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变革，总是来自于生存面临的危机，需要通过改革和开放，走出发展的困境。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原因吧！

1949年建国以后，从经济体制上看，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甚至许多消费资料，我们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之间，调动资源和分配利益的层次多次上下调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变动。从对外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等方面看，我们采取了关门发展的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财产，甚至消费资料的制度上，我们实行，或者力图实行高度公有的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上，我们试图国家大一统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对外经济战略上，我们走了一条进口替代和自我封闭循环的道路。这样的体制和道路使我们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功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评价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应当以一些国际上已经研究成熟，并且为统计和经济学界通用的一系列指标，综合地进行衡量。首先，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由于左的思潮干扰经济建设，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上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不论现在学术界怎样批判发展的唯GDP论，但是，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核心的指标，它代表着一国发展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是一个国家一切社会、政治、文化、国防等等事业的物质和财富基础，没有GDP持续和有效的增长，其他方面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看，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1978年下降为5.0%。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当年全国有139万个生产队(占总数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当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居民食品消费占总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高达56.66%和67.71%。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居住方面，1978年时，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2]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其次，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其现代化，核心是从农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初，中国人口城乡结构转型先是大起大落，后是几乎停滞。中国城乡人口的比例：1949年为10.6﹕89.4;1958—1960年大跃进，人口向城市转移过多过快，1960年时城乡人口比例为19.7﹕80.3;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时，人口又从城市向农村逆转移，比例大幅度下降到了17.3：82.7，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1978年，城乡人口比例为17.9﹕82.1。1952-1978年,中国工业生产增长了16.5倍,城镇人口比重仅上升了5.5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与城乡结构之间严重扭曲。1980年时，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还要低近10个百分点。1950年时，韩国城市化水平为27%，1980年时，上升到48%，中国在城市化方面比韩国的差距拉大了20个百分点。从全国的人口城乡结构看，改革开放初时，82%的人口为农民，发展水平基本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状态。

GDP和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也是一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从产业结构看，建国三十年中，农业生产总值下降缓慢，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更加缓慢。1950年中国GDP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9﹕29﹕42，1980年时为21.6﹕57.8﹕20.6。纵向相比，农业份额下降速度较慢，第三产业比例大幅度萎缩。横向相比，1980年时，发展中国家的GDP结构平均为24﹕34﹕42，中国的工业化超前，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而从劳动力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看，1950年为86﹕6﹕8，1962年为82﹕8﹕10，1980年为68﹕19﹕12;同期，韩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从1960年的66﹕9﹕25，转型到1980年的34﹕29﹕37;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从1960年的71﹕11﹕18转型到1980年的56：16：28。从GDP和劳动力在农业和服务业上的分布看，我国除了工业化超前外，1980年的水平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仍然是一个落后和传统的农业国家。

再次，建国后的30年，除了军事工业技术某些方面有一些进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的科学技术进步步伐缓慢，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

导致我国建国以来科学技术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是：1、正规的知识教育受到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等高等教育搞革命，中高等教育的考试被废除，一般的知识课程设置被打乱，中高等基础和专业知识被大量删减和简单化，耽误了一代人知识的教育的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匮乏。2、科技人员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并受到歧视。知识分子排为臭老九，有专业知识的人往往被指责走白专道路;许多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压制;特别是1966年后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芜了一代人的学业，耽误了一代人的事业。3、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学习国外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学习国外前沿的科学知识，包括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很容易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因为要通过外语才能看到国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献，当时的环境中会当成里通外国，被认为是敌特分子。实事求是地讲，建国后的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科学技术进步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不堪回首的。

因此，建国后三十年的科学技术进步，有这样一些特点：1、国防先行，民用落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在原子弹、氢弹和发射卫星等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对于奠定我们当时的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民用制造业、农业等领域，新技术新工艺的进展很慢，特别是东北一些老工业基地，有些工厂使用的还是日伪时留下的技术十分落后的机器设备。2、研究立项可能不少，能产业化应用的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科技人员发明创造没有激励政策，院所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脱节，一些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不能应用于实际，不能大规模产业化，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3、虽然对外交流方面比较封闭，但还是进行了三次技术设备的引进，对我国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52-1959年。我们从愿意为新中国提供帮助的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集中在冶金、动力、石油化工、矿山、机械、电子、汽车、拖拉机、飞机和军工等重工业部门。第二次技术引进是1963—1966年。这次引进是在我国与原苏联关系非常紧张，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主要引进补缺门的关键性生产技术，引进规模小，但影响大，引进重点开始由重工业转向解决“吃、穿、用”的工业项目上，而且引进了一些中小型项目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73—1977年，这次引进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背景是建国二十多年来，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有从国外引进有关先进技术设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引进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的特点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项目占首位;引进规模是前几次中最大的;所引进的技术装置，具有大机组、大系统、高速、高效、自动控制、热能综合利用程度高等特点。[3]在20世纪国外新一轮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化学合成、核能利用、激光、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科学技术步中，1978年时，除了较少的项目，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空白。虽然建国后，我们也有一些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但是与世界科学技术在战后的突飞猛进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据专家们的计算，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仅为4.12%。[4]因此，与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相比，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第四，交通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和规模，反映一国的综合实力。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我国工业体系中的重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轻工业、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设与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即使重工业，在技术工艺方面，差距依然较大。交通通信体系落后于印度。1980年时，建成通车铁路里程55321公里，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左右;公路通车里程88.8万公里，其中硬化路面公路里程为66.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人均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公尺和8公尺，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1229公里/万平方公里。1980年印度铁路里程为6.13万公里，公路163万公里，人均铁路和人均公路里程0.9公尺和23公尺，分别是中国的近1倍和4倍，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5715公里/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4.65倍。通讯方面，1980年中国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只有0.19部，印度则为0.43部，是中国的1倍多。

工业体系方面，建国后纵向比较，有长足的发展。整体上看，到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4703亿元，比1949年增长46.3倍，工业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80年的45.8%;从1949年到1980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在世界的排位，钢由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炭从第9位上升到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化纤和电视机，1949年我国根本没有产量，1980年这两项在世界上的位次是第5位。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工业品产量在世界各国比较看水平还是很低。如1980年时，与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人均钢铁产量121公斤，人均发电量1880度，印度人均煤炭产量为168公斤，墨西哥人均原油产量1369公斤;而中国人均钢铁产量为36.7公斤，发电量297度，煤炭66公斤，原油105公斤，仍然低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

20世纪50年代，通过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我国的机械工业在短期内，就建设起了一批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发电设备、化工机械、炼油、采油设备，机床、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船舶以及轴承、风动工具、电器、电缆、绝缘材料等制造工厂;60年代，在第一次引进的基础上，填平补齐，引进了一批新的技术设备，使我国的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制造出发展原子弹、导弹和新型飞机所需要的新材料、新仪器和新设备，经过70年代的引进建设，我国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经过几次引进，我国建立起了石油化工、无线电、汽车、拖拉机、飞机、军工、化纤、电子计算机和彩色电视机等新兴工业部门。[5]但是，从技术层次、装备状况、产业结构、生产规模，以及所处时段看，当时我国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各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进程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总体上也只是在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建国后，如果党的中心工作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如果没有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冲击，如果体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国民经济象东亚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象改革开放后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长，[6]到1978年时，按1950年不变价格,我国经济总量将会达到7367亿元人民币,比当年实际的3645亿要多出3722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达到450美元左右，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发展程度就会排在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如果在1978年7367亿人民币的规模上，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以7.5%的速度再增长29年，2007年我国GDP总量,就会为401267亿元，人均GDP为30369元人民币,高于实际的人均18845元人民币。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币值，在战后高速增长的几十年中，由于经济对外依存度上升、商品价格差别缩小，以及生产力水平提高，即使扣除亚洲金融风暴时各国的货币贬值因素，相对美元也普遍升值了100%到200%不等。我们取中值按照150%的升值率衡量，如果没有建国后左的思潮对经济发展的干扰，2007年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11000美元，在2000年时，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计算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建国后三十年中，工作中心选择方面的重大失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惋惜。

总之，建国后到1978年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强烈愿望，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但是，由于革命胜利后，党没有从一个工作中心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工作中心为搞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熟悉，榜样上学习了苏联模式，而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制，对外关系上走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发展上倾斜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其结果是：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科技人员和企业没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缓慢，投资建设浪费较大，三次产业结构和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失调，二元结构转型进程停滞，与整个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评价：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可以说，成绩为三，问题为七。

回首当年，如果没有三十年以来的发展道路的调整，没有对三十年来对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体制的改革，如果不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及经验，我们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毫无疑问，仍然会处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1978年时，要不要改革开放，关系到占世界1/5人口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还是贫困没落之大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什么在三十年前依然决然地选择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事业，将其坚持了三十年之久，并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创办经济特区

第一步是创办经济特区。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侨胞众多，资源丰富，便于吸引外资等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1980年5月，中央确定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3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对海南岛也实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1988年4月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两项决定，海南岛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创办经济特区迈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步。邓小平评价经济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沿海城市

第二步是开放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14个大中港口城市。1990年4月，在邓小平提议下，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世纪现代化上海的象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沿海开放城市是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结合部，是对外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和对内进行经济协作两个辐射扇面的交点，它直接影响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

经济开放区

第三步是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并指出这是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1988年初，中央又决定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中央还提出在这些经济开放区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结构。

开放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

第四步是开放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1992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和重庆5个城市。沿江开放对于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共17个省会为内陆开放城市。同时，我国还逐步开放内陆边境的沿边城市，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地区，有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普兰、樟木、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的开放，是我国的对外开放迈出的第四步。

到1993年，经过多年的对外开放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至此，我国的对外开放城市已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我国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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