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记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书上也明明白白地诉说着一切。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有很多，无不适罪大恶极的。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原因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历史证明，对于一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内战的规模与程度与遭受外侮的规模与程度成正比。内部团结了，对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强硬得起来;反之，内部不团结，甚至打得不亦乐乎，两败俱伤，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对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

自古即立“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狹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雄飞海外”、称霸世界，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狂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成书于8世纪、用汉文写作的古典《日本书记》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引者)之安。”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大正二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古代日本的海外扩张

“八纮一宇”是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行“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说。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并掳掠奴隶、布帛，后被击败，退回日本。

7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百济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见《旧唐书·刘仁轨传》)。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1537-1598)初步平定战国纷争，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台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77年，丰臣秀吉向其主公织田信长进言：“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史》第15卷)1590年(天正十八年)冬，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史料日本》近世编，吉川弘文馆1964年版)

1591年(天正十九年)、1597年(庆长二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曾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剑指明朝，甚至宣称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文录、庆长间，出兵朝鲜前后两次，为时达七年之久，二十万貔貅蹂躏八道之野，几番与明韩联军鏖杀，耀日军威武之辉于异域，永绝邻邦觊觎之念，扬国威，张国权，功莫大焉。是丰太阁雄才伟略所致，流泽后世之民多矣……温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国民敌忾之气。”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中心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异学”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且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其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如日俄战争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1849—1912)喜读《中朝事实》，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杀以殉，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告诫自己的弟子、皇太孙裕仁(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混同秘策》，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年版)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台湾 1895年6月17日

辽宁省旅大(大连) 1905年1月2日

辽宁省沈阳 1931年9月19日

辽宁省安东(丹东) 1931年9月19日

辽宁省抚顺 1931年9月19日

辽宁省本溪 1931年9月19日

辽宁省营口 1931年9月19日

辽宁省辽阳 1931年9月19日

吉林省长春 1931年9月19日

吉林省四平 1931年9月19日

吉林省吉林 1931年9月21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1931年11月20日

辽宁省锦州(锦县) 1932年1月3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 1932年2月5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 1932年2月6日

黑龙江省海拉尔(今内蒙古) 1932年12月5日

黑龙江省满洲里(今内蒙古) 1932年12月6日

河北省山海关(榆关) 1933年1月3日

热河省承德 1933年3月4日

天津 1937年7月29日

北平(京) 1937年7月31日

察哈尔省张家口 1937年8月27日

山西省大同 1937年9月13日

河北省保定 1937年9月24日

河北省石家庄 1937年10月10日

绥远省归绥(呼和浩特) 1937年10月15日

绥远省包头 1937年10月17日

山西省太原市 1937年11月8日

上海 1937年11月12日

江苏省苏州 1937年11月19日

江苏省无锡 1937年11月25日

江苏省南京 1937年12月13日

浙江省杭州 1937年12月24日

山东省济南 1937年12月26日

山东省青岛 1938年1月10日

山东省烟台 1938年2月3日

福建省厦门 1938年5月13日

安徽省合肥 1938年5月14日

江苏省徐州 1938年5月19日

广东省广州 1938年10月22日

湖北省武汉 1938年10月26日

海南省 1939年2月10日

江西省南昌 1939年3月28日

广东省汕头 1939年6月21日

浙江省宁波 1941年4月20日

香港 1941年12月25日

河南省郑州 1944年4月24日

河南省洛阳 1944年5月25日

湖南省长沙 1944年6月19日

湖南省衡阳 1944年8月8日

福建省福州 1944年10月4日

广西省柳州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省桂林 1944年11月11日

广西省南宁 194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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