推出了又一部长篇力作《黄雀记》。全书训戒隐忍,缕罗细节别致,无论是家族生命的倔强和衰颓,懵懂的青春形态和变态,局促的现实尴尬和纠结,都被苏童用诗性起兴开衿,把一个嚣嚣时代的芸芸众生还原得鲜活饱满,均衡严谨。

《黄雀记》是一部关于罪与罚、关于自我忏悔与救赎、灵魂的寻找与安放,关于绝望与期望的复杂故事。书名的隐喻与文本中诸多的隐喻、象征相呼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少年保润将仙女捆绑在水塔之上,但没想到最终对仙女实施强暴的却是他的朋友柳生。《黄雀记》分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三章故事情节的推进和展开,就好像那些照片与照片之间胶水粘连的痕迹,横贯于整幅壁画之上,正因条理分明,更显得生硬触目。整部小说的叙述结构亦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虽然三章是从三个人物的不一样视角叙事的,但它更侧重证明了“白小姐的夏天”所影射的当下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由www.telnote.cn整理]

如果说《河岸》写的是过去,《黄雀记》写的则是当下这个时代。作为一部写“当下”的长篇小说,《黄雀记》的故事性十分强。这个故事的引子是“照片”。保润的祖父每年执意要去香椿树街的照相馆照一张相片,这种举措引起了儿媳妇的不满,在反复争执中祖父变成一个丢了魂的人,住进了精神病院——井亭医院。在精神病院里,保润遇到了改变其人生轨迹的两个人——柳生和仙女。于是,三个人保润、仙女、柳生围绕着祖父寻找灵魂的过程上演了一系列的罪与罚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诸多隐喻的物象和情节。守信的名言

首先是“小拉”。“小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南京流行的一种舞蹈。从吉特巴演变过来的,应对面地走不如手拉手地跳,跳得充满激情,最适合表达男女之间的协调和愉悦。在《黄雀记》里,苏童让“小拉”成为一种时代的象征,给每个人物留下深刻印记。作者透过“小拉”这个象征,拷问的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每个人在这天,如何应对自己、应对历史、应对内心?这种关于民族心理的深刻拷问一向蕴含在小说里,让读者去细细体会。

其次是隐喻的书名。一提到“黄雀”,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谚语。《黄雀记》整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柳生做了保润的黄雀,但最后的黄雀是保润,抑或是其他——吉祥、完美当中总是带有某种假象?历史是只诡异的黄雀,任何人都逃不脱缘定的宿命。

当然还有超多隐喻的细节,在精神病院里的爷爷就是一种象征,他未必是真正的疯子,而是与外界的一种远离、疏离。保润、仙女、柳生,一个杀人、一个失踪、一个丢了性命,唯有祖父活得长久、活得不朽,与自己的魂灵——红脸婴孩耻婴(怒婴)安静地偎依。还有仙女手中的兔笼和最终自己成了笼中的小兔,保润的绳艺最终捆缚了自己,精神病院以及里面的的水塔、菩萨祭台,住在一二号病房的司令和郑老板……透过这些隐喻,过去与现实交织在一齐,一种个性复杂的、扭曲的人性被展现了出来。苏童作为先锋作家与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多不一样,他总是会尽可能地拓展一个人物、一个细节内在的好处,使之最终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成功人士的特点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二):

《黄雀记》读后感

1、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样繁多。

苏童有个短篇不算出名,却很有意思,讲的是儿子的脚不安定,心喜远行,他梦到父亲要把自己的脚捆起来。之后,父亲似乎真要这么做而未做。父亲过世,他看见父亲的亡灵拎着绳子说,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长篇《黄雀记》里,祖父在拍照时惊呼魂儿丢了,他四处挖魂找魂,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还是挖。此时,绳子应运而生,攥在孙子保润的手里,他绑了祖父。待绳子再度大显身手,缚住的是十五岁的“仙女”……看上去,小说潜伏着感情的可能。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伍迪·艾伦说过:“爱是答案。但是当你在等答案的时候,性会提出几个很好的问题。”保润对仙女的爱意和幻想,是朦胧的。想看电影,不顺利,想跳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小拉”,她不肯。之后,本是柳生强奸了她,但在收买之下,她让保润做了替罪羊,锒铛入狱。《黄雀记》中性提出的问题确乎“很好”,正因它足够粗暴,它的解答方式,除了粗暴,还很龌龊。

性再次发问,已是十年后,仙女回返,身份是郑老板的公关“白小姐”。之后,她和台商庞先生游欧洲,意外怀孕,他自是不爱她的。这回的答案是粗糙的。进退为难之际,她有过一闪念:把这辈子交给柳生,而他躲开了。最终,在柳生的大婚之夜,刑满释放了一段时刻的保润捅死了他。

十年,正正好,青春做伴。性给感情提的问题,身体给灵魂出的“谜语”,都没有等来完好的答案。当然,这也是灵魂在给身体、给自己出谜语,提问题。

事实上,广义的爱在小说里也是稀薄的。

小说指向或击中的东西实是不少,而若沿着笔意再往深处远处探看,你又可能不够满足。

2、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真正的黄雀,“其实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现实。”这思路,精准,宏阔。但是,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从书中很是紧要的井亭医院说起,院长姓乔,院里住着郑老板、康司令,还有祖父等等。仿佛在说,代表人物可都在了:祖父,本应颐养天年却丢了魂儿;郑老板,有钱的弄潮儿,也进了精神病院;康司令,老红军老革命老领导,在精神病院里同样占了一席;一院之长,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此设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却也透出一种简单化或符号化的倾向。具体的描述,同样值得细思量。像郑老板,他和姐姐,旗下最多时拥有二十多个洗浴中心,企业扩张,甚至买下越南两座矿山的经营权,富甲一方。一夜,郑老板闯进公安局,声称有人追杀他。“值班人员发现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两只手腕则戴满了名贵的瑞士手表,问他为什么是这副装束,他说,来不及,来不及了。打开箱子检查,里面除了几盒避孕套,都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指称杀手乔装打扮成美艳的按摩小姐,今夜就要伺机下手”。就这样,年纪轻轻,被姐姐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院中,郑老板是能够消费女色的,最嚣张时,三十位小姐来为他庆祝三十岁生日,而他的姐姐能拿着宝剑在院长办公室里逞威风。此外,乔院长让柳生在医院的水塔内为郑老板设立香火庙,请菩萨;康司令能持枪、开枪,并曾用枪指着乔院长……可怜的精神病院成了作者的实验基地,郑老板和康司令更像是被断了根、植入精神病院的奇葩景观,而不是活生生的个体。

网友吐槽,“小说中有很多情节很是别扭,还不如男一号保润打的绳结顺畅”。有记者问及,苏童坦言:“我无意再现人们眼中的现实,写实的外套下或许有一件‘表现主义’的毛衣,夸张,变形,隐喻,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只要贴合我的叙述利益,我都用了。”写实好的,表现也好的,问题就出在,“外套”和“毛衣”结合得不很融洽。《黄雀记》有一种静悄悄的野心,大的框架是现实范儿,细节和细部的刻画亦属谨严,而那些过于戏剧性的桥段,就仿佛不速之客,虽然推动了情节、增加了可看性,但终究是一种破坏性的叙事。

另有一些情节和叙事的逻辑,也欠说服力。第一页便说祖父曾自杀,就五个字,“突然活腻了”,之后,丢了魂,作者安排他不止一次赞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用意深沉而浅白,莫非社会之凶猛,真这么容易揭示?保润的母亲似乎天生狭隘,容不得祖父年年去拍照,对老公情分亦有限,最后,还放下了保润和香椿树街上的家。仙女,幼时被领养,之后被强暴,那么,她是否必定走上靠身体吃饭这条路?上述主角,无不屈从于作者的意图,少有鲜活的内心流转。小说家理想远大,手段高强,但对于笔下的人物,还是要更感同身受,更体贴入微。苏童赞赏过福楼拜的伟大,“他不光是在一个单纯的平面上写人性,另外一方面,他兼顾到了社会对一个心灵的影响。”看来,对经典的研习或感佩,与自身实践还是有些距离的。

这种期许和文本、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可能另有一些缘由。早就有人注意到宿命在苏童小说中的位置,王德威说,“苏童一辈的作者从不用心探求死亡之因此发生的动机。宿命成了最好的借口”“但就算是最具有‘时代好处’的题材,也常在他笔下化为轻颦浅叹,转瞬如烟而逝。”如果说,王德威的评析,包含着对同辈尤其是先锋作家创作特点的思考,那么,葛红兵则以鲁迅等启蒙作家为参照,认为鲁迅写人物命运是注重社会原因的(有时也值得检讨),“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带给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整体上,两个评论家颇为欣赏苏童,但他们都轻轻地点到了同一个弱项。当然,我丝毫不否认宿命是一个强力的存在,体现了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根本性欠缺和走向,也促生了包括苏童小说在内的众多优秀作品,但是,在宿命之外还有看不见的手,尤其是在时代的发展空前汹涌诡异之际,对社会性因素的捕捉和处理,就尤为考验作者的思想力,以及叙事功夫。

也不是说社会因素介入了就行,而是要和叙事打成一片,并有所“焕发”。比如,香椿树街开了时髦服装店,河里漂着工业油污,上部提及邓丽君、朱明瑛和程琳,下部写到田震、那英和王菲,都更像是符号性的点缀,未能很有效地参与叙事、提升叙事。

3、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小说里,关于谁是强奸犯的真相是被遮蔽的,纵是受害的一方,也不曾誓死捍卫名誉与自由。同时,也看不到真正的怜悯。强奸者柳生,没有真心悔过,也没有得到安宁;担负莫须有罪名的保润,决计复仇,一再延宕,到底还是出了手,等待他的是法律的惩罚;没有宽恕,没有解脱……这是另一种“活着”:一边互相伤害,一边苟且偷生,带有伤害的苟活,带有苟活的伤害。人们忍着受着,人们以暴制暴,传统的道德,现代的法制,统统乏力。抑或,这正是它们发挥作用后的结果。

在此间,信仰也是混沌的,有人似乎笃信基督教,有人在想上帝和菩萨谁大,有人就知道巴结财神爷……这曾是一个最讲究人与人关联(仁)的国度,如今却不知该如何与别人相处,又如何与自己的历史相处,现世不得安生,未来不得而知。

苏童把一个问号,打在了新生儿奇异的红脸上。祖父丢了魂儿;父辈要么无能,要么自私;三个青年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施害方,他们的青春被撕毁;徒有“怒婴”,依偎在似乎长生不老的祖父怀里,其母可能明天回来,可能永远不再回来……几乎所有人都是失败的,败给了原始的本能和现实的欲念。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此刻,我仿佛也看到有个亡灵拎着绳子,说起宿命,说起遗憾。于是,不禁联想到里尔克的诗行:

我们与之搏斗的,何等渺小,

与我们搏斗的,大而无形。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三):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较量,好像一向都有——比立意、比销量、比影响、比受众、比成功,在眼下的语境里,最后比的还是哪个更功名成就。因此,先不管话题是否有逻辑、是否有可探讨的空间,单就任何论题而言,放置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环境里,都难免乱成一片狼藉。

按照某种社会价值观来说,会营销的郭敬明和获奖的莫言自然能够拿来比较,二人谁更成功,便成了一桩可探讨的话题,可这种话题本身的荒诞和无知正好对应了这个蠢相外露的时代。拉郭敬明和莫言出来,哪个更有销量,哪位更是成功人士,这种虚妄的比较只能诞生在盲目而急功近利的国度吧。

对成功的解读当然不仅仅限于获奖的莫言和畅销的郭敬明,还有看上去在地位和销量上都属“掌权派”的余华、苏童等。有人会因作家过多摄入现实生活,而批判其浮皮潦草地被现实玷污,但苏童当然知道现实的力量以及如何摆脱现实的困窘,他在新作《黄雀记》中写道:“风一吹,旧社会的桂花与竹子在摇曳,新社会的花草和蔬菜在摇曳,他们在一齐,正好是历史在摇曳。”如此动人地撇清了历史与此刻进行时的勾连,也使一个小说家拥有了就应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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