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必须在生产资料上是一无所有的人，同时又必须是摆脱了一切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人，他们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出现在市场上，同以劳动力购买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的资本家一样，在人格上和在交易活动中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买卖关系，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不起来，接下来就和生活日记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中国古代为何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制度：

早在先秦，中国已经形成规模可观的市场体系和制度。(参看《管子》及《史记·货殖列传》)在汉、唐、宋、元、明时代，中国的商业市场曾经是全世界最庞大 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没有发育出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是货币金融经济的产物，而不是商业市场经济的产物。

中国自秦汉以下直到晚清，货币发行权(金属货币的铸造权)都牢牢掌控于国家手中。商人无铸币权，无法控制货币流通，也不能利用货币流通高息取利，因此无法积累形成巨大规模的流动性货币资产。这就使资本主义无法从贸易商业的原生资本形态，跃升到货币金融的纯粹资本形态。

在中国，即使商人积累了巨大的货币资产，这种货币资产也无法用于货币资本增殖的产业中，而主要转入消费形态，往往只能用于实物商品的积累(购买宝货及奢侈品)，或投资于地产。

汉代以下一直有“限民名田”的土地制度及抑商政策，主要就是限制商人对土地资源的兼并。因此，中国古代虽有大规模的商业及市场经济，却不能发育出金融资本所主导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原因在此。

而欧洲则不同。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犹太精神，就是货币资本的精神。这是极为深刻的论点。①

[① 有人认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这是重大的误解。犹太人的识别标志，不是种族(犹太人与死敌阿拉伯人同出闪族)，而是宗教即犹太教。马克思父系祖上虽是犹太人。但他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已改信基督教，并娶了基督教女子。所以马克思家族作为基督徒并非犹太人。]

实际上，自罗马帝国后期，欧洲即形成了控制着社会金融资产的犹太人金融势力(包括犹太放贷人、银行家以及控制贵族财政的宫廷犹太人)。犹太思想家马克 斯·韦伯写有一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是犹太裔学者)，他所说的“新教”伦理，实际暗喻的就是犹太教的“塔木德”精神，而不是传统基督教 的精神。(新教中的加尔文教派是吸收犹太教义的改宗基督教，所以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异端。)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犹太人由于宗教原因作为异教徒而被天主教社会所排斥，被边缘化。但天主教限制教民不许放贷取息——不允许基督教民从事金融活动。而在宗教迫害下不得不四处流动的犹太人，却成为国际性流动金融资产的主人。中世纪犹太人主要靠放高利贷取息过活。

公元10世纪以后，犹太金融家为主体，而包括某些“改宗犹太人”(即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商业性银行。著名的美地奇银行是其代表，文艺复兴就是这个银行所资助和推动起来的。

犹太金融家与法国的圣殿骑士团(十字军)结盟。犹太金融集团很早以来即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欧洲地区金币及代金币(期票、支票、债券)的流通。从此犹太金 融集团逐步成为世界货币资本的主导者。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犹太金融集团下的主导下逐渐形成的。莎士比亚的名作《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写的犹太高利贷者夏 洛克，正是这一时代犹太精神的文学典型。

古代欧洲与中国在社会制度上存在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差异：

(1)在宏观层面上，欧洲宗教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主干，教权制约王权。

(2)在微观制度层面上，武士贵族的割据性庄园农奴制度是社会的基础单位。

(3)犹太金融势力通过高利贷经济控制全欧洲的商业、运输业和各国王室财政。

18世纪以后出现的共济会、圣殿骑士团以及光照会等秘密组织，正是犹太金融资本与王室贵族联手操作控制权力的结盟平台。

从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看，当时的欧洲，犹太金融资本流向哪里，哪里的资本主义就蓬勃发展起来。而当其撤出的时候，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衰退下去。从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其兴起与衰落都与犹太金融势力的进入与退出直接相关。

在17世纪后期(1688年)，犹太金融资本随着荷兰亲王威廉(曾任荷兰执政)的“光荣革命”，由荷兰进入英国，于是英国崛起而成为“日不落”帝国。当荷兰和英国的犹太金融势力来到美洲大陆，美国资本主义也就神奇地在二百年内突然崛起了。

近代犹太金融势力的迁移和流动，是近代世界史上大国兴衰及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真正原因。所以，并不是19世纪的产业革命造就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先 有货币资本主义制度才有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要从这一新的观察角度，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以及犹太金融势力以及共济会的历史作用问题。 同时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早就存在商业市场资本主义，却不能转型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

资本更加集中

美国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本的大工业公司，由1955年的22家发展到1992年的316家;拥有100亿美元以上资本的特大公司，由1970年的2家发展到1992年的49家，分别增长了13.4倍和23.5倍。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拥有的资本在整个工业资产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23%增加到1990年的71.2%。30%的公司占据了制造业全部增加值的80%。由于资产增加，利润大幅度增长。美国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本的大公司所获净利润在所有公司利润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38%上升到1990年的73.2%。100家公司的利润，超过了37万家公司净利润的总和。英国、德国和日本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大工业公司，由1965年的1家，发展为1991年的191家;拥有100亿美元的特大工业公司，由1970年的1家发展为1991年的56家，分别增长了190倍和55倍。日本占0.9%的公司控制了86%的资本，德国109家大公司控制了64.7%的资本，英国42家公司中的3家最大公司控制了42.2%的资本。

在全世界最大的500家银行中，美国银行从1970年的185家减少为1980年的96家，存款却从2960亿美元上升为1.33万亿美元。10家最大商业银行的存款，在整个银行存款中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15.5%上升为1982年的39%。日本5家商业银行集中了全国存款的2/3，英国4家商业银行则集中了全国存款的90%以上。少数垄断寡头牢牢控制着经济命脉。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公司控制着美国汽车产量的90%，丰田、日产和本田控制着日本汽车产量的3/4，德国戴姆勒—奔驰、大众和阿佩尔公司控制着德国汽车产量的3/4。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垄断集团大量兼并企业，资本扩张了几百倍。原有的一些大财阀也不甘寂寞。

石油行业成为经济的垄断者

如洛克菲勒集团从石油行业伸展到军火、电子、化学、原子能、机器制造业及运输业;

摩根集团从钢铁工业扩张到石油、电子、汽车、原子能等行业;由制造军火起家的三菱集团向银行、保险、重工、化工、石油行业发展。一些家族式大资本家与大银行、大财团相互持股，转化为资本更加雄厚的垄断财团，不仅垄断生产，而且垄断原料、设计、销售网等各个环节。

在分工和协作更加细密，生产、流通和交换连成一体，而且科研、文化教育、第三产业也广泛社会化的今天，生产资料的这种高度私人占有，无疑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严重阻碍。 所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

西方式的国有经济

不错，战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国有经济，其产值曾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但是，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经济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电力、交通运输、港口、邮电等部门。这些部门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单个资本家不愿投资，但又是所有资本家增殖资本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于是，资产阶级国家跑出来，充当起协调者的角色。它在这些部门投资，其实是代表了资本家的总体利益。另一类是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由于技术落后，出现巨额亏损。部分资本家承担不起这份亏损，而这份亏损引发的社会问题又要严重危及所有资本家的利益，那就只好由所有资本家共同承担。于是，国家代表所有资本家把它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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