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心理压力是身体疼痛主因 据新华社报道，德国美因茨大学医院主治医生拉尔夫·尼克尔10月24日在德国心理治疗医学协会第11届年会上说，经常感到疼痛不适的人当中，一般说来有30%至50%是由于承受过大精神压力所导致，体内并没有器质性病变。专家解释说，人们一般认识不到自己精神上的疾患，而多数医生碍于病理知识有限，往往将身体疼痛当作某些急性病的表现，并通过大量检查来寻找病因。德国医学家说，精神压力导致的身体疼痛其表现是多样的，主要为头痛、背痛、肠胃疼痛或眩晕等，严重时甚至出现身体局部麻痹。
２、香港得名的由来 沉香木是一种常绿乔木，共有八个品种。产于亚洲南部各国，我国主产于广东和海南岛。 沉香木在宋以前依赖于从泰国、印尼等南洋各国进口，价格昂贵。宋、元以后，广东东莞等地出现了一种代用品，是植物学上的另一种沉香，现代植物学定名为“土沉香”，称之为“莞香”。栽种这种沉香的人是专门采香者。莞香从广州北上，先运至九龙尖沙嘴，然后再在附近一小港湾换上大船，运至北方各省。这个小港湾人们当时称它为“香港”，这便是香港得名的由来。
３、表现志趣的书斋对联 清著名书法家邓石如曾为自己的“碧山书屋”撰联：“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夷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该联横览宇宙奇观，纵观古今绝艺，一气呵成，如诗如画，堪称佳作。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为他的“莽苍苍斋”撰联：“视而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出句感叹祖国孱弱，任人宰割，痛惜朝廷腐掰，权臣昏庸；对句渴望国人振奋，一片赤子之心，感人肺腑。 著名书法家苏局仙在抗战时，敌伪逼他出任汉奸乡长，他拜佛念经装傻，并将居室命为“水石居”，寓其如水之清白，石之坚强。并撰联：“杜渐防微，取法于至坚至洁；利诱威胁，戒警乎不缁不磷。”联尾“不缁不磷”语出《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意为磨不薄，染不黑。 ４、“五湖四海”的涵义 汉代的刘向《说苑·辩物》中说：“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 据颜师古解释：八荒，乃八方荒极忽极远之地也。四海在《尔雅·释地》中：“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此书认为少数民族所住地是“四海”。也有人认为“九州”确被四海环绕。而《礼记·祭义》具体提到了“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但是没有明确的海域。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四海一也。”他的划分法与今天的海域划分有相似的地方。 五湖的说法也很多，《水经注·沔水》认为“五湖乃荡湖、太湖、射湖、贵湖、 湖”。近代一般以“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洪泽湖”为“五湖”。 由此看来，“五湖四海”泛指四方，即全国各地。
５、常规有时是陷阱 拿破仑的最后失败，并不是失败在滑铁卢战役，而是失败在一枚棋子上。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之后，被终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他在岛上过着十分孤独和寂寞的生活。后来，拿破仑的一位密友，秘密赠给他一副象棋。这位赫赫有名的囚犯对那副精制而珍贵的象棋爱不释手，常常一个人默默地下象棋，无可奈何地打发着孤独和寂寞的时光，直至慢慢地死去。 拿破仑死后，那副象棋多次高价转手拍卖。有一天，那位象棋的持有者偶然发现，象棋中的一个棋子底部是可以打开的。当这个人打开这个棋子的底部后，不禁惊呆了，里面竟密密麻麻地写着如何从圣赫勒拿岛逃生的详细计划。可是，拿破仑没有从象棋中领悟到朋友的良苦用心和象棋中的奥秘。拿破仑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最后竟然死在常规思维的陷阱里。如果他能用南征北战时兵不厌诈的思维方法来思考一下象棋可能蕴涵的其它功能，上帝很可能会再一次地向他祝贺与微笑。
６、旧金山的市长羡慕谁 美国旧金山市市长威利·布朗，在第5次访问上海前夕，对记者坦言上海的效率比旧金山“高多了”，并对中国城市的“一把手”不胜艳羡。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仔细研读这篇报道，我发现与中国城市的“一把手”相比，让布朗市长感到烦恼的因素主要有两条：一是旧金山的市政架构中存在一个时时牵制市长的监事会，这个监事会由从各个区选出的11名监事组成，只对各自选区的选民负责；二是旧金山存在着不计其数的“按具体问题细分的”各类民间组织，甚至有令中国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提倡母乳喂养的母亲组织”、“女同性恋摩托车手组织”等。布朗市长要采取任何措施，首先必须获得监事会的多数通过，同时还必须与相关的民间组织反复协商，达成妥协后才能实施。 布朗市长受到如此之多的牵制，旧金山的效率自然就慢多了。就像他对记者发牢骚时说的那样：“今天我将出席大约七八十套住宅的竣工典礼，这些房子我们从1999年就开始决定建造，直到现在2003年才盖好。”慢是慢了一点儿，但我敢断言，布朗市长是绝对不敢对“钉子户”采取强制措施的，对他来说，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如果法官的判决于他不利，他也只能两手一摊，耸一耸肩。 说句实话，旧金山市的市长是不是羡慕我们，我并不是很在意。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旧金山市的市民是不是羡慕我们，才是我最关心的。效率高虽然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但如果普通市民不能从“高效率”中分享益处，那么这种“高效率”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７、“爹，转弯了！” 父子俩住山上，每天都要赶牛车下山卖柴。老父较有经验，坐镇驾车。山路崎岖，弯道特多。儿子眼神较好，总是在要转弯时提醒道：“爹，转弯了！” 有一次父亲因病没有下山，儿子一人驾车。到了弯道，牛怎么也不肯转弯，儿子用尽各种方法，下车又推又拉，用青草诱之，牛还是一动不动。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了，他左右看看无人，贴近牛的耳朵大声叫道：“爹，转弯啦！”牛应声而动。 牛用条件反射的方式活着，而人则以习惯生活。一个成功的人晓得如何培养好的习惯来代替坏的习惯，当好的习惯积累多了，自然会有一个好的人生。
８、精制与粗糙 读大学的时候，朋友的寝室里有一个从黄土高原来的青年。据说，他的家是常人无法想像的偏远和简陋。自然，还有贫穷。可是人们从这个青年身上，却是一点儿苦难的迹象都看不到。他的西装永远是那么笔挺，皮鞋永远都擦得那么亮……1.75米的个头，配上方正的脸和直直的腰板，绝对看不出他是那个偏远贫寒的窑洞里走出来的青年。他只有两件可替换的衣服，应季的鞋子都是只有一双，他甚至连个装衣服的几十块钱的箱子都买不起……可是他却总是那么有条不紊，那么干干净净，把自己收拾得有模有样。 一个静静的黄昏，他给我们讲述了他母亲的故事。他的母亲经常对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生活可以简陋，但不可以粗糙。”她让穿着粗布衣服的孩子们在艰辛中明白什么是整洁与有序。他说，母亲的言行让他们知道，粗劣的土地上一样可以长出美丽的花。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个养育他成人的贫寒的窑洞里，会走出那么多有出息的孩子。他的哥哥已早早地去美国读书了，他弟妹也都已经在不同的城市读大学了。 那个窑洞里走出的青年，就这样在大家赞叹的眼神中读完了研究生，携着爱他的美丽的都市姑娘到北京工作去了。听说，他的家庭生活和他的母亲一样，精致而又美丽。
９、真理是圆的 文艺学习》杂志辟有一个栏目叫“我喜欢的话”，1987年蒋孔阳先生应约请写来一段话—— “古贤说：不归杨，则归墨；西哲说：不归柏拉图，则归亚里斯多德。对我来说，既归杨，也归墨；既归柏拉图，也归亚里斯多德。因为在我看来，真理像地球一样是圆的，不能因为在西半球所看到的是黑夜，就认为东半球也是黑夜。我们接受的是真理，而不是某一个人！马克思说：‘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这，也就是真理！” 这段话，现在读来，依旧耐人咀嚼。文中说的“古贤”，是指孟子。杨即杨朱，墨即墨翟，他们都是战国时代人，却是持相反主张的哲学家。而孟子对两者都大加挞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此他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学说之争，竟如此上纲上线，充斥骂詈之声，还要你死我活！ 而蒋先生却不同于当时的“天下之言”，他在自己的治学过程中，不以独立的学派自居——尽管事实上他在美学界已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而他对各美学学派从不排斥，从不效法那位“古贤”，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融会各家理论，取各家之长，为我所用，显示了不凡的气度和高尚的人格，从而摆脱了理论学派的局限。 蒋先生的话，充满了辩证法而又生动形象。“真理像地球一样是圆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你站在地球的某一个点上，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平面，也可能只是一个凹地，不会知道它是圆的。真理也一样，你孤立片面，永远认识不了它。孟子的缺陷，就在于他站在西半球！
10、诗人最佳半饥饿 有文章说，要饿死诗人，作者出于怎样的感情我不知道，但终究觉得，“饿死诗人”有悖人道，对诗歌也没好处。但话说回来，也绝对不能让诗人们去享受名车豪宅、三妻四妾式的大富大贵，诗人一旦富贵了，必然不再关心民间疾苦，必然顾忌多多、不再说真话。没有“真”，何来“善”与“美”？因此，中国诗人最佳状态应该是“半饥饿”——介于温饱和贫困之间。 诗坛千年业，证明了这个无奈的真理——“诗穷而后工”。以诗坛公认的祖师爷屈原为例，他在朝廷当高级干部三闾大夫时，从来没发表过好作品，而那几篇伟世名著——《离骚》、《九歌》、《天问》等等，都是他被开除公职以后，在流放途中所作。屈大夫当时既无工资又没稿费，真不知他吃什么？据史料记载，诗人“行吟泽畔”时“形容枯槁”，分明已经饿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再说“诗圣”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全家几乎总是在饥寒交迫中四处流浪，吃上顿没下顿是平常事，小女儿活活被饿死，诗人自己有好几次也差点成了饿殍：在长途跋涉进川途中，硬是靠挖野菜和吃野果挺了过去。平时为了蹭一顿免费酒饭，杜甫不仅要做诗酬谢，还要当“叁陪先生”，陪“富儿”们日以继夜地寻欢作乐。最后，大诗人还是因为饿过了头，在盛夏暴食了别人赠送的腐掰牛肉，闹肠炎断送了宝贵的生命……然而，正是在这种“半饥饿”状态下，杜甫创作出了大量“光焰万丈长”的诗篇，既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也奠定了自己在诗坛数一数二的地位。 陶渊明，虽然“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没有米是要饿肚子的，可怜陶先生一面为后世创作着优质的精神食粮，一面还要为填饱肚子去沿街乞讨：“饥米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千百年后读此诗，仍然能清楚地听见诗人空肚子咕咕叫的声音。 李煜丢了江山，文天祥下了大狱，秋瑾、叶挺、夏明翰面对死亡，都吟出了千古绝唱！如果真像诗人叶延滨最近所说：诗人要作诗，必须先有饱饭吃、有好房住，再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恐怕我们的诗国早就灰飞烟灭了。 相反，诗人因为富足安逸却作不出好诗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白居易就是官越大，胆越小，诗越差。乾隆皇帝，他一生做诗三万多首，快赶上《全唐诗》的数量了，但是由于他才情所限，抑或是地位太高、吃得太饱，竟然没有一首甚至一句诗称得上是传世佳作。 现代诗坛也不例外，在动乱饥荒的年代，不断涌现出优秀的诗人和作品。但是随着社会的安定、生活的提高，反而每况愈下、越来越糟，不仅公认的伟大诗人和能长期传诵的优秀作品如同凤毛麟角，最为严重的是，普通读者已经开始冷淡、疏远诗歌了。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现在诗人吃得太饱、过得太好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母鸡如果吃得太饱、太好，反而不爱下蛋——因为肚子里的油把蛋都“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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