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难免有后来记述者一厢情愿的成分。音乐史也不外乎如此。更何况是对200年前的肖邦——这样一位将大众的传奇、离奇的绯闻和耐人寻味的音乐交织于一身的人物。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肖邦。他也许是那位用琴键编织着梦幻的作曲家，也许是那位临死前仍高呼“把我的心脏运回波兰”的民族主义斗士，也许是那位出入于巴黎高级沙龙、神经兮兮却分外得宠的公众艺术家，也许是那个著名情人乔治·桑笔下极尽温柔之能事的“我亲爱的小肖邦”。

可以确信的是，出现在后世音乐史册或电影、小说等文艺作品中的那个肖邦总是在被一代又一代追随者所误读和塑造。他的昂扬、闷骚、孤独和诗意，都被不同程度地渲染；他的傲慢、怯懦、软弱和神经质，则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了。

不同的时代，按照不同的需要塑造着“应该是”的那个肖邦。他原本的形象却已经四分五裂，模糊不清。在这位音乐巨子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地拨开迷雾，认识一个作为矛盾综合体的真实肖邦，以及他背后那动机复杂的伟大音乐。

“花丛中的大炮”受质疑

“藏在花丛中的大炮”，这句出自同时代音乐家舒曼之口的名言，成为贴在肖邦及其音乐身上最著名的标签。警句式的语言富有煽动色彩，语气中又伴着不容置疑的态度。然而，后代的许多研究者发现，这个最受媒体欢迎的句子固然非常著名，但却并非最准确。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肖邦的音乐，难免会受到误导。

肖邦年少成名，后半生以波兰亡国为由，在“花都”巴黎度过余生。在人们常见的宣传资料中，很容易找到他严词拒绝沙俄授予他“俄国皇帝陛下首席钢琴家”职位的字眼，而他曾经参加过反抗侵略者的起义也被特别渲染。尤其是肖邦在流亡之前要求带走“一捧故乡的泥土”，以及死后“把我的心脏运回波兰”的故事，更是让一个作为绝对民族主义者的肖邦形象流传世界。也成为惯于激动的舒曼“花丛中的大炮”一说的主要依据。

然而，这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却受到不少肖邦身边人士、当事人和严肃历史学家的质疑。肖邦自己曾表示：“我没有参加华沙起义，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但是我的心是和起义者在一起的！”可见肖邦离开华沙投奔巴黎的直接原因并非他身为起义者所受的迫害，而是有别的原因。我国研究者唐若甫指出：“与浪漫电影展现的‘花丛中的大炮’不同，肖邦并非民族英雄般的人物。病痛和流离或许能为他博得同情，但肖邦逃避波兰并非支持革命，而是遗弃革命。”

作为一名出入于巴黎贵族沙龙中的音乐家，肖邦擅长将个人传奇与公众形象融合得水乳交融。1839年，肖邦自己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是一个蘑菇，看上去可食，但若你胆敢采下咽去，蘑菇便会毒性大发。”肖邦所景仰的流放诗人亚当·米基维茨对自己的这位追随者颇为不齿，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肖邦有着对祖国见风使舵式的怀念和对贵族社会阿谀奉承的天性，指责肖邦为“道德吸血鬼”。

目前所见史料中，有关肖邦民族主义壮举的最早报道，大多来自当时沙皇俄国内部革命派的报刊和前苏联的宣传刊物中。他们竭力渲染着肖邦的民族情结，并强调着肖邦音乐中的民族性。这些来自俄国的力量介入，才让肖邦在远离波兰多年后，重新被波兰人认识。以至于肖邦去世之后，俄国音乐家巴拉基列夫满怀热情地探访肖邦出生地时，惊讶地发现当地人根本不记得有过这样一位天才。通过俄国人的努力，肖邦纪念碑才在其出生的小镇竖立。

肖邦故事的不可靠性并不影响其音乐的伟大。然而，后代的许多演奏者按照“花丛中的大炮”的指引去揣摩和演奏肖邦的音乐，却引起了很多争议。很多人以为，弹肖邦的作品一定要激情、奔放、浪漫，甚至无拘无束地将其音乐弹得那样火热、灿烂、辉煌。这是否就一定是作曲家的本意？

当代音乐家巴伦博伊姆就对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不以为然。他认为肖邦固然有着自然而然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怀，但许多文艺化的故事显然将其渲染得过于理想主义。肖邦的音乐与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些故事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他是一个几乎从不直白表露自己情感的人，其深藏不露，与李斯特的张扬截然相反。他理性，不会过度激情。许多人以为他跟古典主义水火不容，实际上，肖邦是浪漫主义时期中最古典的一位。”

诗情画意的甜蜜伪装

在无数星级酒店那光可鉴人的旋转门背后，肖邦的钢琴曲总是最恰切的背景音乐。在如今这个时代，肖邦这个名字似乎总与高贵、优雅、闲适和不落俗套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流行文化中，如周杰伦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和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肖邦的音乐被有意无意地“中产化”了，成为消费主义时代的温情标签。所涉作品尤以肖邦的夜曲为甚。

肖邦被称为“钢琴诗人”。他写出的音乐也确实具有诗的特质。尤其是夜曲题材，虽然并非肖邦首创，然而他却在继承其创始人菲尔德古典结构的基础上，将美声咏叹调的旋律和气息融入其中，令夜曲具有了浪漫的美感。这些夜曲极富肖邦的个人特质，旋律悠长深广，装饰精美，在表现手法上自由舒展，变奏手法精细，似中国山水画中自由自在的线条艺术，迷人的旋律中渗透着一种甜甜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