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大多数》是一本由朱大可著作，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56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孤独的大多数》读后感(一)：独白
有一句：2005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一年。一方面是学术掮客大肆推销儒家经典，一方面是大众媒体炒作文化呕像，这种尖锐的对比，显示了文化价值体系的严重分裂。
作者这里指的是百家讲坛和芙蓉姐姐、全部超女还有众多丑角，一针见血的把中国文化的两个发展方向指了出来，虽然行文足够收敛，却也能从整体气场中感受到作者对这类人的鄙薄和蔑视。
文中不乏亮点和犀利的语言，功力深厚，针砭时弊。也有新概念和词汇的创制和解构，如果你喜欢韩寒或者冯唐的话，不妨拿起这本书读上两段。
孤独是一个人的盛宴。
《孤独的大多数》读后感(二)：冰冷和理性
朱大可的笔下，少有温情，多是冷冰冰的观察，理性的分析，文化如同华丽长袍下的蚤子，无所遁形。这本文化观察，让人看得绝望，但又得承认，他所说的有道理，毕竟不是全无凭据。
他只不过是把遮盖住的东西给揭示出来，也并不是没有指出文化解救的路径，是绝望中犹存希望，只是，看这样的书，还是觉得沉重，即使是像郑念那样的被推崇着，也因为郑念的悲剧性，还是会觉得沉重，《上海生死书》似乎仍不是大范围引进的书，能看到线索，却看不到更多，有种窒息般的难过。
孤独的真的是大多数吗？感觉上，仍然只是少数而已。大多数人们，依旧是在醉生梦死之中。
《孤独的大多数》读后感(三)：批判多了感觉就是为了愤青而批判
看前半部分时觉得不错，中国的现状真是可悲，举双手赞同！但是看着看着累了，中国现状有那么差，虽然是挺差。看到《中国书法的哲学对抗》那一章节，真的看着累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纯粹的大家的爱好比如书法一定要扯出那么多的意义！有意义才显得书法有价值吗。和一个出了一本字帖的人扯淡，她写书法才不会深究有那么多哲学意义。朱就是为了扯意义而对各种事情议论一番。尤其part5扯时代风尚志，完全介绍一些和本书题目无关的，就他的一些普通的扯淡文章而已。
懒得写了，总之一般。
《孤独的大多数》读后感(四)：不要成为贩售“孤独”的典型
（已越来不喜长篇的自我圆说。）
1.点到为止的时评文，大多观点不是很新。
2.看时评可能更多的是为早已出现的理论或观点寻求证据，美其名曰——关注现实，但其实从中所得绝大多只是关于现代的知识而已。
3.当然为了书能好卖，冠上“孤独”之名是好贩售的。
4.作为写作者，千万不要低估读者的智商，要尽量想到那些最为挑剔的读者。以前有读到过某些哲学家在书写中其实就已考虑到了各种随之而来的评论。
：现在写时评文章其实远不似写些学院派八股那般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有相当的撰稿人还是会有很大压力的，毕竟现在的读者远远比不思进取的写作者（不是指本书作者）成长的更快。
其实，在现在还算比较开放的文化媒介中，百姓的知识是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着，而多数时候是快到连上面政策的改变都来不及修改，当然好的坏的就都一齐来了。但作为写作者他所占的优势（假如还有优势的话）不应单是那“垄断”的知识，而更多是希望他比读者更多一点点智慧。
《孤独的大多数》读后感(五)：什年代
记得看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中的《遥远的绝响》时，余秋雨说：“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我对此一直印象深刻，而且觉得当代，就是一个后英雄时代，除去五四时期的一些大家，实在再难发现什么伟大独特的文人。看完这本书，写到的就是这个，朱大可批评的很多现象，在我看来，无不体现出，我们处在一个后英雄时代。
《兄弟》的“后记”中，余华这样写道：“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所以，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可避免的会谈文革。记得有人说过，2000年，是很多人暴富的年代，那2000到2010年这十年呢，估计是信息，文化大爆炸的时代吧，正如代序的题目——向不可捉摸的“什年代”致敬。
《孤独的大多数》读后感(六)：行走的独白
行走的独白
——行走，以便必要时可以步入歧途。
我们被严肃地告知：我们的身体机能正在发生着惊人的退化。一部叫做《机器人瓦力》的好莱坞动画片，预言了当代人的奋斗目标——一颗硕大的头颅镶嵌在比它更大的肚子上，其余各部分都已退化成了可有可无的盲肠——机器“瓦”走了人类的“力”，人类颓变成了肌无力。
这无疑是一幕惨不忍睹的画面。它意味着：当我们试图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两颗巨大的肉球，除非施加一个制动力——这个机器可以做到，否则仅凭自身，我们将无法滚动起来。这就是技术机器时代赐予每个人的悲惨礼物。我们未经反思——我们还来不及反思，就变成了行动的瘫者，一劳永逸地瘫痪在了文明的现场。人成了机器的附庸。机器，超越了此前的纯洁动机，一跃而晋升为人的本质。
环顾四周，我们将发现人类身体机能的退化已经变得势不可挡。小胖哥，大肚腩，皮包骨，刀削面…这些新鲜名词的火热出炉正前所未有地充斥着人们的日常视线——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和病态美学的推波助澜，滋长着全民腐败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聪明的人类摇身一变，成了坐以待毙的动物。在不可控制的外力作用下，我们只能束手就擒。基本上，我们已丧失了深刻的本能。但我们还未丧失那最初级的本能——反射的本能——也就是蛆虫得以蠕动的那种本能。譬如说，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吃着地沟油，喝着三聚氰胺，品着好看的苏丹红，做着美妙的春秋梦，看着七拼八凑的真假难辨的新闻，无关痛痒地关注着世界各地的血雨腥风…在这些丰盛美味的不断刺激下，我们日渐麻木不仁，所以我们百毒不侵。我们已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只剩下制动机器般的反应——迅速、快捷、稍纵即逝、猝不及防…
这一切后果，可说是人类丧失了行走能力之后发生的多米诺骨效应。没有思考，没有建筑在行走之上的思考——脑瘫是可能的，脑残也是可能的。但人毕竟不是畜生，活着也并非不需要思想。
思，是土地（田）与心灵的永久契约。但人与土地的分离造成了存在与思的阻隔。他被赤裸裸地卷入了纯粹物性的博大江河。这是人全部堕落的开始。自此以后，他就一头扎进了看不到尽头的漫漫长夜。
流行着一种务实主义的行走——大学生的行走。作为焦灼时代的产物，为着某种进军城市的狂热梦想，他们匆匆割断存在的脐带，从自己的家乡出逃，马不停蹄地投身于都市文明的怀抱。这是改善境遇的使命，对此不应有任何责备。还有一种半路夭折的行走，恰当的名字叫做迷失。为了改善某种不堪忍受的窘迫境遇，从自己的本质出逃，永不回头地迷失于车水马龙的世界之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生命经历过残酷的迷失，他（她）们最终也许将寻回自己。迷失，就是被迫在生存的垂死挣扎中遵从“交易”的严酷逻辑。
现代人——因着某种不甘寂寞的飞升梦想——离开土地太久了。当他们像鸟类一样以占有微不足道的空间而自鸣得意时，他就有足够的理由以类似于“鸟人”的反叛姿态来显示对大地的无限轻蔑。有一类最深切的迷失者，他们生活在一个彻底人造的非人世界中，摒弃了对于自然和人性的一切美好幻想——这里是机器人诞生的可怖温床。
行者，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弥合着土地与人的分裂。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行走，是为了某天可以终止踉跄的脚步。我认为这是乐观主义的自我安慰。行走，只有一个目标，它的终点就是坟墓——此前并无任何出路。
某种意义上，独行才是行走的本质。呱呱落地，每个人孤独地站在“道”上。他要么行走，要么等死。“道”赋予他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他必须自己选择。所有的真理都将在行走中捡拾、分辨、探查、掌握、咀嚼、吞食、消化、弃绝。那些声称自己发现了绝对真理的人，他们要不是性格执拗的狂妄自大，就是一叶障目的愚昧无知。对此只应有一个建议：朋友，行走吧！
行走，不是在都市文明的踢台上表演的那种。行走——在田间，在地头，在旷野，在森林，在崎岖的小路，在宽阔的大道，在缄默无言的雪山，在寂无人声的荒原，在电闪雷鸣的雨夜，在野兽出没的边界，在霜雪晶莹的极地，在阳光普照的天地间…
千里之行，死于足下——这是需要行者加以注意和防范的。除此之外，行走的好处自不待言。行走是生命的本质——它散发着原型之美和力的光辉。行者应当径自负荷一颗反叛的头颅，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行走强健了我们的肉身，放松了疲惫不堪的灵魂。行走是脚对大地的丈量。行走是大地对脚的按摩。行走是打破僵局的挑衅。行走是逃身禁锢的密令。行走是背负光线的搜寻。行走是旷世孤独的身影。行走吧！朋友。行走为存在提供了诸多机会，开辟着未来的伟大道路。几千年来，这些似乎是偶然的机会成就了无数人独特的一生。当他们到达死亡的边缘，回首往事，必然性解释了他们的命运。
《孤独的大多数》读后感(七)：孤独的公知们
读完此书，感到身心交瘁，大脑却一片空白。似乎全都明白，又恍如一无所知。莫非是为避免被公知们的“语法”弄得神魂颠倒而持续的抗争太过疲倦？也许是这样。然而，我的最终幸存则证明了我“独立思考”的胜利。
当代中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他们是社会的批评家，因而常常抨击社会上现有的不合理，目的是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以相信他们有一个好的初衷为底线，来表达我对他们的不满。
第一，我不喜欢他们的叙事风格。他们自己承认“眼泪”文学如何如何，事实上却在塑造人物方面善于营造强烈的悲情气氛。基本模式如下：某某人，现在很少被提起，或现在不为人知，或早死了，反正是个小人物，曾经在某个时间十分辉煌，或是有才华，或是很幸福，突然，掐好了时间线以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对应，因故发生转折，从而开始走下坡路，至今充斥着对美好过去的怀念，最后将其归因于那个历史事件。当然不一定是人，也可能是物，不过，总之是与这逻辑差不了很远。再佐以哀叹忧愁绝望的文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一篇现实主义批判性大作。然后，我发现我也可以构思这样一篇文章了。我可以说我跟人为了观念上的不同而起争执时不小心咬破了自己的舌头，剧痛难忍，然后煽情一番。如果我稍稍有点名气，想必会有许多人来关心我。然后我就怒骂道这是体制问题，我有理由对抗这个体制。公知们对抨击体制的热爱有道理否？这本文集在我看来是一本主要讨论文化的书（且我希望如此），其在讨论文化危机的时候往往牵扯体制。我不反对文化和体制有着相互作用的可能，但现在文化与体制之间的作用关系尚不明确，而作者信心满满地说要拯救文化就必须先改变体制是否又过于自信？好在本书作者比起某类人有良心多了，仍然坚持理性分析（虽然我不全信），至少尊重事实。不过后者对社会造成了更多不良影响，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讲到。
第二，我不喜欢他们特殊的一套“语法”。我很惧怕公知们谈“自由”“民主”。不是说我畏惧“人类普世价值”的力量，而是这常常意味着无理取闹的开始。因为“人类普世价值”是一个对话的前提，被定义为被人们普遍所接受的价值，否则我不可能有机会与我的对手对话，因此它在逻辑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辩论中企图动摇它就等于搬石砸脚。而问题在于，“人类普世价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从来就没有被完全充分地讨论过，辩论中往往双方定义不同，又各自讲不清楚，导致一连串的麻烦事。不过我总算是弄明白了，“自由”多数是“西式自由”，“民主”又多是“西式民主”。所以每当有人问我“自由”“民主”又实现的可能否，我都不说清楚。这不是用“国情”“现状”就能搪塞过去的。
第三，我不喜欢他们只破不立的内容。尽管我的政见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不同，但我相信，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都期待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建造这样一个未来确乎是要以对现状的破坏为前提的。但是，受其叙事风格的影响，为了营造回味深长、发人深省的效果，他们往往把“立”的步骤省略了。回顾某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旧的去了新的不来导致的后果是令人失望的。而这些煽动性极强的文字，正潜伏着让青年朋友们重蹈他人甚至是自己覆辙的可能。同时，正由于所谓“独立思考”的缺失，一大批“伪公知”们被培养起来，从事着网络暴民的行为。他们不需要思考，他们不需要真相。他们的信念只是求异心态的爆发，新鲜感造就了他们智力上认知上的优越感与自信心。这对社会无益。在这一方面，其实本书作者做的确实还挺不错的，因为有深厚功底的支撑，他至少对于一些问题给出了“立”的意见，虽然有些我还是不认同，比如作者自己也说：“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屹立在答案面前的反叛”。但是，我认为作者的“立”才是“独立思考”的最终表现，这是网络上某些中毒者最欠缺的。公知们喜用“良心”一词，我倒是要将“良心”颁发给那些真正为社会作贡献的实干家们。
第四，我不喜欢他们的逻辑。与叙事风格不同，他们的逻辑是硬伤。一些不甚可靠的东西叠加起来居然会被认为是可靠的结论。从逻辑上讲，如果A像B，B像C，C像D，那么A是有可能像D，但是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谁也不敢乱说了。可是公知们却硬生生地把“膜建筑”与“集权”联系起来，更别提“光线”和“政治乌托邦”了。选择事实，谁都能做到。
第五，也是目前所想到的最后一点，我与他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各种观不都相同。我认为这是合理且可接受的。这里我想着重点出两个我目前与作者意见不一处，一是对“娱乐”的看法，二是对“真相”是否有必要全部澄清的观点。作者说“娱乐应当被限定在自身的领域”，而我主张在一定的条件（极权主义不可行）之下全面娱乐化。“真相”的全清可能不会是好事，其对文化的作用可能不如作者想像的那么大。我这么想可能是受我文化可能先影响于体制的观点影响。（这第二点我如今看来需要保留意见了。）
作为总结，我认为公知们的进步意义应当被肯定，但他们做的不是最好的。我们现在需要来自非“精英”群体的理性独立声音。不过很可惜，我尚不能给出自己的“立”的方案。真正变革的力量仍在未来，而我现在已经瞥见了他们破碎的影子。
《孤独的大多数》读后感(八)：孤独，也是文化的一种力量
孤独，也是文化的一种力量
——读朱大可的《孤独的大多数》
■禾刀
长期以来，作为文化观察者也是批评者的朱大可，就像一位始终站在文化河流岸边的旁观者，任凭河流喧哗，始终以自己冷峻的目光与独立的判断力，洞察着眼前奔涌的一切。
朱大可的文字细腻而又清澈，尖锐之中不失幽默。品读朱大可的书，就像是对面坐着一位温和而又富含哲理学识的老师，步步深入，入木三分，原本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经他抽丝剥茧，顿生醍醐灌顶之感，比如这本由朱大可近年文字积累而成的《孤独的大多数》，其涉猎题极其广泛，除了常见的文学、电影、文化现象、建筑、历史、地理等，甚至还对板画、蜡像、摄影也有独到见解。
批评就是最好的呵护
1985年，年仅28岁的朱大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文艺批评研讨会。尽管名家云集，但这位在批评界未脱“稚气”的后生，以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令国内文学批评界刮目相看。第二年，朱大可再度出手，这次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当年红极一时的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几乎复制了前一年的成功——那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国内文化批评树立了不避锋芒的敢言新风。
本书中的朱大可，冷静地撷取了近年来社会上屡见不鲜、颇为一些人推崇的洗脚、下跪、磕头等现象。就在最近的6月3日，洛阳建中实验学校“250多名中小学生一手托起父亲或母亲的脚，一手掬起清水，轻搓慢洗，孩子们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全场的家长动容，激动得掉泪”。而洗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据称也是中国人创造的。2011年1月，台湾屏东举办“为妈妈洗脚”活动，计有3724位母亲同时被洗，其场面尉为壮观。
当国人一次次被这样的壮观“孝”道场面所感动时，朱大可却剑走偏锋，直陈国人的“孝道传统表演甚于实绩”。此言并非靠出位博人眼球，就是被一些媒体一些人满以为是中华孝道文化精髓的“洗脚热”，调查却显示，实际并不受学生的推崇。历史上也曾有过多次类似表演，比如民国二十五年，山西某地300名守寡贞妇，就曾集体向婆婆磕头，发毒誓效忠亡夫。而地方官绅事后还大立贞操牌坊，以表彰那些烈妇的壮举。事实表明，除了物是人非，但在洗脚、下跪、磕头这些所谓的“孝”道表现形式上，我们并不比古人进步多少——我们对封建的许多批判，原来仅仅基于流逝的光阴，而非文化本身的糟粕。
朱大可的批评向来不避锋芒，但并非“对事不对人”，只批评现象而不涉及个人，除了前面讲到对谢晋导演作品的严厉批评，在本书中，朱大可先后又批了中外数位“大腕”——王朔、张爱玲、索尔任尼琴。
在朱大可看来，王朔作品中的“反讽最初是对国家话语的一种戏仿”，“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对于社会兴盛的“张爱玲热”，朱大可称“张受玲本人的‘裸体’出演，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当无数国人大赞有着“俄罗斯良心”之称的索尔仁尼琴时，朱大可却以自己锐利的笔触，将“索老”的人生切割为两段，前段作为文化斗士，精品迭出；后段则深陷于“独裁”文化的瓶颈，所以他只能看到这位文化巨匠的婆娑背影。
正是因为这些独具慧眼且“不依不饶”的批评，读者从中颇受启发，文化也因此洗却表象的铅华，回归本真。批评虽是一种艺术，但批评也并非为了批评而批评，关键要将自己置身于文化发展现场，参透文化规律，批评才能生发出应有的驱动力，这当是朱大可在字里行间中努力呈现的文化批评观。
文化发展须去伪存真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伪文化”漫天飞舞的时代，这种由种种烦燥与浮华构织的虚假繁荣图景，除了给公众以浅层的愉悦，甚至满足公众的窥私欲外，精神不可能得到质的提升，反倒可能愈加堕落迷茫，至而沉缅于纸醉金迷的物质狂欢中无以自拔。
“为了满足文化之胃的渴望，大量文化产品被加速制造出来，其间饱含着注水、造假到使毒等繁杂工艺”，就“伪文化”的虚假繁荣，朱大可着重列举了网络文学的简单堆砌。一些网络作家的码字速度已经从每天3000字迅速攀升至数万字。在此背后，图书出版物多得无以计数，电影产量更是连刷新高，去年底据称达到791部，不过绝大部分国产片的粗制滥造，已经引发观众对国产片整个群体的坚决唾弃，使得像《钢的琴》和《杀生》这样的用心之作，反倒为人习惯性的忽略。
去伪，无疑是当前文化健康发展首先须直面的问题。朱大可笔下的“伪文化”很多，除了粗制滥造的网络文学，本书还主要收录了形形色色的“国学大师”，鱼目混珠的文物鉴定，身披不值一戳文化假外衣的所谓“茅台酒文化”。
朱大可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撕掉那些所谓大师的廉价外衣，另一方面同时列举，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杜维明堪称新儒学大师，星云法师堪称新佛学大师，殷海光堪称新自己主义大师——他们无疑是内地致力成长为大师者的样板。就文物鉴定中的乱象，朱大可极其罕见地直陈具体建议，这在他的批评中颇为少见，或证他对文化管治无方的痛彻之至。在这些去伪批判中，朱大可对“茅台酒文化”的华丽外衣剥得最为干净。茅台酒向来宣传参加万国博览会摔酒瓶造奇香的美妙桥段，却经不住朱大可三枪两剑，已然千疮百孔。朱大可并不罢休，进一步指出，国人眼里的天价茅台酒，实际上“每市斤酿造原料仅需2.4斤高梁和2.6斤小麦”，甚至很难被追求含蓄风格的西方人所接纳。
有破就有立，去伪是为了更好地存真。怎样传承中华文化，这是个庞大的命题，因为是“章回体”文章，所以朱大可只能就事论事地置评。就汉字而言，他认为回归并顺应汉字的本来发展规律，这是文化复苏的第一步。具体来说，就是对一些科学合理的简化汉字予以保留，同时引入繁体字文化，毕竟繁体字更有效地继承了汉字的博大精深。
同时，朱大可认为，文化要想不忘本，就有必要抢救残存的历史记忆，让历史的宏音能够久久回荡。一直以来，我们对于记忆性的历史重视不够。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经过多年努力，该校被誉为口述历史中心，如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顾维钧、何廉、蒋廷黻等口述自传便出自该校，而去年在国内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实录，同样源自这所大学。
稍感欣慰的是，口述历史逐渐得到了社会的重视，一些人主动加入到抢救保护之中。2002年前后，“崔永元开始收集口述历史，十年间已收录了6大领域、约4000人左右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及图片、实物等”。
保存记忆的另一个维度便是影像，即照片和纪录片。在朱大可看来，这种保存并不是简单的记忆，而必须区别于体制规范，本着尊重事物本真的原则，用光影艺术留下今天这些即将走进历史的现状。中国电影先驱孙明经，当年就用自己手中的摄影机和照相机，以“游历”方式，拍摄了大量十分有价值的影像资料，至今弥足珍贵。
文化的忏悔与反思
在本书中，朱大可着重就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事情肇始于2010年，1966年时北京外国语学校的8名红卫兵学生，向那时被他们“斗争”的该校老师程璧陈书道歉。许多人会把“文革”看成政治事件，将自己被释放的“恶”全部归咎于体制的驱动。体制力量当然应当正视，但永远无法取代个人道德的自警自醒直至自律，借口制度，实际上也是努力掩盖自己道德的阴暗与力量的卑微，同时也折射我们社会忏悔机制的高度稀缺。
二战期间曾给中国酿下了巨大灾难的日本，至今不愿正视事实，不愿公开作出忏悔。正是因为这种忏悔机制的缺失，今天的日本虽然经济力量足够强大，但在国际舞台上，他们对二战的回避态度，与德国的坦然诚恳忏悔形成鲜明对比，正因此，日本只能偏居东亚一偶，始终难以赢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与尊重。
忏悔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这里，朱大可极为推崇几位前人的“忏悔”路径：“忏悔——道歉——批判”。从这一路径中可以看到，忏悔并不是简单的自我认知，还包括对错误事实的坚决纠正，从心灵深处的彻底反省，直至形成强大的向外纠错力量。简而言之，只有真正的忏悔，才能完成自我精神的真正救赎。
强调忏悔，是因为这种文化里包含着正视历史特别是过错的巨大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可以驱使我们勇于改正自己的过错。其实，在我们忏悔与道歉的同时，本身又代表着一种批判力量，只不过这种批判力量首先需拿我们自己开刀。忏悔既包含内在自身层面的自我反省，也包含外在的对他体的客观认识与批判，在两种形态中，前者是因，后者是果，真正认识了自己，才可能以批判的眼光，认识认清并自觉呵护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至少在当前，忏悔文化的高度稀缺，既阻碍了文化的健康发展，还使得一些“伪文化”大行其道而不知羞耻。这些现象的长期在位，既证明文化体系本身忏悔文化的缺失，也折射整个社会忏悔文化力量的微弱。如果我们都有忏悔之心，我们就会萌生出更多直面缺点和错误的社会责任感，就会努力去抵制去批评形形色色的“伪文化”，就会从道义上去批判那些违悖社会公德的现象。
文化，需要一些孤独。这种不受物欲所诱的孤独，可以使我们的心灵与精神不至被形形色色的欲望所俘获，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有助于抵达事物本真的忏悔机制，才可能在忏悔文化的“洗礼”下，涤荡心灵，至而沐浴文化对精神的滋养。
其实，孤独本来就是文化的一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