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城与围城：《十月围城》的叙事困境及其他

    在很多作品的接受史上，过分的期待，得来的必然是失望与遗憾。而那些寄予在创新改变之上的期待，失望的痛苦也就更为明显。因此在这特殊的审美体验当中，无疑饱含着较作品更为可贵的反思。港台电影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试图与内地文化品格合拍，抖落掉无聊的商业意味。香港武侠电影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它的整个发展和融合的过程来看，消弭暴力是它总体的叙事特征，此类电影始终希望以更为诙谐甚至优美的动作来取代暴力。从李小龙到成龙，从徐克，程小东到袁和平，都在做着这种努力。被看做颇具诚意的《十月围城》在剧情上，让观众特别是内地观众感到了一种无比的亲切。革命的豪情，朦胧的历史厚重感，使它博得了无数人的掌声甚至眼泪，可也正因为这种诚恳的努力使它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叙事困境。

矫情的突围——堂皇的讽刺

    武侠电影有着辉煌的过去，几代人的努力，使它在影片剧情和拍摄手法上都有了很大的成就。以至以后，在观众的期待视野中，对武侠电影的可能转变都了然于心。因此，随着黄飞鸿，方世玉系列的结束，武侠电影也就慢慢地走入颓势。面对这种情况，《十月围城》可谓做了一次有意思的突围。

    在叙事策略上，《十月围城》披上了革命的外衣，但香港武侠电影的元素却又随处可见。“不怕死”和“打不死”是最主要的特征，而阎孝国披头散发和剔去眉毛的造型，刘郁白单打独斗的耍酷等等，无一不再昭示着这是旧酒换新瓶。革命的外衣涉及内容，而《十月围城》在形式上还是难以创新。叙事内容上，剧情貌似与史实相符，其实完全相悖。导演陈德森也坦言，那些在人物死后，显示在银屏上的小字，全部源于虚构。自然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操作的唯一动机是希望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的真实感。导演用这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却无法掩盖经不起推敲的无聊剧情。且不说孙文的会议不在安全的船上，还要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一伙假扮孙文的人，将歹徒带到孙文母亲处，又不知谁来维护她的安全。另外，既是暗杀，哪里还用得着阎孝国这种东厂一般的角色造型，而黎明的独挡群豪就更是找死了。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编剧出于博取眼泪的目的，使整部影片都保持着一种高调的抒情。从影片开始，杨衢云被学生簇拥这讲解“民主”，到一群学生高喊“不做亡国奴”，再到孙文的自述以及那句“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都让人难以坐定。而那些保护孙文，誓死拼命的人，就如同在街上进行闯关的游戏，仍然在继续着“不怕死”，“打不死”的香港武侠老路数。在叙事节奏上，《十月围城》遵循着古典主义的艺术范式，企图时间集中，人物集中，矛盾集中，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却与影片本身的宏大叙事企图相悖。以角色而论，导演的雄心却让人物丢掉了深度，致使许多角色的塑造和表演近于轻飘。如此急切的叙事节奏与宏大的叙事矛盾，影片的效果自然与编剧的预期南辕北辙了。

    缺乏创新的叙事策略，不切实际的叙事内容和急切的叙事节奏，必然是影片的叙事效果难以如愿，陷入困境也是意料之中。因此，这种突围也变得矫情，成了对影片本身堂皇的讽刺。

高尚的陨落——价值的失衡

   《十月围城》自然是肯定高尚的革命信仰，而其中却包含着严重的价值冲突。这本应与影片的叙事内容相联系，但作为思想意蕴的矛盾，对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坚定的革命信仰做为一种高尚的价值取向，毋庸置疑。但在影片中，作为高尚价值的实现个体，却在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和意义上与信仰革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那些义士，没有几个是出于自己真正的革命信念，而都是带有个人私利的价值承诺。沈重光是为了自己的女儿，方红是为了钱，王复明是出于敬佩，刘郁白是为了传家宝铁扇，甚至之前的方天也是为了洗脱冤情。这些人物的个人价值实现与革命毫无关联。当然，作为过程来看，如若个人价值与高尚的信仰相矛盾，以先进的思想进行启蒙调和，那么结果自然是价值的统一。而影片中的人物却是出于传统的道德约束，将自我价值肆意捆绑到革命的信仰上。最为极端的，莫过与盲目的尊崇。谢霆锋根本不知道要保护谁，黎明也不清楚自己的解脱为什么还要渲染上革命的光辉。

    另外，当价值的承诺面临生死的考验时，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李重光，作为一个耶鲁大学的学生，他有进步的思想，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他的死感动了许多人。可在感动之余，却会发现，影片给出了一个错误的价值暗示：保护孙文，就是进行革命。更何况，李重光的死是死于保护策略制定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