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中国人为什么素质低下?下面就由生活日记小编告诉大家中国人为什么素质低下吧!
中国人为什么素质低下?
1、“无为”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
中国一崛起，世界都害怕。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崛起将世界文明的整体水平拉低了。
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物质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然而，由于精神因素的先天不足(形式化的知识、个人权利、理性、价值等付之阙如)，加上，中国长期拒绝异质文明的输入，故无法和世界文明同步转型，因此，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什么都没改变。实际上，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在变，因为其外围都是异常活跃的异质文明。中国文明的自闭性，并不能阻挡住异质文明“侵吞”中国文明的历史潮流。说中国传统文明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无异于痴人说梦。
真实的情况是：中国传统文明中，那些“原生态”的、较有价值的因子，都被异质文明(尤其是西方)进行了敲膏吸髓般的创造性的利用，然后被弃之如敝履。这就像一截新鲜的甘蔗，其甜蜜的汁液被人吸光之后，剩余的都是渣滓。然而，甘蔗的生命由此转化为别人的养分。
例如，让西方近代文明不断扩张到全球的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就与中国古典思想有着渊源关系。亚当•斯密(1723～1790)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部分受益于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的魁奈(1694～1774)，其所提出的重农主义(physiocracy，本义是“让自由主导”)中的“自由放任”准则，源自中国的老子。英国学者J.M.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一书中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无为”!在西方，被进行了抽象化、超越性的处理，最终完成了创造性的转换，从而获得了一种新鲜的生命。而在它的发源地，中国人却将“无为”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玄学、一种袖手旁观的处世之道、一种原始崇拜或者身体迷恋(例如，“道教”中的“采阴补阳”等巫术思想)。
几千年了，“无为”仍然永远地停留于它的源始处，“无所作为”，始终无法投胎转世。“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让中国人如获至宝，但就算抓破脑壳、转昏了头
，也想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只需敲破熟鸡蛋，就可以让它立起来了!如果没有“实践理性”，“无为”就仅仅只能是某种玄思!而如果没有西方式的超越性思维，就看不清楚“无为而无不为”的落脚点并非真的“无为”，而是一种“应当”：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其中，“应当”就是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则不可能仅仅通过某位“个人”的“无为”而得到。所以，“无为”究竟有无“价值”，根本不是你一个人的意念说了就算的，而应该将其放进一个更加广阔、不断开放的世界背景当中，进行持续性的理性考量。
2、中国是一个漠视“价值”的社会
“无为”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中西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在于价值!中国人对于“价值”的糟蹋，其他种族无出其右。这一点，全世界都害怕中国人。近日的一篇博文《中国人为什么会遭人嫌》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我相信它肯定属实：“H说，那次在巴黎机场，一个傻X突然跑到我面前，请我帮他做一下翻译，他要买几瓶酒，人家不卖他。好像那傻X是某资源大省环保局的干部。我去帮他一问情况，原来那人看上一种名贵酒，要买5瓶，那酒是壹万八千欧元一瓶，按当时汇价折合人民币是十八万元一瓶，而且那傻X还要求打开一瓶，在飞机上喝。店里的法国老头就是不卖给他。我一听是这样，马上回头就溜走，回头看时，那傻X还在跟那老头掰哧。”
没钱的时候被人歧视，有钱的时候被人鄙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中国人不懂“价值”这个东西，其背后，是对每一个的个体生命(包括自然的物品、人造的商品)的不尊重。这在中国人的“酒文化”中有着格外“生动”的写照。首先是灌酒，人与人之间虚情假意、阳奉阴违、彼此折腾，拼完感情再拼身体，严重的以致当场喝死。其次是“喝”酒，很少品酒的人，再好的酒，在中国人这里都是“一口干”。人家要几年甚至一辈子才能品尝完的几千上万元一瓶的好酒，中国人往往几分钟就喝完了，而且很多时候还要到厕所里抠出来吐掉。一年几千亿的公款吃喝，大部分都花在了酒上。过年过节给领导送礼、走亲戚，还是酒。所以，一年到头，中国的男人都是昏头昏脑的，有谁去创造什么“价值”啊?于是大肆炒作，将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国学”)说得天花乱坠，或者将市场的价值规律搞得一团糟，例如以满世界“炒楼”著称的温州人，去年开始炒作红酒。有关资料认为，温州人投资葡萄酒与近年来法国葡萄酒拉菲价格飞涨有关。2006年，一瓶拉菲售价为2万元，如今已经翻倍至4万元。
在中国的“酒文化”中，尽管非常讲究喝酒时的席位安排和尊卑秩序，但有一点却是“平等”的：一起糟蹋粮食和酒水，好像大家在共同度过世界末日似的。所以，酒桌上总是热闹非凡，一个个人模狗样，平常黯淡无光的面孔，此刻血脉喷张、流光溢彩。为什么那么兴高采烈?因为世界被糟蹋了，人也舒坦了。当然，最终的结果也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大家都难受，回家之后被老婆赶下床，呕吐去吧，垃圾!因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酒文化”，但其实中国人是不会喝酒的：什么牌子的酒，都是一个鸟样。所以，人家就拿工业酒精或者劣质酒来对付我们。我们哪有西方人那样精致、优雅的文明?丁学良教授曾经教导过中国人该怎样饮酒，他说：“酒是有个性的”，“葡萄酒是艺术，一定不能功利，要慢慢体会”，“葡萄酒的最高境界就是音乐的境界，连绘画都不能比。酒是有生命的，而且生命之丰富、细腻，只能跟音乐比”，“对酒怀一种敬意，就像对音乐一样，不能台上在演奏古典音乐，你在下面打喷嚏、打手机、擦鼻涕。好酒是艺术品，人们可以各有所好，但对你不欣赏的酒，也不能去糟蹋它。艺术品是千差万别的，你得有基本的敬意。”
一个对酒本身都如此珍惜、懂得欣赏的文明，必然会极其重视每个“人”的价值。每个人在价值上独特而又不同，这保证了西方文明的平等、多元的品格。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西方人的平等是价值的，而中国人的平等则是经验的。前者注重过程，后者只在乎结果。例如，对于中国人来说，“富”只意味着一点：大把大把的钞票;“享福”就是身体好，女人玩得多，活它十万八千年;“公平”就是“皇帝轮流当”、“老子天下第一”。这种只有结果而无过程的“追求”，其实是毫无“价值”与“意义”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平等”意识，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扼杀了中国人的精神，“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除了毫无生命的“中庸之道”得到尊奉之外，一切独特的个性、品质和价值都被漠视、打压直至抹杀，之后才有“人间太平”。难怪易中天说“不弱智就当不了领导”。所以，中国人没有超越性、多样性、差异性的思维，也不敢有“超凡脱俗”的气质和行为，一切都得按照老祖宗、“老大哥”的吩咐去做。没有了勇敢，德性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反，懦弱、服从、奴相，反而成了“有道德”的标志。
3、中国历史由于“平等”而停滞不前
漠视“价值”，追求一种不需要过程、不分贵贱的“平等”，是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中国有决定性的历史大事件，都与追求这种结果性“平等”的社会思想有关。首先，古代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与中国式“平等”相关。“三皇五帝”的尧舜禹们共同开创的所谓“禅让制”，本质上是一人、一家之治。尧舜倡导的“禅让制”与禹开启的“世袭制”，在一个大范围内是共生共存的，它们处于一种社会框架的建制之内，共同服务于“家天下”的政治模式。这是“家——国”同构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政治模式是世界文明最为“源始”的，东方文明都经历过这种历史阶段，不过，惟有中国，通过原始儒家以及孔子将其固化成了一种常态。
表面上看来，儒家是尚古的，实际上，儒家是最注重“今生今世”的，而不注重过去或者未来。在儒家看来，“过去”是现在的生活标本，所以“人皆可为尧舜”;而“未来”则不需要去管它，所以“未知生焉知死”。很显然，这是一种“无所谓”、没有价值考量的处世哲学。儒家以自己为中心，并以自己的眼光去同等地看待他人，因此，儒家没有超越性的思维。儒家鼓吹“性本善”，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抹杀人与人的差异性，“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表现。以自己为中心，导致了这样一种“小家子气”的“家”哲学：讲求自给自足，“内圣外王”，走不出自身的局限性，看不到更加广阔的世界。这种低级的麻痹神经的思维，必然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哲学，它至少能够让你“苟全性命于乱世”。当这种庸俗哲学成为一种支配性的社会思想之后，强权就会对其进行精心的驾驭。所以，在儒家之后，专制集权的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大一统中国—前210年)横空出世。此后，历代皆行秦政，开始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等级制”。然而，这种权力分配上的“等级制”并没有破坏掉深藏于中国人原初观念中的、注重结果的“平等”。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号召起义时说：“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中国反反复复的农民起义的样板。每一次由于农民起义导致的改朝换代，都是以“平等”(所谓“均平思想”)为幌子的。唐宋以后的农民起义大都把“均平”作为旗号，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杨么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主张，开始把均平思想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制定了完整的平等、平均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该纲领明确宣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绝对平等、平均的理想蓝图。很显然，这些“平等”都无关“权利”，是一种人治的、结果性的“均平”。
实际上，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其根源仍在尧舜禹、儒家、秦始皇那里：既然“人皆可为尧舜”，你能当皇帝，老子就一样能行!并且，这不需要过程，也不需要论证，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儒家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主张的，不过，这是一种“自然平等”，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身体上的平等”，而不是“精神上的平等”，它与“权利”、“人格”等西方的概念性范畴毫无关联!主张“自然平等”，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在西方，人们是不承认这种平等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在西方人眼中，追求“自然平等”是毫无必要的。他们需要的是“价值平等”，每一个人尽管都不一样，然而，都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这也是基督教的信条。而儒家则主张对人进行道德评判，“君子”与“小人”的区分，这无疑为特权思想准备好了伦理基础：“小人”就应该被“君子”统治。因此，中西方在平等问题上的相反特质，导致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异。“自然平等”导致“胜者为王”的专制暴力，而“价值平等”不能赋予任何人特权，所以必须依靠契约来让渡私人权利、产生公共权力。
中国历史的停滞不前，表现在社会思想上，就是利用这种子虚乌有的“自然平等”来拒绝或者取舍、改造异质文明。例如，印度佛教就经历了中国式的改造，某些重要思想在改造中销声匿迹。起源于5世纪的“唯识”派佛教，由玄奘(594——664)引进中国，之所以很快消失了，是因为这一派主张有些人是永远不能摆脱轮回而实现涅槃的。所以，能够兴盛不衰的中国式佛教派别是天台宗和禅宗，因为它们都强调人人生而具有“佛性”，个个都能涅槃。这下，大家都舒服了，怎么干坏事都不怕了。这和“皇帝轮流当”，以及农民起义时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阿Q喜滋滋地说“和尚摸得，我也摸得”的傻二劲头和流氓逻辑是高度一致的。同理，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它宣称资产阶级是无耻肮脏的，所以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并且对其进行顺利改造，也与中国式的“平等”观直接相关。此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也有着同样的社会思想背景。王朔好像说过，毛泽东的了不起是让中国人“平等”了，此说当然大谬!新中国成立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没有走上“价值平等”的道路。
4、价值虚无是中国的第一号难题
价值虚无的后果，是令人痛苦的。首先，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漂泊无根的。“人是什么?”“人活着有什么意思?”这些问题必然涉及到“价值”。然而，中国人对于“价值”，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懵懂无知、极其漠视的!中国人的低贱，潜意识中的自卑，日常面孔中的灰暗，亦源于此。无视价值，也导致了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保守和迟钝，以及心智上的呆滞。追求价值，比体力劳动劳神费力得多!因为一种事物的“价值”，需要不断地进行考量与重估，它没有尽头!这就像一个人那样，他(她)死之前是不应该“盖棺定论”的。卡西尔说过，人没有本性，人有的不过是其历史。所以，“价值”是永不枯竭的社会资源，它始终处于“有待完成而无法最终完成”的状态之中，这个开放性的过程，构成了事物(包括“人生”)的“意义”。
中国人之所以觉得活着没意义，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对于价值的肯定与认同。社会个体的萎靡不振，使得整个中国掉入了一种“创造性枯竭”的陷阱之内。知识、道德，作为无形的价值财富，在中国几乎寸草不生了。然而，生命作为一种原始的本能、冲动和欲望，却是不可遏制的。没有了超越性的追求，没有了勇敢、道德与创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就只能表现为原始欲望的爆发性畸长。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就是“私人”，“私”是“禾”(嘴巴吃的)与“厶”(鸡巴用的)的物质性的结合，它和西方的抽象化的、具有价值、权利内涵的individual(个人)与private(私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中国人走不出自己，所以只好用儒家鼓吹的“内圣外王”来进行“内在超越”，一直“超越”到自己黑暗的身体之内，不能自拔，同时，又漠视他人的存在，任何他人都成了一个可以消费掉的对象。
其次，价值虚无导致了中国始终无法实现现代化转型。正如教诲年轻人“仰望头顶的天空，审视内心的道德”的温所担忧的那样，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至少还需要100年以上的时间。中国的国家领导能够讲出这样的话，的确十分了不起!其实，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转型，就必须承认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哪怕你是反对普世价值的，你也应该看到“价值”的客观存在，否则，你就应该一头撞死，因为你没有价值嘛。没有“个人”以及“价值”，现代社会就不可能诞生。是价值，在左右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工具理性、个人权利、社会认同、权力结构、经济模式，等等等等。一个无视价值及其规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紊乱的、沙粒化的社会，一个暴殄天物的社会，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敌视、彼此贬损、你争我抢直至谋财害命的“人吃人”的社会。价值虚无，与生命意志、道德理想这些安身立命的品质是抵触的。
中国难以改变最直接的体现是“人心”难变。也就是大家相互之间无法认同，所以无法达成“必须变”、“该怎样变”的“社会共识”。这就是一个价值认同的问题。不要说没有接受过价值启蒙的老百姓，就连中国几千万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也看不到这一点。于是，社会变革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而在我们的外面，别人正在开创无限可能的生活方式。但13亿只知道物质消费的“类人孩”，肯定是一股可怕的力量。中国积累的问题，终将影响到全世界。如果精神、价值、制度的因素不变的话，“中国模式”就已经到了“增长的极限”。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所写的那样：“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其实，在今天看来，说“中国人素质低下”固然是一个事实，然而，法律制度不允许中国人有素质才是问题的关键性所在。这是一个相互纠结的问题：法律制度的改变，又必须依赖于价值观念的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