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去的留学生大部分回国，尤其是精英分子基本上全回来了，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力已今非昔比，为什么中国出去的留学生90以上不回国？下面就由生活日记小编告诉大家中国留学生不愿意回国的原因！

如果这是一个大范围人群统计，那就不能简单地用“爱国情结”来解释了。毕竟在任何一个时代，能因为爱国等意识形态而放弃现实利益的人都是极少数，绝大部分人是被利益驱使的，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极度贫弱时留学生大部分回国，而现在中国发展了却有了普遍的崇洋媚外的倾向?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显然不能用单一化的归因来解释。简单搜索了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专项研究来进行这方面的对比。于是我就来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一个对本民族文化没有自信的民族和国家，很显然会片面地认为不如人，从而造成崇洋媚外的倾向。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必须接纳自己民族文化的本相。这个命题的逆否命题自然成立:一个否定、不接纳自己民族文化本相的民族和国家，就不会对本民族文化有自信。这一点在历史上的典型例子是日本开国明治维新时代著名的“脱亚入欧”论。虽然客观上起到了破除日本社会盲目自大的态度、愿意学习西方科技的正面作用，但其负面影响则是彻底否定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的本相。二战之前军国主义的膨胀、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曾经使得日本人一定程度上重新获得了民族自信，然而二战的战败，使得日本再次彻底失去民族自信，并因着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而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其典型的例子是二战战败后美国驻军，日本为了获得美国的保护，竟然以国家名义动员日本妇女给美国大兵做慰安妇。时至今日，尽管日本长期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日本在多项科技领域已经不弱于甚至强于美欧，日本社会仍然以获得西方的承认为荣，在日本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崇洋媚外的情结。

用这个原理，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清末民初，中国人仍然有“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当时出国的留学生(都是优秀人才)多持有一种观点:我们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因为持有这种“中华优秀”的思想，那时的留学生中华文化本位持守得很好，没有否定自我的文化，仍然有很强的民族文化自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华民国国旗歌里管窥:“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

因为历史和地缘政治原因，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弱小，长期以来一直摇摆于美苏两个大国之间。起初是一面倒向苏联，一口一个“苏联老大哥”，把苏联模式当成圣经，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摊大饼”式的城市规划，造就了拥挤混乱的北京。后来中苏交恶之后，又依靠美国来抵抗苏联的百万铁甲雄师，稍微上点年纪的人或者军迷应该对中美合作改进歼8-2不陌生吧。原来一切学苏联，变成了言必称美国。以前照办的苏联的体制，全面修改成美国模式，哪怕浪费无数也在所不惜，典型的例子是高校由苏联的院系两级制变成了美国的校院系三级制，闹腾了好久也没见中国大学再做出当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样的划时代的成果。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折腾，中国人心中自然就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提到外国(现在是美欧)就是先进。很自然，人们就愿意学习“先进”的文化，而丢弃传统的“落后”的文化——这个倾向由政府开始，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明确提出了，甚至包括汉字拼音化这样彻底否定中华文化根本的荒唐举动(虽然后来停止了)。这便是人民“崇洋媚外”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现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足以跻身大国，不再需要依附于某个超级大国，但人民的这种思想一旦形成，要想改掉也得几十年的时间。

一项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做决定是依据自己的快感，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倾向于生活在更“爽”的地方。如果在国外活得比国内爽得多，那么留学生大多数自然愿意留在国外而不回国。如果回国更爽，当然就愿意回国。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最近中国的明星科学家施一公，有人评价他，先是在中国呆着不爽，所以出国了，后来在国外呆着更不爽，于是回国了。

在西方社会，一张亚洲脸足以让欧美人竖起“非我族类”的墙，从而几乎不可能被接纳进入主流社会。同时，当时中国国力孱弱，中国人被严重歧视，例如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前，华人在餐馆里面做服务生，要跪着给美国人服务，直到朝鲜战争新中国打平美国为止，在美国的华人服务生才站起来了。在南非，1964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华人是与黑人一起被白种人种族隔离和歧视的，直到原子弹爆炸，中国人才可以和白人一起坐在公共汽车的前排。由于新中国几场战争打下的基础，中国人在国外的地位虽然仍然不可能上升到一等公民，但比起以往“东亚病夫”的形象已大有改观，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程度已经大大降低。总而言之，现在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比起老前辈们要过得爽得多，自然不如老前辈那样愿意回国。

人是社会动物，一个脱离社会的人，是不会心理健康的。一个人有与人交流的需要。外向或内向的性格只能改变这种性格的强弱，而不可能抹杀这种需要。

清末民初，中国人学外语是一件非常困难和痛苦的事情，因为那时没有系统的外语教材，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传教士先学习中文，然后教授中国人外文。当时，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例如美国西部大开发时代赴美劳务输出的那些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南方人)，绝大部分都没有系统学习英语，从而聚居形成显著的相对封闭的亚文化圈(这也就是现在美加等国许多唐人街的前身)，仍然用家乡话(主要是广东话)交流，以至于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去美国可以不懂英语，但不能不懂广东话”之说。那个年代出国留学(而不是劳务输出)的人，虽然努力学习外语，但出国之前一般只具备最基本的外语交流能力，以至于初到外国，交流非常困难，而且找不到老乡，只能靠自己。因此即便几年之后外语水平提高一些了，这段过程的痛苦性要远远大于现在。同时，主流社会的华人极少，且由于当年通信手段落后，几乎没有层次相当的华人可以交流，因此文化孤寂感极强。现在，随着外语教学的突飞猛进，许多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已经能说较为流利的外语，因此在国外的适应困难程度明显降低。虽然由于种族的关系，华人仍然几乎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但现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华人生活在一定的网上虚拟社区里，孤寂感就没有以前那么强。也就不那么期望回国。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一个较为广泛的群体里，大部分人是利益导向的(也就是说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谁给钱多就呆在谁那里，哪里生活富裕就呆在哪里。因此，国内外生活水准的对比，就成为留学生去留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

清末民初，能出国留学的人群不但学识很高，而且出身贫寒的极少。他们在国内过的生活属于中上。再加上在那个时代，中国中上层的人们生活需要的东西其实也并不多，不需要各种家电汽车，居住条件也往往不错(祖传的大宅比比皆是)，不需要像底层人民一样做又脏又苦的活。到了国外，混得好了也就是坐上比马车快不了多少的汽车，混得一般的住可怜兮兮的小房子甚至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为了生存被迫去做产业工人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几乎没有(参考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打工时的经历)。而他们回国，往往就会被委以重任，成为国家的栋梁;他们出国的经历，也就给他们镀了一层金，使他们身价百倍。当然他们就愿意回国。

其实建国初期，由于人民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和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理想主义氛围，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其实比被战火破坏的欧洲差不了太多。以科技实力来讲，中国也不落后欧美很多，例如当年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晶体管计算机、两弹一星等，其技术指标都处于国际前列。60-70年代，中国由于文革，经济凋敝，科技更是发展无门(除了航天、核武器核潜艇以外);而欧美则是黄金发展时期，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冷战对峙时被逼着高速发展的科技，都将中国远远甩到了身后。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留学生发现，哪怕是在欧美底层的人民，其享受的社会福利、社会资源和生活水准都比中国的中高阶层要好。中国在文革之后，随着70年代末中国社会对知识的重新尊重和重视，“知识改变命运”成为社会的共识。能上大学的优秀人才里面，很多是非常努力刻苦的出身贫寒的人。这些人出国了之后，反差就更是强烈。这就直接造成了80年代出国的那批留学生不愿意回国。中国人本来就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再加上当时中国必须依赖美国去抗衡苏联的军事压力，因此对留学生生活的报道也是片面地报喜不报忧，造成了社会上的错误的刻板印象，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是圆，在国内随便什么垃圾，只要出国了就能锦衣玉食。到了后来，有些留学生甚至因为父母的压力而不敢回国。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群人数很少，那还有可能是高水平的精英团体;如果一个人群人数很多，那平均水平就一定不会很高。这个稀缺原理同样适用于留学生群体。清末民初的留学生非常少，因此几乎都是精华，目光远大壮志凌云者不乏其人。而现在每年留学生数以万计，甚至有一种说法，外地优秀人才都跑到北京了，北京本地的人只好出国了。当一个社会中许多人都可以出国的时候，整体水准必然下降。近年来不断上升的“留学垃圾”的报道，从侧面折射出随着留学门槛的降低，留学生群体的整体水准下降。80年代出国的那一批人，留在美国的在90年代已经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例如尽人皆知的intel奔腾处理器，据以前看过的discovery的报道，其核心设计团队2/3是留美华人;而90年代出国的那一批人，到现在有如此级别贡献的还没听说过。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都必须歧视性地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有时甚至需要歧视性地保护本族的利益，才算是一个对本国人民负责任的好政府——至少人民会愿意选这样的政府。所以，欧美国家一向的政策就是引进别国人才为本国服务，但不能冲击到本国人的利益。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限制外国人在学术领域的升职。比方说，在美国，一个华人想混到assistantprofessor(助理教授，类似国内的讲师，但可带博士生)并不算不可能的事情，但再往上爬到在学术界有重要地位的associateprofessor(副教授)和fullprofessor(正教授)，就几乎是难于登天了，不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第二代优秀精英断难得到。许多在国内招摇撞骗的华人美国“教授”，其实是researchassistantprofessor，researchassociateprofessor或adjunctassociateprofessor之类。这前面加上的修饰词就彻底改变了“教授”的性质，说穿了也就是实验室管理员或技术支持，不算在大学教员编制中，不能带研究生，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没有资格独立做项目，必须依附于教授，徒有教授虚名而已。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年在国内招摇撞骗的“基因皇后”陈晓宁。而这也就是绝大部分留学生能在美国学术界混到的最高职称。在德国也是一样，我所认识的一个华人科学家，80年代末想尽办法搞到了德国国籍，然后申请汉堡大学的教授职位，从公开发表的论文看其学术水准比竞争者高出很多。最后汉堡大学校方开会，拒掉了他的申请，理由是“我们怎么能让一个外国人来教导我们德国人的下一代呢?”放眼欧洲学术界，非欧盟人做教授那真是屈指可数，而且其学术水平也普遍平平，难怪有人说他们多半是通过政治关系搞到的职位。

说得简单一点，中国人到了欧美，欧美人才不把你当什么“优秀人才”来看待呢，你就是给欧美人做高级苦力的。那些重活、累活、无聊活、接触有毒物质和放射性物质的危险活，本国人不愿意做，统统扔给中国人和印度人做，给一点小钱说是“助教、助研”，顶多再给个绿卡，就能让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乐得屁颠屁颠的。我说欧美人这般恶毒不是没有根据，除了听说美国那边的一些报道以外，我亲身工作过的马普生化所，我在放射性实验室工作了2年，实在是记不起来有任何一个德国人进过放射性实验室。我报告马普大老板说放射性实验室里的防护板失效不能挡住核辐射(我的实测结果，辐射剂量可以超标10倍)，结果被他公开痛骂一顿说要么去做实验承担辐射风险要么就走人。

真正展露学术锋芒的大师级中国人不是没有，但一旦你显出你的光芒，人家就开始各方面地卡你，以确保你中国人永远给欧美人干苦力。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从国籍和种族上卡研究经费。比方说，美国国力健康研究院(nih)和国家科学基金委(nsf)都有对申请者的国籍限制，其中nsf的限制更为严格一些，导致中国留学生即便学术水平高也很难获得经费。德国科研基金会(dfg)更是明文规定，不给45岁以上非欧盟国籍的科学家发放研究资助。他们之所以现在出台这样一些明显违背“自由公平”原则的歧视性政策，是因为他们当年吃了不少亏。大家也许还记得钱学森那一批大师级科学家遭受美国政府的无理阻挠吧，比较近的是李文和案——李文和还是美国籍呢。引进的人才太牛了，太容易威胁到本国人的饭碗甚至本国的国家安全，歧视性地条款弄得太多也有损欧美“自由平等”的口头价值观。因此他们就会想方设法从引进人才上面想办法，尽量不让那些最优秀的人进入欧美。引进的人才如果都是一般般，也就不担心他们学成回国会给欧美带来巨大的挑战——毕竟现在中国崛起的势头太猛了。一个旁证便是许多地方都有说法说最牛的中国大学生被美国拒掉了，而通过签证的那些都是实在不怎么样的人。那些不怎么样的人，大部分也就是唯利是图的人，这些人在国外灯红酒绿之下，也就比较不倾向于回国。换言之，他们就会“很高兴”地留在欧美，一辈子给欧美人做苦力。

而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国力孱弱，西方国家不担心中国优秀留学生回国会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反而有助于培养亲西方的势力，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因此，那个时候出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基本都是真正最优秀的人才。他们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作为一个华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只有祖国强大了，才有好日子过。他们通常目光长远，并且常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感，因此他们知道，，从我做起。于是他们也就比较倾向于回国。

总而言之，上述这些原因综合起来，使得现在中国留学生多数不愿意回国。而国家目前的人才引进政策和对外宣传，却恰恰没有从这些方面着手，导致事倍功半。其实，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国家完全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吸引大部分留学生回国;而现在的留学生们，如果从这几个方面去分析中外形势的变化，也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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