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显
1834年夏，15岁的屠格涅夫从莫斯科大学转学到波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学习。可这一年10月底，刚满16岁的屠格涅夫却失去了他的亲人——父亲中风逝世。
在父亲逝世前不久，屠格涅夫开始写诗剧《斯捷诺》。剧中既有凶杀，又有疯狂，还有自杀。这部作品正如他后来自己批评的那样，是一部“幼稚、低劣、盲目地模仿拜伦的《曼弗列德》的荒诞作品”。此外，屠格涅夫一年前在莫斯科还写了一些小诗。这是屠格涅夫最初的一些文学活动。
来到彼得堡的最初一年，屠格涅夫会见了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这次会见对屠格涅夫的文学活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屠格涅夫一家曾与茹科夫斯基有很深的私交。屠格涅夫的母亲为了让茹科夫斯基记起她来，就在他的命名日到来时准备了一幅刺绣，刺绣上绣了一位身着中世纪服装的姑娘，姑娘的肩头上站着一只鹦鹉。她叫儿子到冬宫把礼物送给茹科夫斯基，并说出自己是谁家的孩子。
屠格涅夫走进茹科夫斯基的房间时，感到十分胆怯，心突突地跳，脸火辣辣的，几乎是噙着眼泪，木然地站在门槛旁，伸出双手，捧着不幸的礼物……。茹科夫斯基动了恻隐之心，从高高的写字台后面走近屠格涅夫，轻轻地接过礼物，请屠格涅夫坐下，温和地和他交谈起来。屠格涅夫回到家后，回忆起诗人的微笑、诗人亲切温和的声音和诗人慢条斯理而讨人喜爱的举止时，总是带着一种异样的感情。屠格涅夫与著名文学家最初的交往和联系就是这样开始的。
1834—1835年，《狄康卡近乡夜话》的作者果戈理正好在彼得堡大学教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但是屠格涅夫和他的同学们并不知道眼前的果戈理–雅诺夫斯基教授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果戈理。只是在后来，屠格涅夫才发现了这一错误。虽然果戈理作为作家赢得了屠格涅夫和他的同学们的尊敬，但果戈理作为教授却受到他们的非议：果戈理“指着巴勒斯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小幅钢板画不是在讲，而是十分结结巴巴地、耳语般地咕哝着什么”；“果戈理本人完全清楚……他处境的尴尬：就在那一年他提出了辞呈”。
在读二年级时，屠格涅夫和即将毕业于法学系的格兰诺夫斯基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正处于为青年人所特有的精力充沛、热情迸发的那种充满理想的时期。两人都热爱文学、艺术和科学，都喜爱写诗和翻译英国诗人的作品。未来朦胧地呈现在他们面前。一个未来的小说家这时却向往着哲学，一个未来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这时却幻想着诗坛。但是最使他俩迷恋的还是普希金的诗歌和与普希金迥然不同的别涅季克托夫的诗歌。他们无休止地背诵别涅季克托夫的《悬崖》、《给马基尔特》和《群山》等。这些诗的奇巧精妙的比喻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却矫揉造作、空洞无物。是别林斯基的批评文章打开了屠格涅夫的眼界，使他认识到了别涅季克托夫等人的创作的实质。
“一天早晨”，屠格涅夫说，“一位同学来找我，愤愤不平地告诉我，在‘贝朗瑞’糖果店发现一期《望远镜》杂志，上面刊登有别林斯基的文章。这个‘吹毛求疵的批评家’竟胆敢批评起我们共同崇拜的别涅季克托夫来。我马上跑到‘贝朗瑞’糖果店，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不用说，我也同样怒气冲冲。可是，真是怪事！在我读的过程和读完之后，使我十分吃惊、甚至无可奈何的事，我不由自主地赞同起‘吹毛求疵的批评家’的意见来。他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不可驳倒的。这个确实出乎预料的感觉使我羞愧，我极力压制这个内在的心声；在朋友中间，我更尖锐地批评别林斯基和他的文章……但是在心灵深处，那种感觉继续小声地告诉我：他是正确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再也不读别涅季克托夫的作品了。”
别林斯基的名字从那时起就铭刻在青年屠格涅夫的心中。后来，两人的友谊对屠格涅夫的文学活动发生了十分巨大的积极影响。
屠格涅夫17岁时，国民教育部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篇论述历史学家A·H·穆拉维约夫的《圣地游记》一书的文章。之后，他主要就写长、短诗歌，翻译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李尔王》和拜伦的《曼弗列德》等。可他不满意自己的译作，就把这些译作撕毁了。
在彼得堡大学，屠格涅夫最接近的两位教授是普涅特涅夫和尼基兼柯，他常常向他们请教并把自己的习作拿给他们看。一次，屠格涅夫把诗剧《斯捷诺》交给了普涅特涅夫，普涅特涅夫在讲课时对《斯捷诺》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但没有点出作者的名字。他说，剧中的一切都过于夸张，不真实，也不成熟，如果说诗剧还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就是有某些细节。课后，他善意地对屠格涅夫责备了几句，并问他“还有什么东西”。
屠格涅夫立即又交了一些诗作给普涅特涅夫。后者从中指出《傍晚》和《献给梅迪策的维纳斯》是最成功的（普涅特涅夫后来把这两首诗发表在1838年的《现代人》杂志上），并邀请这位初出茅庐的诗人到他家参加文学晚会。
屠格涅夫到普涅特涅夫家参加文学晚会迟到了。他为此遗憾了多时。他在前厅遇到一位中等个子的客人，客人和主人告别时声音洪亮；“对！对！我们的大臣们很好！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笑了起来，走了。屠格涅夫仅来得及看清他的一口洁白的牙齿和一双机灵的眼睛。当别人告诉他刚刚出去的人就是普希金时，他感到十分懊丧。因为他和他的很多同龄人都对普希金崇拜得五体投地，普希金在他们看来简直一半是人，一半是神。
不过命运很快赏赐了屠格涅夫一个机会：他在一次音乐会上又见到了普希金，那刚好是在诗人决斗之前不久。他是这样描述他初次见到的普希金的：“他站在门旁，靠着门框，双手交叉在宽阔的胸前，不满地望着四周。我记得他的样子：不大的面孔黑黑的，非洲人式的嘴唇露出洁白的大牙齿，一圈连鬓胡子短短的，高高的额头下一双黑眼睛含着怨恨，眉毛几乎看不见，头发是卷曲的……。他向我投来敏捷的一督。我放肆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也许他感到不愉快，他好像很烦恼，动了动肩头——看来他一直心绪不佳——就走到一边去了。过了几天，我再见到他时，他已躺在坟墓之中了……”
那天晚上引起屠格涅夫特别注意的是自学成才的著名诗人科尔卓夫。他身着陈旧的常礼服，谦虚地坐在一边，并不参加大家的交谈。普涅特涅夫请他朗诵在自己的诗作，他婉言谢绝了。
快半夜了，屠格涅夫送科尔卓夫回家。两人亲切地交谈着，屠格涅夫问科尔卓夫为什么要拒绝朗诵自己的诗。“我读读诗这倒没什么”，科尔卓夫答道，“普希金刚一走，我就要读诗，这怎么好呢？”言辞中充满了对普希金的敬仰，使屠格涅夫感到自己的问题提得不妥当。
1839年，屠格涅夫因家里遭火灾从柏林大学回到俄国。不久，他和莱蒙托夫也见了两次面。他写道：“……莱蒙托夫的外貌看起来好像带着一种不祥和忧伤，从他那黧黑的脸上，从他那大大的凝然不动的黑眼睛里，可以觉察出一种郁闷和仇恨，觉察出一种深沉的鄙视和激情。他那沉郁的目光同他那几乎像孩子般温柔的突出的嘴唇的表情极不相称……也许莱蒙托夫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很深的痛苦；命运把他带入这个社会环境，环境的压抑气氛使他感到窒息。”
屠格涅夫从小就醉心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作品，他们的诗歌给青年屠格涅夫的创作以巨大的影响，就是在后来的《猎人笔记》和6部长篇小说中，这些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1843年初有两件大事在屠格涅夫的一生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的长诗《巴拉莎》的出版和他与别林斯基的见面。与伟大的文学家评论家的初次见面十分强烈地印在屠格涅夫的记忆中：“我见到的是一个个子不大的人，背微驼，……但他是非凡和独特的……”；“起初他讲得很多很快，不过他不兴奋，也不笑……但是渐渐地他讲得有声有色。他抬起眼睛，整张脸变了样，开初那种严肃的几乎是病态的表情也变得诚恳、兴奋和快乐。他的嘴唇荡出讨人喜欢的微笑，他的天蓝色的眼中闪出金色的星点，只有那时我才发觉他那双眼睛的美。”
而屠格涅夫也一下子就引起了别林斯基的好感。别林斯基在给批评家兼政论家鲍特金的信中对屠格涅夫大加赞扬：“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总的说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与他交谈和争论使我得以倾吐积积愫……当遇到一个人，他的独到而富有特色的见解与你的见解相冲突时闪出真理的火花，乃是一件快事……他了解俄罗斯，从他所有的论断中可以看出其特点和现实性来……“
屠格涅夫在离开彼得堡到家乡斯巴斯科耶时，带了已出版的长诗《巴拉莎》到别林斯基家来。他没有自报姓名，请仆人把小册子转交给别林斯基就走了。他在乡下住了约两个月，就收到了5月号的《祖国纪事》杂志，那上面刊登有别林斯基评论他的长诗的长文。别林斯基指出，在并不复杂的朴素的情节里，有着诗的丰富的内容和清香的气息。他说道，《巴拉莎》一诗的作者“显示了非凡的诗才，而准确的观察力，从俄国生活的深处抽象出来的深刻思想，蕴含着那么多感情的精巧而微妙的讽刺——所有这一切，除了创作天才外，都表现出作者是当今时代的产儿，他把时代的一切痛苦和时代提出的问题都装在心中”。
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的深厚友谊一直保持到后者1848年逝世为止。
屠格涅夫由于与别林斯基的接近而进入了彼得堡文学界，成了《祖国纪事》，而后又成了在1847年复刊的《现代人》的积极撰稿者。
在与别林斯基认识之前，屠格涅夫的文学活动带有或多或少的偶然性和有点不求甚解的色彩。是别林斯基使他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作家的事业。别林斯基没有能够看到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活动的鼎盛时期，屠格涅夫所有最重要的作品是后来50—70年代创作出来的。但是，与别林斯基的友谊在屠格涅夫作为艺术家成长的时期、在他从诗歌转入《猎人笔记》和转入小说的转变时期、在他确立文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原则上、在他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越过文学创作的起跑线后，屠格涅夫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他与未来的文学泰斗——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同时或先后步入了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