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搞不好会被书所害的；读同样一件事情，如果选择不到最佳的读本，也同样会影响到你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我喜欢读历代史料笔记，因为往往会从里面挖掘出闪闪发光的东西来，找到令人感兴趣的亮点。这时候，我会根据这个线索，去翻阅正史，其它资料，就会逐渐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更加全面的陈述出来。

可有时又很懒、或者正在急着写东西，查到后就急急的引用了，往往过了好久好久才突然明白，出了问题，被记录这些资料的作者很主观的给“耍”了。最早读到宇文士及的这段公案，是在一个宋代人庄绰写的一部史料笔记《鸡肋编》里，在其卷上中，他写道，李世民有一次在皇家花园里欣赏珍奇的树木，边欣赏边赞叹：“真是好树啊！”。这时候，跟在李世民后面的宇文士及也不由得赞叹起来。李世民马上就变了脸，严肃地说：“魏征经常劝我远离佞人，我一直不知道佞人是谁，现在我相信魏征的话了。”完了。当时我还把这则史料用在了我的一篇短文里，作为远离溜须拍马者的一个范例。

最近读隋唐的史料笔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故事还有下文，不知为什么却被庄绰给腰斩了，他只取了上半截，这真是害死人了！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卷九、及刘餗《隋唐嘉话》卷上都记录了这件事的下文。宇文士及马上跪地叩首，然后说道：“朝廷里的群官，因为国家大事天天对你提意见，搞的你面红耳赤，经常垂头丧气，心情郁闷；现在只不过是在欣赏一棵树，我又恰巧在您的身边，我如果再不顺着你说几句话，你虽然贵为天子，又能够与何人一起分享这种快乐呢？”李世民听后频频点头，面色也和悦起来。

读到这儿我只想笑，李世民被他的大臣们折腾的简直成了神经病，不管什么事，好像听不到给他提意见的反而感到不正常了。这就是宇文士及的高明，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顺着皇帝所说，让他高兴高兴，缓解缓解压力，有什么不好呢，这简直是个高水平的心理学家嘛，那个朝廷重臣房玄龄也是这么做的呀。因此，我认为，宇文士及在这件事上无可指责，甚至做得非常好，不就是与皇帝一起赞美了一棵树吗，后人为什么非要抓住这件事不放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继续翻阅新、旧《唐书》，唐书里也没有说他什么，他死后的规格还很高，死后“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并且还“陪葬昭陵”。上文中已经说明了，他与李世民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次“赏玩嘉树”事件的原始版本，很可能是君臣之间开的一个玩笑，被当时管理起居注的官员记录下来了。史书并没有对这件事的本身作过多的议论，相反却是作为他遇事“机悟”的一个例证有赞美之义，那么问题究竟出在那儿呢？

反复对比读过新、旧《唐书》他的传记后，终于明白了后人为什么认为他“奸佞”了，问题应该出在传记后面的编撰史书的编辑们的评论“史臣曰”、“赞曰”上。早些的《旧唐书》中“史臣曰”、“赞曰”都说“士及通变紧密”，并且把他与同传记中的其他几个人一并称为“皆一时之称也”，明摆着是赞美之义，没问题。到了宋代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口味儿变了，也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

在他的评论性文字“赞曰”中，去掉了“皆一时之称也”的赞美，相反，增加了对宇文士及很不利的评论。他这样写道：“太宗知士及之佞，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才之主，求不惑于佞，难哉！”（我看的是无标点的古书，短句为自己所断，错误出见谅）。意思是说，李世民是知道宇文士及的奸佞的，却被他的狡辩蒙混过去，没有斥退他；那些只有中等智力的帝王，要想不被奸佞所迷惑，很困难呀。成见就是从这里流出的。因为《新唐书》的影响很大，宇文士及从此就被戴上了一个“奸佞”的帽子，这个欧阳修也是不懂幽默的，但这应该不是他这样书写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这样书写呢？呵呵，先作为一个疑问放在这里吧，以后有兴趣的时候，在研究其中的此中真意。

08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