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主政大连的时候，其政治理想方面已然是“信长之野望”，入阁以及拜相、甚至更高一级的奢望已然尽人皆知。但是薄熙来却被下放重庆了。下面是生活日记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薄熙来被下放重庆的原因，一起来看看。

实际上薄从商务部的位子上调到重庆基本算是发配充军，如果说薄能够进京是某种政治势力较量的结果，出京则也是这个结果的另外一种反应。封疆大吏比京官来得实惠，但往往远离政治中心，按照古代的政治智慧，这算是所谓“择一膏腴之地养老”，祸害一方百姓也就罢了，少往中央政府掺和。

薄并非是能够认命的人，“唱红打黑”与其政治生涯的其他举措有着根本的不同。主政大连期间，他主要还是在民生、城市景观方面做表面功夫，而在商务部里，各种加班让整个部苦不堪言，这些都是平常官吏的政绩所在。而唱红打黑已然走入到政治话语权的争夺 上，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高度。

不得不说，薄的这手功夫在出手的时候显得异常高明，“唱红”实际上是找到了现如今政治合法性的软肋。我们知道，无论怎样进行改革开放，基本意识形态的根基是不能变化的。“三七开”也罢、“去毛化”也好，都是台面下可以谈的事儿，在对外宣称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必然还要让这个“红”成为正统。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早已经抛弃了那一套做法。

正是这种明铺暗盖的尴尬局面，使得薄能够借助这种实际上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但又不得不表面上尊奉的东西，塞进自己的私货。薄作为文革的过来人，何尝不知道这东西的害处?他的“唱红”其实不是真的唱“鲜红”，而是唱“粉红”，把真正所谓的革命歌曲当做一种背景色，实际上是用那时候的一种话语氛围，营造了一个想象中的“温馨的文革”环境，借此勾起某些记忆而已。

这种做法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不得不说，在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中，虽然民生已然有了巨大的改善，但同时出现的贫富不均以及巧取豪夺也越演越烈。中国本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一般来说，在一个正常社会当中，有钱人与超级有钱人过得多好并不是个问题，只要他们的财富来源合法、公众生活水准水涨船高，大家也就相安无事。我们这里则是财富的获取与权力息息相关，而普通人的被剥夺感日渐强烈。加之无独立的司法用以制衡利益集团，薄把红歌唱成粉红色、勾引某些人对于那种文革式平等的美好回忆，也就成为了可能。

唱红与打黑相连，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打黑未必全错，川渝自古有袍哥传统，当地某些企业家起家的时候黑白通吃是完全可能的，在后来的经营当中有些不合法的手段也并不奇怪，是不是能够到黑社会的级别则见仁见智。但既然在唱红之下用打黑的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这些也就顾不得了。尤其是当地很多企业家由于自身的问题，对薄的做法形成掣肘，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下场。至于说打黑为了钱财，那恐怕只是附带的作用了。重点是唱红打黑两者必须在政治意义与社会观感上有逻辑关系。

但“唱红打黑”这么一手好牌，为什么最终会打成这个样子?很简单，他初期的赢与后期的输都是“唱红”，而打黑变成“黑打”则是定罪的依据。

文革时执政党说不出的痛处，虽说彻底否定文革时一个高层基本共识，但彻底否定所必然包含的反思与研究是不能展开的，一旦展开就会把某些问题追问道根子上，因此而动摇国本。这固然给了薄之流可乘之机，也等于是戳到痛处。

谁最不想文革回潮?有人觉得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个当然是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可以看出车轮倒转的害处。另外还有一个群体掌握着远大于知识分子的权力，那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意义上的。权力这种东西是需要交易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完全是权力的社会无法交易，权力也就没有了多大意义，只有在目前的状态下，权力才能带来最大化的收益。而哪怕是最为乐观的执政者，也对于文革时代的夺权方式有所顾忌，那可真是血与火的教训，任何掌权者都会人人自危。如今的执政高层都是从那时代走过的，不可能不知道其危险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薄开启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危险的“恶例”。

中国到目前为止，权力的授受有规律可循，即表面选举下的衣钵传承。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完全排除民间参与的。薄用来上位的手法，则是毛之后唯一一次企图动用民间力量让自己上位。用民间美誉度与知名度积累政治资本并无不可，小丑伍皓之流可以用一下，但级别到如此之高的人物一定不行，这就等于是破坏了游戏规则。

一方面对于文革当中那种失控的恐惧、一方面对于高层当中一旦出现这样一种裹挟民意的人将破坏规则的恐惧，两者之和，就是“唱红”最终成了薄本人挽歌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薄上位必然会导致人人自危，不但是政治人物，民营企业家也是如此。

实际上在薄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所认识的许多嗅觉敏感的企业家就都做好了移民的打算。薄的黑打在看不清形势以及某些势力的推动下，一时间在全国很多地方形成某种燎原之势，其中不少都是冤枉的，是各地借此敛财的借口。如果以后有研究的话，应该研究一下在薄黑打的方式蔓延之后，对于经济发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薄的出现、上位的手法触犯了大忌，在政治上破坏了游戏规则，在经济上造成了损失，拿下此人而永除后患，并且借此消除某些政治势力残余的影响，为领导层顺利交接班做好准备，是必然的举措。

有趣的是，原本剧本的大结局应该并非如此。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这个突发事件固然给了闪电一击的理由，薄的软着陆其实那时候还是有希望的。观察今年两会就可以看出，当时对于薄最大的惩罚，不过是止仕或者调任闲职。这是因为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对于太子党的惩罚已经没有了那种一言九鼎、杀剐由心的强力人物。

事情的转折颇有戏剧性。两会之间找薄谈话之后，如果薄认输服软的话，大概王立军就会人间蒸发了。结果薄不但并未如此，而是抛出重庆公务员财产公示的话头儿，再次企图利用舆论与民意垂死一搏，最终激怒几乎所有政治势力。公务员财产公示虽然是好事，高层也有意推进，但这个时候用此为攻击的利器，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薄给自己的最后一刀，是残余势力这次借着钓鱼岛事件进行的反扑，可能给薄招魂的人没想到，这是给他的坟头加了一锹土。而这次事件也让高层真正痛下决心，彻底终结这股政治势力。

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对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王立军事件)调查和对薄谷开来(薄熙来之妻)涉嫌投毒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案件复查情况的汇报。鉴于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错误和责任，且在上述两起案件(事件)调查和复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薄熙来的其他违纪线索，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

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会公告：重庆市人大会罢免了薄熙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薄熙来的代表资格终止。

2012年11月4日，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别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的处分。

2013年7月25日，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经依法指定管辖，由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3年8月2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8时43分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薄熙来出庭受审。

2013年9月2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薄熙来案公开宣判，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3年9月23日，薄熙来正式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3年10月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薄熙来上诉请求，薄熙来案进入二审。

受贿罪

1999年至2012年，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商务部部长期间，接受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肖林、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在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接收大连市驻深圳办事处、唐肖林申请汽车进口配额、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定点直升飞球项目、申报石化项目等事项上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直接收受唐肖林给予的钱款折合人民币110万余元，明知并认可其妻薄谷开来、其子薄瓜瓜收受徐明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1933万余元，共计折合人民币2044万余元。

贪污罪

2000年，薄熙来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期间，安排时任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的王正刚具体负责大连市人民政府承担的一项上级单位涉密场所改造工程。2002年3月工程完工后，该上级单位通知王正刚，决定向大连市人民政府拨款人民币500万元。王正刚遂就该款项如何处理向已调任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的薄熙来请示，并提议将该款留给薄熙来补贴家用。薄熙来同意，安排王正刚与薄谷开来商议转款事宜。后该款被转入薄谷开来指定的账户，由他人代为保管。

滥用职权罪

2011年11月13日，薄谷开来及张晓军在重庆市南山丽景度假酒店投毒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同月15日，尼尔·伍德被发现死亡。负责侦办该案(以下称“11·15”案件)的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郭维国等人为包庇薄谷开来，徇私枉法，使该案未被依法侦破。

2012年1月28日，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的王立军将薄谷开来涉嫌杀人一事告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后薄熙来斥责王立军诬陷薄谷开来并打王立军耳光，将杯子摔碎在地上;根据薄谷开来的要求，安排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的吴文康对以提交辞职信方式揭发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的“11·15”案件原侦查人员王智、王鹏飞进行调查，还要求重庆市公安局对王鹏飞进行审查，提议和批准取消时任渝北区副区长的王鹏飞继续作为该职务候选人的提名;违反组织程序，主持召开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议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以此阻碍对“11·15”案件的复查。

2012年2月6日王立军叛逃至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薄熙来纵容薄谷开来参与研究王立军叛逃事件应对措施，同意薄谷开来提出的由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以表明王立军系因患精神疾病而叛逃的意见;批准重庆市有关部门对外发布了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信息。薄熙来的上述行为，是导致“11·15”案件不能依法及时查处和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并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薄熙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侵吞公款，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公诉机关指控薄熙来受贿人民币2044万余元、贪污人民币500万元及滥用职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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