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中国最后还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就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希望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多重苦难的必然。苦难来自于，一是多个而不是单个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打乱了中国发展的进程，把中国推向了贫穷的深渊和灭亡的边缘;二是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世界发展的潮流熟视无睹，沦落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三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和混战，把中国曾经燃起的希望彻底浇灭。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从来没有断裂过，中国人民的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近代中国没有完全变为某一个国家的殖民地，而是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样一个病态经济和畸形政治，不可能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前进。

民族觉醒的必然。觉醒依次是，一是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和进步的学习;二是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中立宪或共和的尝试;三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文化的批判带来的科学和民主的呼声;四是五四思想大解放的运动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期望。从开明官僚、改良派到革命派、新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的探索，艰难的选择，他们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觉醒是生动活泼的、不断前进的、越来越革命的、最终投入工人运动的。

道路尝试的必然。失败尝试有，一是农民阶级改朝换代的起义和扶清灭洋的运动被扑灭了;二是封建统战阶级内部自救的洋务运动碰壁了;三是旧知识分子群体戊戌维新的改良运动夭折了;四是民族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的共和梦想流产了。封建主义过时了，资本主义行不通，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们要另辟蹊径，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方案。

时代形势的必然。正反形势是，一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二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十月革命基本国情和革命方法的启示下，先驱者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中的一种,随着西学东渐和国人的留学运动而传入中国。中文报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其名是在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122号《万国公报》上,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的《大同学》,它介绍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即恩格斯) ”。这也是中文报刊上最早出现恩格斯的名字。

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逐渐见诸各种译作之中。可以看出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是传教士传入的，当时对于马克思的理解还出现了偏差，例如《万国公报》发表的文章称“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的国籍，职业都弄错了。所以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零星地传入中国，并没有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从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也做了相应的回应与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861年至1895年的自强运动，1898年至1912年的变法与革命，1915年至1919年的民主与科学。从这三个阶段，我们得出中国的一直以西方为老师，学习西方，效仿西方，步步推进。

然而一战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

一战的爆发让中国人对这个昔日的老师产生了质疑，影响中日关系的“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都与一战有关。

中国虽然没有直接派军队参加一战，但是一战期间英、法协约国在中国招募了十四万劳工， 对他们进行基本的军事培训，并把他们分期分批地运送到欧洲战场。这些劳工帮助修筑战壕、运送弹药、修理坦克等。有些华工甚至在乘坐赴往欧洲途中的船只时就遭遇到袭击，葬身大海。而能抵达欧洲的华工许多人最后也客死他乡。

所以一战期间，中国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一战结束，1919年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讨论战后和平并重新划分世界版图。中国代表恳求将青岛在内的山东半岛主权归还给中国，但却被置之不理。英、法、意主张将德国的利益转让给日本，美国则提出暂交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但遭到日本拒绝。中国代表愤然离去，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凡尔赛条约》激怒了中国。消息传到中国后，引发了全国性的不满，进而爆发了“五四运动”。

一战爆发，中国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和老师并肩作战了，但是没想到战争结束后，这些老师都合起伙来欺负自己，这样的结果在情感上，中国人民是绝对忍受不了的。

一战结束后，很多中国人去了欧洲，看到欧洲的满目疮痍，心里不免对西方的工业文明产生了质疑。特别是梁启超的《欧洲心影录》中写到：“全社会的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雨，不知前途怎样是好……”

中国的道路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一直拷打着每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

回顾整个历史，只有两条路——到东方去与到西方去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二梁谴责西方的物质文明，颂扬中国的精神文明，督促国人走东方的道路;以胡适为代表的细化提倡者希望要重估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不如西方，希望走西方的道路。

当时的知识界不断论战，最后达到了一个共识——不能完全回到东方，不然就回到过去的君主专制，回到过去的三纲五常;也不能一直学习现在的西方，西方的前途是未知的。按照杜维明教授的话来说：“中国需要西方的思想，但又不能忍受那和帝国主义有明显联系的，以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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