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记忆中，父亲母亲留给的印象总是最深刻的。可在我幼小模糊的记忆里，父亲母亲只是一个称谓和符号，姐姐占据了父亲和母亲在我记忆中的位置。二十余年过去了，这个位置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日久弥坚。

　　一个家庭的生活发展史就是一部完整的电影或电视剧。在我家六口人的这部生活剧里，姐姐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永不谢幕的主角。

　　今天，人们的生育观念是“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历史倒退三十年或更久，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好相反。人们信奉“多子多福”，贯彻“多子多福”。大人们一个一个的生，老大是逗号，老二也是逗号，老三仍然是逗号，老四、老五、老六，一直生到老N，生到“灯枯油尽”才无奈地“鸣金收兵”。 我的父亲母亲也被“多子多福”的谬言搞得晕晕乎乎。生下姐姐后，生了哥哥，生了我，之后又生了弟弟，与大伯家四个子女持平了，才把家庭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偿还奶奶生前的药子费和去世后的烧埋费，父亲母亲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们生活了30多年的厦门乡下老家，选择了深圳打工这条路。

　　家中一窝孩子都还小，把孩子们丢在家中，外出打工的父亲母亲总难放下心。父亲母亲就把重担转移给了读小学五年级的姐姐。千叮万嘱，要姐姐一定要照管好三个弟弟，交代了家中哪些事是姐姐的，哪些事是哥哥的，哪些事是我的，哪些事是弟弟的。我排行老三，得到特别照顾，我所要干的是放学后领着弟弟看家护院、浇花水、扫地一类的轻巧活。姐姐是老大，是父亲母亲钦定的“领导”，不但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担负着一家人的“外交”，重活累活自然得由她承担。面对父亲母亲的分工，我觉得有点重男轻女的嫌疑，可我的意见在家里是不管用的，纵有意见也只能吞咽下肚。唠叨完家里的事务，再三断定没有遗漏后，父亲母亲把对四个子女的愧疚和牵挂打进背包，一家老小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挥泪告别。一条弯曲的盘山公路将父亲母亲送出山外，送到了山外虽精彩却无奈的世界。

　　父亲母亲一去就是八年。期间除了过年，差不多半年才回来一趟。可每回回来住不上几天，又火烧屁股般急着走了。八年间，姐姐默默地稳稳地扛着家庭重担。有人说农民农民就是“浓着过的人民”。当中一个“浓”字，无声地叙说着农村农民生活的艰辛。繁重的家务忙得姐姐总是睡得很晚，起得很早。用农村人的话语形容，就是忙得脚不落地。爱美是少女的天性，但繁重的家务剥夺了姐姐作为一个少女爱美的天性。那时的姐姐在我眼里，总是特别邋遢，不忙时好一点，一忙起来竟不知道洗一洗脸，裤腿老是高一只低一只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走路像赶着投胎般走两步跑三步，没了女孩子走路时的矜持和斯文，像父亲母亲安在家里的一台机器。姐姐把田承包给了别人，承包费换回了三袋大米，地里的事姐姐领着我们哥仨一起干。在姐姐悉心的照料下，我师大毕业考取云南滇中一监狱的公务员，哥哥也警校毕业，圆了警察梦，小弟也成了家立了业并有了孩子。这期间，为了把读书的机会留给两个弟弟，曾经尖子生的姐姐不得不在念初二时就辍了学。

　　我工作的第二年，姐姐嫁人了。

　　现在，我和妻女穿的都是几百块一套的名牌。姐姐穿的也是名牌，可姐姐的“名牌”，都是嫂子和妻子从千里之外的云南拿回老家，打算做拖把用的旧衣服。看着姐姐身上的“名牌”，我的眼珠被水一样的液体浸泡了。记得在市里工作的姑妈给姐姐介绍过好几个家庭不错的对象，可姐姐说死也不嫁。好日子谁不喜欢？谁不需要？姐姐不愿远嫁，是放心不下只剩两个老骨架的父亲母亲和空落落的家。

　　父亲老了，母亲也老了，由于中年时体力过度透支，六十不到青丝变白发。父亲患有风湿关节炎、肩周炎、哮喘。母亲的一只右眼早已失明，还患有高血压。家里的父母得有人管。由于我和哥都是公家人，公家人有很多纪律拴着。姐姐预见性地为老家把了脉，为让大哥和外地工作的我安心工作，为让生活能力较差的弟弟也有口饭吃，姐姐选择留在厦门的乡村，嫁在邻村。每每想到这些，我的眼里总是满含泪花，在我看来，姐姐的选择是一种最伟大的举动。

　　四十来岁，算是一个人的上半生。过多的操劳，刚刚“奔四”的姐姐黑发间不知什么时候起已偷偷地混杂了几根白发。姐出嫁了，她的心没嫁，姐的心里放不下那个家，姐的脚步走不出那个家。姐尽心尽力地尽着孝，无怨无悔地替我们哥仨尽着孝。姐是我们家永不谢幕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