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上下新校本）》是一本由钱穆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38.00元，页数：9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史大纲（上下新校本）》读后感(一)：中华守望者
宾四先生一生为中华招魂厥功甚伟，徐复观等人以专著批驳他的观点，可民国耆旧从无一人如宾四先生守望中华文脉近百年，以纯粹中华之学术点亮中华文明之孤灯。《国史大纲》成于倭奴犯华间，抱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册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
《国史大纲（上下新校本）》读后感(二)：中华守望者
宾四先生一生为中华招魂厥功甚伟，徐复观等人以专著批驳他的观点，可民国耆旧从无一人如宾四先生守望中华文脉近百年，以纯粹中华之学术点亮中华文明之孤灯。《国史大纲》成于倭奴犯华间，抱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册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
《国史大纲（上下新校本）》读后感(三)：略读国史大纲
原本只是抱着对老先生的崇拜去读的这本书，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后，又抱起这本厚厚的大部头开始啃，也许是电子书看得多了，对于竖排繁体字看的时候不太适应，总是容易看差行。钱穆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严谨的治史者，他更是一位走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文人，没有对自己民族和国家最真挚的情感，是不可能成为历史大家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以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这段话对于每个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不陌生，开篇便是当头棒喝，给予了当时处在迷茫的青年学子以启迪，这本书原本是作为大学教科书编写的，民国时候的那一代青年，便是日后在中国大地上挥斥方遒，抵抗外辱的那群人。百年的屈辱史中，他们正如天上璀璨的群星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了解历史，发展祖国。现在的我们在重新读起这本书的时候，更是有另一种不同的感觉。拿起现在的教科书，与其对比，《国史大纲》显得是那么生动，不呆板不做作。作为老先生治学的代表作之一，也体现了他的治学思想和理念。
《国史大纲（上下新校本）》读后感(四)：温情与敬意
我是一个对本族历史、对人类历史有着天然好奇的人。一有时间，我就会找一些通史、断代史著作来读一读。前些年，读书不问出处，拿过来就读。后来，慢慢知道了钱穆先生，一心仰慕。
这套书应该是我去年买回家的，杂事繁琐，偶尔心力不足，一直未能尽情拜读。前日取出，见老师首先在卷首申明，一个自认为自己的智识水平在中等线以上的国民，应该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最重要的是，略有所知完全不够，还应该对本国历史怀着一种“温情与敬意”，而不是抱着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认为目前我们已经站在历史的最高点，可以对过去一概否定，并且将目前之种种罪恶与弱点，就归罪于古人。——这是多么令人拍案赞叹的观点啊！历史学家，一方面的工作是记录、陈述史实，另一方面，难道不应该有着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思考与判断吗？最重要的是，我们小时候所被灌输的“社会形态进化论”，在钱穆老师这里被否定。其实，那时候，我也是非常怀疑其“科学性”的。
不读史不足以明鉴，然而，读史有时候又是沉痛的。尤其是如我这般对历史天然就怀着“温情与敬意”的脆弱之人。这样智慧、坚韧、宽厚的华夏民族呵，曾经多么灿烂光辉，文明之光足以照耀于天地之间。却也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呵，生息繁衍于复杂广袤的大陆上，于是两千多年以来，各地各族之间分分合合、战乱频仍，令人于辉煌中见其悲壮。
元代和清代的异族统治悲剧，在先生的著作中更见其详细。想到近代日本对我们国家的侵略，吓出冷汗。要不是吗，美国那两颗原子弹，华夏民族是不是将再一次沦为异族铁蹄下的牺牲品呢？
先生在著作中三番五次的强调，站在对历史完全否定的态度上的革命，只是农民的野蛮行为，无法长治久安。莫不是一语成谶呵！润芝先生所行之道，正是钱先生所担心的局面啊！
不细堪秦汉唐宋，不能体味当世之时下层黔首的悲剧境遇啊！惊人的贫富差距，同样的物价和房价，贫富差距分明就是富人对穷人赤裸裸的剥削啊！付出就真的收获吗？哪怕仅仅对于经济收入而言，也完全沦为一则笑话。冗繁的行政机构，逢官必贪的行政理念，买地敛财的地方政府，制造出一个特殊的富裕阶级“拆迁户”……乱象丛生。而愚人的教育体制更从根本上毁灭了民族的未来。先生所谓之“士人的精神”、“民族的灵魂”，荡然不复如屠城。
我也有我的中国梦呵，愿我们的民族重新成为一个有灵魂的民族。
中国史，我最心念于宋史。拍遍栏杆的稼轩啊，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放翁，臣子恨终未雪的岳飞啊，凄凄惨惨戚戚的易安……勉强于战乱割据中建国的大宋，似乎从一开始就一步步走向悲剧命运。文人治国，士子之才情与觉悟，功与过，都是为家为国。谁料到靖康难，皇室迁。难以想象钦宗身陷异族为虏，泣于臣子马前，求归家为太史。而赵构为保偏安皇位，忍弃父兄于贼地，更竟杀岳飞、毁忠臣。宋词的悲情与惆怅，曾经的我们，读懂了几分呢？！
（暂笔记于此，未整理。）
《国史大纲（上下新校本）》读后感(五)：进退之间：中国古代宗教比较——《国史大纲》阅读笔记
从未正规涉猎国学，却从这部历史书里有所学习。Mark一些学习笔记：
中国古代宗教以皇帝为“天子”，为上天与人世之间的仲介，皇帝能尽此责任，就是圣君。这一点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古代文化非常接近，比如说埃及的法老。
正好在读一本Mark Lilla写的《夭折的上帝》，里面对早期人类的这种近乎本能的思考有这样的讨论：为什么有些宗教信仰被转化成了有关政治生活的教旨？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看成是一个有意图的人，而宇宙秩序就是那些意图的结果，那么神的意图就是一种积极的意志，而非沉默的结果。政治就此掺和进来——政治生活围绕着关于权力的讨论：谁可以合法地行使权力去支配别人？出于什么目的？在怎样的条件下？
然而神对于中国人而言后来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可能与儒家的兴起和长期统治有关。儒家注重“人道”，而非“神道”，因为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的地上王国，统治于圣君之下，推行一种圣贤政治，以道德理论教化人民（sounds quite familiar）。对于个人而言，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大众谋现实，不为个体营虚求。人生理想，唯在此生此世。
相对于儒家的“教化”，道家则主张“不教”，他们的理想是“小国寡民”（这点在今天看来太反自然，因为民乃人，人乃动物，动物乃以繁殖为目的，如何可以始终保持“寡民”呢？），不愿有团体和社会的压迫（与西方社会六、七十年代一些乌托邦团体的实验社会有相同的诉求），不乐于为团体社会作个人牺牲。所谓“鱼相忘于江湖”，其理想社会，正如江湖，群鱼自得其乐，丝毫无束缚。既然无求于社会，则一切需自给自足，即不可能，于是幻想做“吸风饮露”的仙人。
于是中国古代文人，于盛世则追求儒家的大众人文业绩，如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于乱世则转向道家的私人修行解脱，如东晋士族从“经学世家”转而追逐庄老，只求“致性逸情”，不用世事。比如著名的东晋头牌知识分子大V王羲之，早年追求文学书法，晚年就喜欢跟着一帮道士到处寻丹访药，而他的好儿子王徽之也以一个浪漫的“雪夜访友”的故事立下flag：某夜王先生忽然来了兴致要去看一个朋友，于是不顾大雪，打了一艘船上路，等到天明到了朋友家附近，觉得意兴已尽，也不上楼了，直接掉头返回自己家里。
除了儒和道，后来又来了佛。
佛教从东汉末传入中国，于南朝开始兴盛。与儒家“融个我入大群体”的思想相反，佛教要“脱离大群体而完成自我”。小乘时期，强调轮回果报，与中国世俗祭祀阴阳巫道有相通之处；大乘时期，强调世界虚实，名相有无的哲理思辨，与中国的老庄玄学有相通之处。而天台、华严、禅宗则重视自我教育，人生修养。
而中国古代各朝代对于佛教的态度也是多有反复。南朝梁武帝崇佛，于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清代人考据，当时南梁境内有两千八百多座寺庙，单是都城建康（南京）就有超过七百座。
但是从南北朝的北周以降，却有三次著名的毁佛运动。主要是统治阶级发现大批民众信佛以后，要么入寺为僧，导致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同时民众把大量钱财捐到寺庙，令得国家的财政受到影响。比如北齐时代就有人说“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国之为给不充”。到了北周武帝，认为“六经儒教，弘政术；礼仪忠孝，于世有益；佛教费财，并宜罢之”。于是倒佛：“八州寺庙出四万（僧人），三方释子，减三百万（信徒）。皆复军民，归还遍户”。到唐武宗时期“恶僧尼耗蛀天下”，毁寺四千六百，归俗僧尼二十六万。
……
如今的中国人，又当如何选择呢？貌似具有大量“机构”的佛教如今在民间的势头最强，道教始终不成气候，而儒家虽然最具有文化的亲切感，虽然最适合支持中国式的政治统治，然苦于意识形态之限，无法堂而皇之地回归，又会走向何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