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是指读书时为了把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或为了把文中的精彩部分整理出来而做的笔记。在读书时，写读书笔记是训练阅读的好方法。
寂静的春天读书笔记一：
作者在第一章一开始，就以极动的笔触为读者描述了一个由天堂沦为地狱的自然景观：在美国中部的某个城镇,“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吠鸣，鹿群轻悄悄穿过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这个城镇的“郊外事实上正以其鸟类的丰富多彩而驰名，当迁徙的候鸟在整个春天和秋天蜂拥而至的时候，人们都长途跋涉来这里观鸟。但是直到许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奇怪的阴影开始覆盖了这个地方，一些不详的预兆降临到这个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去。到处都是死亡的阴影，农夫诉说着家人的疾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的病人中出现的新的疾病感到困惑。”“鸟儿都到哪去了呢?许多人谈论着鸟儿，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子里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看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战栗地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鸽子、鹪鹩的合唱，以及其它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作者进一步指出，上述变化虽然仅仅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但是这些变化确实正以不同的程度在美国的每一个城镇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给读者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悬念，是什么东西导致美国的城镇发生如此的沉寂，蕾切尔·卡森的这本书就是为了解开这个巨大谜团。
第二章忍耐的义务
人的诞生改变了自然和谐发展的大格局，人来到地球上之前，植物和动物的习性都是自然所决定的，但是自人产生之后，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的能力对自然平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企图控制自然，控制自然的一项有力手段就是化学工业。人类通过化学制剂达到控制威胁农业发展的“有害”昆虫的目的。问题在于，人对自然生态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人类通过使用化学武器创造无虫世界的十字军运动，反过来给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空气、水、生物界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自身的生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杀死有害昆虫，而在于改变人的生存方式，在于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第三章死神的特效药
作者首先介绍了多种人造的杀虫制剂及其致命毒性。从初级的无机的杀虫剂到高级的有机的杀虫剂，从滴滴涕、氯丹、氯化萘到狄氏剂、艾氏剂，尽管我们对化学药物的全部内容所知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去生产它们。除了制造大量杀灭杂草的有毒化合物、含砷喷剂、二销荃等等，大量的有毒元素流入大自然，通过食物链最终为动物和人所吸收，严重妨碍了自然的平衡和人的健康，损害着人的消化、神经核免疫系统，威胁人的生命。
第四章地表水和地下海
作者如同上一章一样，以大量生动的事实，表明了化学制剂不但伤害人体，也伤害地球的水环境，这又间接地伤害到饮用水的生物。作者以确实的数据证明，这些有毒物质永远也不会消失，尽管水体中的有害成分没有了，它实际上是通过生态循环进入了生物机体，并且以不断加大的浓度聚集在生物机体当中。作者最后再一次提醒，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孤立的东西，对水的污染就是对整个自然的污染。
第五章土壤的王国
土壤绝不是看上去那样是死的东西，而是一个有极大量生命存在的生气勃勃的王国。现代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他们盲目地大量使用杀虫剂去杀灭那些妨碍农作物生长的昆虫，殊不知，这一方面使这些昆虫更新换代并迅速产生了抗药性，另一方面，它严重干扰了土壤内部大量微生物的生命循环，破坏了微生物的自我代谢功能，使土壤由一个生命的循环体变成一个死的东西。也由于杀虫剂的大量使用，土壤当中的有毒成分大量存在，这些成分被作物所吸收，最终又直接破坏着人的健康。
第六章地球的绿色斗篷
作者以非常详实生动的实例，告诉读者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对待生物界的态度异常狭隘，往往因为某种生物没有直接的用处就用化学制剂消灭它，从而造成了深远而又难以消除的生态恶果。第一个实例是对美国西部高原鼠尾草的消灭。由于亿万年的进化，鼠尾草成为美国西部高寒严酷地区唯一能够生存的植物。也正是由于鼠尾草的存在，松鸡和羚羊才能在这些高寒地区存在，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生态平衡。但是人对牧场的贪欲促使政府用除草剂杀灭成千上万亩的鼠尾草，代之以牧草，其结果是鼠尾草被成功消除，牧草却无法生存，原有的繁荣景象一去不返，人造的生态景观永远也不可能树立起来，这些地域终于成为寸草不生的荒凉地带。第二个例子是人们消灭鼠尾草的行为不仅影响到了本地区，同时也影响到了草场周围的地带，周边的柳树因为中毒开始枯萎，河狸因为得到不柳树枝条而不能经营它的池塘，水鸟和鱼也因为食物匮乏开始逃离这个地带，这个周边地区由旅游胜地堕落为了无生机普通地带。人类用化学制剂杀灭生物最终的行为就像印第安人的回旋镖，人们用力投掷出去，最终却伤了人自身。作为使用杀虫剂杀灭生物的替代方法，作者推荐生物控制的方法，并且列举了两个成功的范例，一是通过引进法国南部的两种甲虫来控制欧洲引入的克拉玛斯草，另一个例子是通过引进阿根廷的一种甲虫，成功地遏制了不当引进澳大利亚的仙人掌，这些成功案例都能给人以启示。
第七章不必要的大破坏
作者仍然以一个个具体的事例，引出导致大规模使用杀虫剂经济动因。美国东部各州为了杀灭来自日本的甲虫，不惜大规模使用广谱剧毒的农药艾氏剂。实际上这些剧毒的药品不仅没有成功遏制日本甲虫的前进速度，反而同时杀灭了其他的大量不相关的昆虫和牲畜。普通群众为什么要支持这种大规模的喷洒农药行径，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日本甲虫的危害被有关方面恶意的夸大了。在中间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正是所谓的杀虫专家和农药制造商。这些生产商为了自己发财，不惜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实际上，同样是对付日本甲虫，美国东部的各州采取的手段要明智的多，他们采取引进朝鲜和中国寄生黄蜂的手段，不但更经济，而且效果也要好的多。
第八章再也没有鸟儿歌唱
作者通过列举关于美国榆树与知更鸟的生态关联，批判了机械的反生态意识。三十年代，荷兰榆树病被引入美国，导致美国榆树由于真菌感染而大批死亡。一些地区于是采用喷洒剧毒杀虫剂的方法来杀灭携带真菌的甲虫。其结果，榆树病虽然被暂时遏制，但是地上的蚯蚓却因为食用了有毒的榆树叶而成为毒素的携带者。蚯蚓是众多鸟类食谱当中的重要成分。知更鸟每天要食用数十条蚯蚓，而十条蚯蚓的毒量就足以导致知更鸟死亡。如此一来，知更鸟在一个春天内大量死亡，很多其他鸟类也杳无消息。即使某些鸟类成功抵抗了毒性，这些药物同样导致了鸟类不育，于是就出现了没有鸟儿歌唱的春天的悲惨局面。如何治理荷兰榆树病?反生态的机械主义者坚持一种榆树和知更鸟不能两全的认识，他们从来就不明白榆树和知更鸟作为生物循环知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都不可或缺，他们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同生共死的关系。与美国西部地区的治理方式相反，纽约地区的治理手段要更为合理，他们采取隔离、焚烧病树的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第九章死亡的河流
作者同样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广泛使用杀虫剂对鱼类的严重伤害。鲑鱼每年都要由深海洄游到出生的淡水溪流中去产卵，这宗周而复始的循环终于因为1953年加拿大政府在森林中大量喷洒杀虫剂杀灭蚜虫的行为而中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杀虫剂的大量使用不仅没有遏制住蚜虫的泛滥，反而加速了蚜虫的猖獗，原因是杀虫剂在杀灭了一部分蚜虫的同时，也杀灭了蚜虫的天敌，缓过气来的蚜虫因为没有了天敌，以惊人的速度继续繁殖，泛滥成灾。另一方面，杀虫剂的使用导致河面上的蚊虫被消灭，小溪被污染，鲑鱼得到不食物，鱼苗直接被杀死，于是鲑鱼大规模洄游的壮观场景再也不能重现，生气勃勃的河流成为一条死亡的河流。
第十六章崩溃神隆隆
第十六章讲述的是昆虫的抗药性问题。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张明，人类试图用杀虫剂控制有害昆虫的方法既野蛮，又无能，它唯一的结果就是使昆虫产生抗药性。这种抗药性的产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精彩的诠释。由于大面积使用广谱性的杀虫剂，现在已经有一百多种有害昆虫产生了抗药性，人类使用杀虫剂对付携带病原的苍蝇、虱子、蚊子，看似取得了短期的效果，但是通常在一年或者更短时间内，这些昆虫就进化出了神奇的抗药性。其结果就是那些进化中的强者更好的生存了下来，而那些进化中的弱者被消灭干净。为什么昆虫具有强大的进化能力，那是因为昆虫的进化时间更短，昆虫的繁殖时间更短，对于人而言，进化是以一百年为单位的，而大多数昆虫的进化只是一个月到一年，快速的繁殖导致抗药性可以很快被继承，相反，作为昆虫天敌的一些生物则进化的更慢，难以跳脱杀虫剂的伤害。
第十七章另一条道路
最后一章，作者论述了生物控制的可能性。与用化学制剂来杀灭昆虫的方法相反，生物控制的方法是基于对整个生态世界的详细了解的基础上的治理方法。如果说化学控制意味着人类在盲目控制自然的高度公路上向死亡疾驰，生物控制则为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目前，已经有比较成功的生物控制的例证。生物学家通过雄性不育的方法成功遏制了吉普赛蛾的扩散，通过超声波技术杀死蚊子，通过引进图林根杆菌成功杀死日本甲虫，这些都是基于对昆虫和生态循环的详细了解基础之上的方法，也是对生物控制的后果极其谨慎论证之后的负责任的行为。事实证明，盲目地控制自然的雄心壮志只能给自然界和人带来灾难，对生态知识的尊重和不懈探索，对自然的谨慎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
本书以详实的数据，确凿的事实，生动的笔触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极为严峻的生态事实。它同时也是一本成功的生态学教材，看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人类野心勃勃的控制自然的进化最终给人类带来自身的毁灭。做为人类野蛮的象征，化学控制自然不仅制造了寂静的春天，也造成了病态的人本身。要想挽救自然，必须改变控制自然的观念，以共处的心态平等对待大自然，与其用化学制剂杀灭人类的敌人，不如在自然之链中与自然共存。与自然共存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生态知识，而生物控制方法的成功也表明人类有可能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毫无疑问的是，作者并没有深入探究人类野蛮对待自然的社会原因，换句说法，作者没有认识到，控制自然的狂野之举，本质上是资本扩张狂野冲动的必然表现。作者虽然涉及到这个话题，但是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个话题，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作者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途径限制在观念改变和生态知识积累的层次上，决定了他的认识水准仅仅是一个生态主义者或者绿色活动分子的水准而已，这是作者的遗憾也是作者的局限。可以想象得到，这本书对写作《自然的控制》时期的威廉·莱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寂静的春天读书笔记二：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她呼吁，如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吕瑞兰等译)。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作品连续三十一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自然，《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它就像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先期销量达四千册，到12月已经售出十万册，且仍在继续付印。
但是，不仅是因为作品中的观点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一样，让很多人感到恼火，更因侵犯了某些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击，也像当年达尔文所遭遇到的，甚至远超过达尔文当年。
在1962年6月号的《纽约客》上刚一看到卡逊开始连载的文章，在人们中间所兴起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恐慌，特别是来自化学工业界中的愤怒嚎叫，随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这攻击的火力更为猛烈，尤以农场主、某些科学家和杀虫剂产业的支持者为最。
“伊利诺伊州农业实验站”的昆虫学家乔治·C.德克尔在最有影响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总部设在新泽西州从事除草剂、杀虫剂生产的美国氨基氰公司主管领导叱责说：“如果人人都忠实地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返回到中世纪，昆虫、疾病和害鸟害兽也会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来。”工业巨头孟山都化学公司模仿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分发五千册。该书叙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使美国和全世界大大地减少了疟疾、黄热病、睡眠病和伤寒等病症，并详细描绘由于杀虫剂被禁止使用，各类昆虫大肆猖獗，人们疾病濒发，给人类、尤其是女性带来很大的麻烦，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会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挨饿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静的夏天》，描写一个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树果子，因为没有杀虫剂，使他们只能像在远古蛮荒时代一样过“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温·戴蒙德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抱怨说：“因为有一本所谓《寂静的春天》的感情冲动、骇人听闻的书，弄得美国人都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地球已经被毒化。”他还谴责卡逊“担忧死了一只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有些批评，包括几种著名的报刊，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要求，竟对卡逊进行人身攻击。《生活》杂志不但引用卡逊曾经说过，她喜爱猫是因为“它们本性之真”，便批评她怎能既爱鸟又爱鸟的天敌猫;还因她曾说“我感兴趣的只是人做过什么事，而不是男人做过什么、女人做过什么”，就挖苦她是“没有结婚、却不是女权主义者”;更有人因此而诬蔑她是“恋鸟者”、“恋猫者”、“恋鱼者”，甚至说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和“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
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使卡逊面对如此强大的批评、攻击和诬陷，以异常坚强的毅力和无可辩驳的论据——她的《寂静的春天》仅文献来源就多达五十四页，写出了这样一部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著作。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你若有心去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卡逊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唤醒了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的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同时，报告批评了联邦政府颁布的直接针对舞毒蛾、火蚊、日本丽金龟和白纹甲虫等昆虫的灭绝纲领。报告还要求联邦各机构之间协调，订出一个长远计划，立即减少DDT的施用，直至最后取消施用。此外，报告也揭露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虽然各机构都能证明杀虫剂的毒性，但生产者如持有异议，农业部就不得不允许其作鉴定证明，时间可长达五年。另外，报告还要求把对杀虫剂毒性的研究扩大到对常用药物中潜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于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机关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关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提案;1962年后，联邦和各州都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十、数百条法律、法规，那种可拖延五年的所谓“异议注册”于1964年被停施，DDT最后也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随之，公众的辩论也从杀虫剂是否有危险性，迅速地转向到哪一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究竟有多少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甚至从阻止无节制使用杀虫剂转向到阻止化学工业上。至于报刊上刊载的已经改变成另一种声音，那就不用说了。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称颂《寂静的春天》是“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很快，卡逊的思想已经不限于她本国，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还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至1963年，在英国上议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这本书，导致艾氏剂、狄氏剂和七氯等杀虫剂的限制使用;此书还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丹麦文、瑞典文、挪威文、芬兰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日本文、冰岛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激励着所有这些国家的环保立法。同年，她因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成绩得到了承认，被授予以著名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名字命名的“奥杜邦奖章”，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