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路已走到尽头，再走只有复古
　　
　　儒雅的文化环境，犹如温和的气候一样，在暖风的吹拂中，人变得温和平静，最后昏昏欲睡了。
　　
　　巨大的地域温差，使得来自北方的寒潮，如铺天盖地的洪水一般，奔泻南下，很快便覆盖笼罩全部中华大地。
　　
　　寒潮与温暖相遇，自然有一番激荡，而成雪成雨成雾成霜。激荡过后，寒暖交融，混和成一种不寒不暖的气温，温突突的，犹如在暖瓶里放了几天的开水。
　　
　　这便是金、元文化。他们最后的命运，也像宋人一样，由于过分温和，失去了活力，在慵懒中一个个走向灭亡。
　　
　　甜食吃得太久了，需要换点辣味，方才刺激过瘾。于是，明代一开始，朱元璋“鉴于宋元宽和之失”，而定下有明一代的总的基调：威猛。这完全符合孔子的教训：“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但是，宋人的文化还是有用的。朱元璋一手执鞭和刀，以刑杀驾驭天下；一手则高悬宋人的理学大旗，那一张细而密的巨网，网罩天下士人。又是庄子说得对：窃国者连同仁义一并窃得。
　　
　　一夜之间，历史仿佛倒退了十五个世纪，又回到了汉武帝时代。——不错，这正是朱元璋所取法的样板和追求的目标。
　　
　　士人们严峻的命运开始了。他们别无选择，只有义无返顾地踏上他们命运的旅程，跨入那通向天堂兼地狱的大门。
　　
　　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宋代已走到其逻辑展开的最后一站，元代为其余脉；入明，再无路可走了，只有复古！
　　
　　但是，不论任何文明，“复古”永远不是一种正常的生长发育，永远是不自然的。八十岁的老莱子斑衣戏彩，呈示的只是滑稽。明朝的文化没有走向滑稽，却转入暴戾，那是一种老小孩的暴戾，喜怒无常，乖异万端。
　　
　　自然，老小孩毕竟不同于纯粹的老人，虽然老，却还有几分小孩的活力。明代初期，在暴戾的狂舞中，显示了历史上每一新朝开创初期的那种旺盛的活力。
　　
　　活力预示着希望，但却不能长久；中期以后，便活力全失，只剩下纯粹的暴戾。
　　
　　中国文化是一部打开的长篇小说，是《水浒传》全本：远古到宋代，是其上部，人物的性格，逐页展开，全部写足写够；明清是其下部，只剩下故事情节。
　　
　　复古就复古吧，尤其对于中国士人来讲，复古原来就不曾是一杯难咽的苦酒，毋宁说倒更合口味。
　　
　　于是，朱元璋作汉武帝，士大夫们便作汲黯，作东方朔。汉末有清流党，明末有东林党。与狮共舞，惊心动魄的驯兽活剧，重又拉开大幕。
　　
　　2、官场成为杀场
　　
　　当初，朱元璋扫平江南，命徐达、常玉春为正副帅率兵北伐时，曾谕常玉春力戒妄杀。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坐华盖殿，从容论取天下之略曰：“朕起乡里，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民害。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恃杀人，布信义，行节俭……”（《明鉴》卷一）
　　
　　朱元璋起自民间，深知百姓苦处，他起兵及最后立国，都打的是“保民”的旗号，他说自己“不恃杀人”，说的是真话，不过要做一个小小的修改：要改为“不恃杀民”；相反，朱元璋对“官”却极为严厉，可谓“特嗜杀官”，在他那里为官，官越大，越难保全。
　　
　　丞相胡惟庸、汪广洋、李善长，先后被杀。胡惟庸一案，以谋逆重罪，牵连诛杀至三万余人。李善长被赐死后，虞部郎中王国用曾沉痛上疏道：“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长佐惟庸，事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家绝祀；善长胡乃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急变，大不得已，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子祺托陛下骨肉亲，无纤介嫌，何苦而忽为此！……臣亦知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愿陛下作戒将来耳。”（《明鉴》卷一）
　　
　　王国用的话，虽然语重心长，沉痛万分，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打动朱元璋，他一如继往，继续大开杀戒：明开国初，以道德文章为一代宗师的大学士宋濂窜死。凉国公蓝玉以谋反罪被族诛，并广为牵连，“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万五千人。于是功臣宿将，相继尽矣”。几个月后，颖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也先后被赐死。
　　
　　官场成了杀场。面对此汹汹滥杀之势，以道义自任的士人们，自不能坐视。他们纷纷上言谏诤，欲稍稍将朱元璋这头凶野异常的猛狮挽住，而结果常常是，连他们自己也一并殒命，被猛兽吞噬。
　　
　　山西平遥县学训导叶伯巨，“应诏言事”，上书言三事：一曰分封太侈，谓封朱氏诸王封地太大，恐为日后之患（接下来的燕王夺谪证实了他的预见）；二曰用刑太繁；三曰求治太速。其中用刑太繁一条，“略言：臣又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今议者曰：宋元之末，专事姑息，以致灭亡。主上痛惩其弊，故用刑多裁自圣衷，治狱之吏，趋承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获罪。虽删定旧律，减宥有差，然有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上不在下也。古之为士者，以登进为荣，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貌选，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惧而不敢犯也。然窃见数年来诛杀亦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体，赦小过。”说出了当时仕途的极端险恶：一入官场，十有八九要掉脑袋，于是好多人倒反以碌碌无为无闻为幸为福。官场，成了杀场！
　　
　　果不其然，书上，朱元璋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立命抓起来，“下狱瘐死”。（《明鉴》卷一）
　　
　　监察御史王朴，性耿直，几次与皇上辩论是非，朱元璋生气，命拉出去斩首。到了刑场，又赦免召还，问：“汝其改乎？”这王朴对“为臣之道”真是浸染得太深不可自拔了，拗得很，说：“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之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一副铮铮好骨头，面对猛兽，视死如归，不为之屈：或则将“仁义”的套子给兽王套上，或则我死，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妥协的余地。
　　
　　兽王狂怒，立命拖出去行刑。路过国史馆，王朴高呼：“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明鉴》卷一）临死不忘抛出最后一技：希望通过“国史”这一传统武器威慑猛兽，将其羁縻入套，予以驯化。
　　
　　然而太难了！义理，毕竟是软套子，对一些原本开明的皇上可能起作用，如唐太宗，有一次他对褚遂良说想看看“起居注”上究竟给自己记了些什么：“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褚遂良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太宗曰：“诚然！”
　　
　　以上故事说明：对于明君，文臣们有可能给皇上立一些个“规矩”，引导他按规矩来，从而使疯狂化为理性，将野蛮纳入文明，使至上的“道义”普罩君民，没有例外。于是，人类实现了“自己控制自己”，将“国家”这一非理性力量变为理性力量。
　　
　　但是这一套，对朱元璋这样的暴君，就显得格外的苍白无力了。他，不是要接受来自文臣们的训导，相反，他是要反过来自己以“道”自居，一切的义理、规矩均以他为渊源，他就是真理本身！诚如庄子的寓言（《庄子•胠箧》）所揭示：世俗为防盗，将箱子牢牢锁上，将袋子紧紧扎好。殊不知，这只能防那些开箱探囊的小蟊贼，有大盗来，则收拾箱囊，一并拿走。为了防止有人“窃国”，人们绞尽脑汁预设了一系列严密的防备措施：立道德，兴圣教。殊不知，有巨盗至，将“国家”连同其所以成立的根据——“仁义道德”一并攫去，归为己有。这下好了：人们都闭嘴！谁也别想再依据什么“仁义道德”的一套理论指望能谴责我；现在，“国家”在我手里，“理论”也在我手里，对于什么是仁义道德，什么不是仁义道德，那得是由我说了算！
　　
　　“小知之守，大盗之积。”文化人们的一切文化构建，原本用于“防盗”，现在反而是为君主准备好了一套好用的套索，君王反过来将士人们一索子套牢，叫他们动弹不得。作为圣教的监护人，他们反成了被管制监护的对象。
　　
　　朱元璋当过和尚，当了皇帝以后，“光头情结”不释，依然——或者说更有条件雅好此道了。他常常招僧徒入宫，赐座讲经说法，乐此不疲；还为僧人设专门官职，高其品秩。大理寺卿李仕鲁疏谏，不听。这李仕鲁也是个犟头，认不清“形势”，还以为身在“尧舜时代”呢，立即发起犟劲，沿用古人“不用即退”的古义，将笏板放在朱元璋面前，“乞骸骨”，要求辞职回家。走？哪里走！朱元璋大怒，当场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明鉴》卷一）！
　　
　　大学士解缙上万言书诚恳相谏：“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顽。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臣闻陛下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始终勿替者也——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时，辄有无及之叹。”为此解缙建议，要“痛惩法外威刑，永革京城工役。妇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系；大臣有过恶当诛，不宜加辱。……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甚非所励以风节也。……惟陛下垂鉴。”
　　
　　解缙任中书省庶吉士，太祖甚为“爱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曰：“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解缙于是上了这份万言书。太祖看过，很称道解缙的才华，并提任解缙为监察御史，但解缙所言之事，朱元璋则一字不听，还是我行我素。最后索性连他所“爱重”的才子解缙也给杀掉。
　　
　　传统文化，到明代已走到末路，再翻不出新花样，只能杂凑复古，翻为乖戾，恰如秋树吐新芽，岂能正势发育，只有屈曲生长，呈为怪样。这是必然的命运。明代的文臣虽极为强健，苦修坚节，前仆后继，义不惜死，而究竟难回末世之运，除了作为“殉道者”，为中华文化谱系再添几段动人的情节之外，实在没有更多的意义了。
　　
　　明代文臣的事迹比历朝都更为悲壮，明代文臣比历朝都更为刚烈，但可惜的是，这都全无意义，一如末流的传奇小说，除了情节之外，了无余物。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汲黯，没有一个王导，没有一个魏征，没有一个司马光；有一个方孝孺，意味深长地成为明文化的典型象征，算是给宋人的“程朱理学”做了一个死注脚。
　　
　　3、皇统为皇上“家事”，方孝孺死不逢时
　　
　　一如汉朝，明朝也实行强藩政策，以翊卫中央皇帝。而为了继统有序，朱元璋实行了严格的长子继承制：立长子为储；长子早逝，继立长孙——是为后来的建文帝。
　　
　　于是又出现传统的“小皇帝”难题。面对强藩，文臣们分化为两派：一派以方孝孺为首，力主实行汉景帝时晁错所倡“削藩”之策；一派则主张实行汉武帝时主父偃所倡“推恩”之策。最后，方孝孺获胜，大规模的削藩计划付诸实施：湘王被罪自焚而死，齐王、代王、岷王以罪被废为庶人。
　　
　　本来就不服气、怀有野心的燕王朱棣，于是举兵反，经过一场极为惨烈的血战，攻下南京，建文帝失踪，朱棣称帝，是为永乐大帝。
　　
　　一大批忠于建文帝的文武官员被处死。当初，永乐帝南下时，其首席军师僧道衍（也是一位和尚）曾特意相嘱，务请不要杀方孝孺，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
　　
　　但方孝孺却不是好惹的，作为天下道德文章的领袖，传统文化早已将其浸透，浩气如山，永乐帝的钢刀再快，也劈不开方孝孺的那一颗坚不可摧的卫道之心。
　　
　　成祖登基，召来方孝孺命草诏。方孝儒大号恸，声彻殿宇。成祖降诏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方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忧。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明史•方孝孺传》）
　　
　　《明鉴》卷二注引《纪事本末》还记有如下情节：文皇大声曰：“汝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九族之外，别加门生，合为十族，与方孝孺本人一并被诛灭。
　　
　　事情本身，足够壮烈，冠绝古今。然而，就连方孝孺自己，除了“忠奸”一套说法之外，也找不到更深的意义，不知天命何由降此恶运。诚所谓，“情节”之外，了无深意者。
　　
　　4、高文惟八股，盛典数三宝
　　
　　方孝孺成为古人，很快就被人忘掉。新朝按自身的规则运转起来，又呈现出一派隆盛的景象。文化虽然已经成为僵尸，但还得——或者说更得收拾整理，盛妆装点，隆重陈列：
　　
　　浩荡巨书《永乐大典》开编，集天下文士之精华，一头扎入茫茫书海之中，乐不知返，迷不知返；
　　
　　将宋儒哲学，编为一大书，名《性理大全》，整整齐齐，诏以此为天下学子标准教材，毋得逾越；
　　
　　文章则为八股文，一股又一股，整齐不乱，必使人脑无限的创造力纳入最为狭小的模中而后已；
　　
　　造庞大的龙舟，命太监郑和渡海越洋，将中华文化硬是造为“陈列品”，装箱上船，运诸九域百夷，就是要让那些夷人瞻仰，就是要让他们惊服，让他们目瞪口呆。
　　
　　5、监国者反成为被监视的对象
　　
　　皇上本人，越来越加强其私人警备力量。太祖时，置锦衣卫，广派特务，侦探天下事，稍有犯忌，置之重狱。至成祖朝，更置西厂，势力与锦衣卫等，由“家奴”中官领之。宪宗朝再置东厂，势力尤大。国人生活在特务统治的恐惧之中，从高级官员到民间百姓，重足而立，战战兢兢，生怕有什么事无意中被刺去，一夜之间，降下塌天大祸。
　　
　　文臣，历来以匡扶为己任，众目睽睽，眼睛盯着皇上，匡君之失，扶入正途，冀成尧舜之君。现在整个颠倒过来，他们反成为每时每刻被监视的对象，不得不画地为牢，屏气敛息，勉求自保。
　　
　　千年的猛虎变成精。由我中华文化培育、并寄托着文化的最高理想的帝王，至明代，真是道行养成，成魔成精了。这个人，深居九重，一声令下，天为之裂，地为之崩，江河为之变色，林木为之颤抖；拔根毫毛，说声“变”！顷刻之间，千百员厂卫特务冲出九重，成为千百个皇上的化身，成为千百头凶恶无比的恶狗，首先扑向那些手擎圣贤之书、企图对皇上有所教训的文臣们，将其撕个粉碎。
　　
　　解缙因立太子事得罪，被谪交阯，督饷化州，入都奏事，适成祖北征不在，解缙于是谒太子而还。结果惹出大祸，被定为“伺上出，私觐太子”罪，牵连多人，被下锦衣卫狱。其他人先后瘐死狱中，解缙命顽，在狱四年仍未死，皇上不耐烦了，于是授意锦衣卫帅纪纲，命狱卒将解缙灌醉，埋入雪中毙之，并抄没其家，妻子发配辽东。（《明鉴》卷三）
　　
　　特务政治，血腥政治。从太祖到武宗，大臣被杀者举不胜举，保全下来的反倒成为少数例外！实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6、摧辱士林，尊严扫地
　　
　　明朝的大臣，确实也够厉害。水涨船高，皇上凶焰万丈，文臣胆志更豪。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落到明朝人的身上，已然只剩下干巴巴几个教条，和以死殉道一个信念。他们是不怕死的。身在虎穴，全然不顾凶险，没有一丝一毫后撤的打算，就是要与兽王周旋到底，以图挽救他们所信仰的几个教条于末世，万一不成，有死而已！
　　
　　面对这样一群难缠的书呆子，皇上之于文士，确乎也还不能做到如猛虎搏兔一般轻松。这使我皇陛下时常感到非常扎手，心烦。于是，皇上不仅要从威焰上绝对压倒大臣，从肉体上消灭大臣，而且想出更绝的手段：与“士可杀不可辱”的数千年的传统对着干，折辱大臣，以达到在心理上精神上彻底征服大臣的目的。一点不错：就是要让文臣们抬不起头来，就是要把士人一向视为性命的“人格尊严”踩在脚下，踩入粪土之中，就是要彻底摧毁士人的精神支柱，杀戮其人，卑污其志，使其斯文扫地。
　　
　　为此，明朝家法独创，以“枷号”、“廷杖”加之士人之身。无论是模范百僚的首相，还是清贵自尊的翰林学士，师道尊严的国子监祭酒，一言一事忤旨，当即众人面前，掀开屁股杖数十百杖，有的被当场杖死，有的死而复苏，扔进监狱里去。
　　
　　还有枷号示众。明英宗时，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与南京祭酒陈敬宗，并以师道著闻，时称“南陈北李”。李时勉请改建国子监，英宗派宦官王振前往视察，李时勉对王振未加礼，王振忌恨，于是故意找毛病，以李修剪伦堂树枝，告到御前，定为“伐官树”罪，立于国子监门外，枷号示众。监生三千余人上疏论救，救不下。助教李继疏通公卿向会昌侯孙忠进言，孙忠是太后之父，言于太后，太后言于英宗，方才释放李时勉，这时李时勉已经枷号三天了。（《明鉴》卷四）明廷之黑暗，于此可见。
　　
　　明武宗正德皇帝更是荒唐乖戾，重用太监刘瑾，刘瑾凶暴异常，凌辱朝臣，如猫玩老鼠，动不动就是廷杖、枷号，不断有朝臣被杖死枷死。正德三年六月，一天，午朝刚退，有人在御道上扔了一份匿名书，其中列数刘瑾之罪。刘瑾疑朝官所为，立即从皇帝那儿取来诏旨，“召百官悉跪奉天门外，诘责之。日暮，执五品官以下三百余人，悉下狱。时酷暑，曝死三人，渴而病者无算。”第二天，查得系宦官而非朝臣所为，这才将人释放。（《明鉴》卷八）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图景：区区一太监，居然将满朝文武污辱到这般地步，呼来喝去，跪下起来，或死或伤，说关就关，说放就放，就是牧人对待自己的牲口也不会如此吧！则，文士们以天下道义为己任，诵圣贤之言，从古唱到今，竟唱得如此一个结局，真让人心寒齿冷，连呼吸也要冻结了！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遭遇既不是最惨的，也不是某朝某帝某时的偶然现象，而是有明一代的“定制”，常规，是朝臣们每日上朝都可能遇到的家常便饭。
　　
　　尤不可容忍的是，并不是皇上本人亲自出面对朝臣作出怎样怎样的处治，不，朝臣们甚至连皇上的影儿也见不着，而是皇上派出来平日里为其扫地洗脚擦屁股的家奴——太监出面，作为皇上的替身，摆弄朝臣，欺辱朝臣。
　　
　　世道如此，还有什么希望，你说！
　　
　　7、阳明先生：日落后西天最后一道明霞
　　
　　程朱理学，至明代已完全成为一具僵尸，既挽救不了传统文化的末世颓运，也救不得文人士大夫的可悲厄运。备受摧辱的文士们，最深感悲痛的，大概还不是来自皇上、太监的摧辱，那毕竟是一种外在的折磨；而是来自他们自身内心深处的精神破灭：他们一向奉以为性命的所谓圣贤之道，现在眼睁睁化为了一片片枯黄的落叶，在浊风中飘飘荡荡，离他们而去，越来越远，成了一个让他们欲哭无泪的荒诞的梦。以圣贤之道监护皇上，这声音显得是那样的空洞，空洞得让人胆寒，仿佛是从洪荒远古的天外传来，既熟悉，又遥不可及。
　　
　　士人们是该想想自己的心灵的问题了，该想想自我精神监护的问题了。
　　
　　武宗正德元年，南京给事中戴铣、李翰及御史薄彦徽等，以言得罪，刘瑾将他们“逮系诏狱，廷杖除名”（《明史•戴铣传》）。
　　
　　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论救，疏曰：“臣闻君仁则臣直……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王文成公全书》卷九）
　　
　　疏入，刘瑾大怒，立将守仁也下诏狱，廷杖四十，既绝复苏；既而，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立迫上道。途中，刘瑾复派人尾随盯梢，企图加害。王守仁假言投江，甩掉尾巴，上到一艘商船上，才逃脱、保得性命。
　　
　　那商船本是去舟山的，途中遇飓风，一直漂到福建，方才停住。下船后，守仁宿在一所野庙里，原想就此逃逸，不去流放地，经人提醒，又怕家中老父牵连被祸，于是复又起程，经武夷山返南京，看望了也是贬官的老父之后，再返故乡钱塘，经广信、袁州、长沙、沅州，入贵州玉屏，然后经镇远、黄平、清平、福泉、新添、龙里等地，而于正德三年三月到达贵州西北修文县境内万山丛棘之中的龙场驿。
　　
　　巨大的灾难，反倒使王守仁沉静下来，一切都看得淡了；扪心而问：“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王文成公全集》卷三十《年谱》）诚如西哲黑格尔氏所言：死引起人们对生的全部思考。王守仁九死一生，无比险恶的命运，使他在亲自砍柴、浇园、做饭，自己伺候自己的同时，而陷入了对命运的无比的深思。
　　
　　沉思啊沉思，“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朱熹的“格物穷理”，“求理于事物”之中，那是完全错了；当“求理于吾心”，“吾性自足”，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真理在此！
　　
　　后来，王守仁进一步深化、完善他的哲学：既然“吾性自足”，则一切所谓学，探求“吾心”已足，不须外求，此之谓“致良知”。知即意味着行，能行得方是真知得，是故“知行合一”，知在行中。——这便是著名的“阳明心学”。
　　
　　嘉靖六年，他更将其学说总结为简单明了的四句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守仁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千死难中得来。”（《年谱》）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是一种行动哲学。它像溽暑中一缕清风吹向士林，如久旱甘霖洒向学界，使枯萎欲僵的明代文化绝而复苏，使奄奄待毙的士林僵而再振。一时间，文化似乎有了新的出路，获得了新生。
　　
　　孟子所倡“浩然之气”，从来就是中国士人立身立节、以柔克刚——改造社会的胆志精神基础，是支撑士人出生入死、临难不馁、临危不惧的精神“底气”所在。但是，如何才能获得这种“气”，即使孟子自己也以为“难言之”。结果，这气，世代以来成为一种神秘之气。现在阳明心学提供了一把钥匙，直指本心，致其良知，一下子揭明奥妙，豁然开朗。士人们从“吾性自足”中获得巨大精神力量，重又振作，投入无比险恶的现实斗争之中。
　　
　　守仁一人，作为一名“得道者”，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方面传经布道，使其学说广布士林风行天下，取得学术上的辉煌成功；另一方面，在朝廷恶势力的夹缝中，勉力向上，建功立业，而在政事、特别是军事上获得更为辉煌的成功，成为历史所稀见的真正的“儒将”，以其实践证明了：阳明心学，从心灵的沉思中得来，却并不指向沉思中的心灵，而是指向现实，指向实践，指向文化对黑暗政治的实际抗争，具有很强的即学即用的践履功能——而这也正是阳明心学的本旨所在，所谓“知行合一”。守仁特别看重这一点，他曾有过担心，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千死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落实用功，负此知耳。”（《年谱》）历史表明，“学者”并未辜负此学，阳明足可告慰。
　　
　　8、索性大家一起撒泼算了
　　
　　荒唐的武宗终因荒唐毙命。武宗无子，兄终弟及，朝廷议立武宗从弟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统，是为嘉靖皇帝。
　　
　　从武宗死到新王即位，其间三十七日，首辅杨廷和总领朝政。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乘此空档，廷和首先策划，逮捕巨竖江彬，将这位导帝荒淫、作恶多端的太监，这位曾让国公长跪在他的脚下、让公卿大臣侧足事之的假皇上，袅其首，籍其家，为天下人、特别是士人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其次，革除武宗朝所有恶政，“所革锦衣、内监、旗校、工役，凡十余万。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称新天子神圣，且颂廷和功。”（《明鉴》卷九注）
　　
　　但是，这并不解决根本问题，明代根深蒂固的皇帝亲近中官、敌视外朝的心理，依然存在；旧皇上没有了，又有了新皇上，有“皇上”这株毒根在，什么样的毒菌毒瘤重新滋生不出来呢！真正大规模的对朝臣的迫害，对文化的践踏污辱，其实还在后面，没有正式开始呢！
　　
　　嘉靖登极伊始，初露峥嵘，就显示出其不同凡响的气概，“即位甫六日，即诏议兴献王主祀及尊称”，要撇开他所从继位的武宗及武宗之父孝宗，尊他的本生父母兴献王为皇考，由于严重背礼，朝官们坚决予以抵制。在对峙中，双方一道撒起泼来：朝官们二百三十多人跪伏左顺门，群呼高皇帝、孝宗皇帝，放声大哭，声震皇宫；嘉靖帝则放出锦衣狗将众人悉数逮捕处治：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廷杖，有十七人当场被杖死。一顿乱棒，打散一朝官员。
　　
　　这是一次皇权与文化的大较量。皇权要扩张，要求“绝对中心”，不受约束；文化则予以抵制，相反，要将皇权纳入文化规范之中，使之仅成为此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元素”。
　　
　　不错，皇权是至上的，但却也不是没有边界、不受任何约束的。在传统社会，如果在帝王统序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文化竟然不能监护勿失，出现混乱，那么还有什么更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能守得住呢！然而，让人痛心的是，这么一个明白无误、在宋人那里一二大臣说句话就顺利解决的问题，到明人手里，守护文化的士大夫却落得个全军覆没的惨局。
　　
　　这当然不能怪他们。他们已然足够英勇、足够卖力，表现了阳明心学出现以后士林铮铮挺拔的新气象。但是，他们仍然不敌十倍泼皮的皇上。身自清白心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他们像唐•诘诃德似的，集中他们的智慧和才华，却在打一场注定没有希望的保卫战。他们又是多么可怜可哀啊！
　　
　　然而，生活在继续，抗争还得进行。嘉靖皇帝一切都安顿好了以后，便一头扎进太上老君的怀抱，窝居深宫，一心一意与神仙对话，而将外朝交给他的替身——严嵩去对付。严嵩以拉拢太监、奉迎皇上为宗旨，是一个完全不讲道义、不顾廉耻的奸臣。正直的朝臣，欲有所为，立即罹祸，资深望重的内阁大学士夏言被杀，是对朝士的又一次当头棒喝。杨继盛劾严嵩，惨遭杀害，震骇朝野。继盛至死不明白，他与严嵩过不去，其实正是在同皇上过不去，而他还以为他这是在忠于皇上呢！
　　
　　待到漫长的嘉靖朝终于行将结束的时候，“替身皇上”不需要了，严嵩滚蛋，家被抄没，寄食墓舍，零落以死。这时，朝政也坏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伟大的海瑞再也忍不住了，与妻子诀别，遣散家庸，买好一口棺材，以必死的决心，上疏皇上，要求已二十余年不再视朝的皇上，切实负起责任来，不要再沉溺神仙之中。世宗见疏大怒，立即将海瑞下诏狱，论死。多亏大学士徐阶全力相救，才暂时没有行刑。十个月后，帝崩，海瑞获释。
　　
　　海瑞与包拯，并称传统中国清官的典型，故事广播，历传不衰。海瑞之刚直，尤胜过包拯。但二人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包拯是文化盛朝的光环，而海瑞则是大厦将倾的标志；在包拯身上是一腔堂皇正气，在海瑞身上同样的正气却化作愤激和狂狷；包拯把铡刀摆给皇家，海瑞却只能将棺材留给自己！
　　
　　9、气数已尽，惟有卑琐
　　
　　仿佛天命不绝，世宗死后，穆宗即位，是一位性好宽简的皇上，于是明朝而得喘一口气。士人立即抓住机会，推出张居正为相，对朝政大加整顿。居正不负众望，不负历史所赐予的机会，以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和才干，政客的机敏和灵转，将皇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数年间，天下理得井然有序，大有中兴之势。
　　
　　好王不长寿，穆宗在位六年，短命死去，继位的是神宗万历皇帝，年龄尚幼，时方六岁。张居正因而得以继续把握住皇上，施展其作为，到万历十年张居正死时，国家已呈富强之势。
　　
　　这时，有作为的宰相死了，皇上长大了，家底也厚了，正好痛痛快快玩起来！
　　
　　他——万历皇帝，首先从改变“传统”做起。他要变的，是由张居正积十几年开创养练而成的皇上接受大臣的训导的这一传统。同他的祖父嘉靖、也同古今中外世界上所有皇上一样，他要的是绝对自由，绝对皇权！
　　
　　为此，他首先必须搬开张居正。万历十一年——即张居正死后的次年，万历下诏：追夺张居正一切荣典；张居正在时所引用的官员，斥逐殆尽。十二年，抄没张居正的家：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不胜考掠，自缢死；少子嗣修、弟居易充军极边；老母年逾八旬，经六十大臣合请，才得留一所空宅，田十顷，为余年之赡。（《明鉴》卷十二）
　　
　　居正生时，万历事之如严师如亚父，居正死后两年，万历便尽夺其荣誉，籍没其家产，流配其子弟，恨不得将有关居正的一切统统予以扫荡，就只差掘墓鞭尸了。则，“皇帝”与“大臣”之间那种天生的对立乃至不解的仇恨，于此可见一斑了！
　　
　　从一切迹象看，万历与乃祖嘉靖是隔代遗传，极为相似：嘉靖在位四十五年，万历四十八年。嘉靖后二十年性格变态，躲在深宫，不与朝臣见面；万历性格更为变态，“晏处深宫”，三十多年不与朝臣见面。嘉靖溺神仙，如醉如痴，他当年重用严嵩就是因为严嵩“青词”（上给神的表文）写得好；万历既宠女色，又好男风，还好酒贪财……万历十八年大理寺评事洛于仁上疏皇上，指出：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酒也。宠十俊（十名小太监，号“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摒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帛，甚且掠问宦者，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资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抶（鞭打，音赤）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藏怒直臣，如范镌、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能治。臣今敢以四箴，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明鉴》卷十二）
　　
　　酒色财气，万历皆备，而好酒无商纣之豪饮，酒池肉林；恋色无明皇之风流，生死相盟；贪财无隋炀之奢糜，江海为宴；尚气无汉武之豪猛，一怒血流成河。文化已到末路，皇上使坏也坏不出个明堂来，惟有卑琐，卑琐，卑琐！这难道就是我数万万中国同胞所奉为“天、父”的君王吗？这就是我数千年中国文化支支蔓蔓洋洋洒洒绵绵延延最终所结下的“果实”吗？说来真是让人丧气！
　　
　　万历与嘉靖不同的地方于，嘉靖推出一个严嵩，作为替身，以强蛮对付朝臣，维系朝局，是以强制强；万历则只是一个“缩”，缩在深宫，任由朝臣恳求责备叫闹，一概充不闻，实行的是以弱拖弱的策略：
　　
　　其一，皇上大隐在深宫，朝堂上群龙无首，朝臣乱打作一锅粥，结党为仇，自耗自弱，从此再顾不上那位躲起来的皇上。
　　
　　其二，从机构上弱化朝臣：官署缺员，积年不补，至万历四十年，“曹署多空：内阁止叶向高，杜门已久；六卿惟赵焕一人，又兼兵部；……户、工、礼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温纯罢，八年无正官；六科止数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十余年不得代；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郡守缺十之五六。”（《明鉴》卷十三）君怠臣慢，政荒员稀，人心涣散，一盘散沙。——但这也正是万历的心意：少打扰，勿打扰……
　　
　　既无大善，亦无大恶，世道就在这疲塌塌一无声息中消解，“气数”就在这灰失失无色彩中走尽。
　　
　　漫长的万历朝终于结束，到继起的天启朝，明武宗正德皇帝的阴魂复现，推出一位比刘瑾更超过千倍的魏忠贤，一位结结实实的“假天子”，一改前朝庸懒疲软的作法，大举措，大作为，元恶大憝，大逆不道，登峰造极。士林分化，一部分人（东林党人）奋起抗争，鲜血流尽；另一部分人惜生保命，卖身投靠，认魏忠贤九千岁作“干爹”。当忠贤“生祠”遍天下，题以“尧天舜德”、“至圣至神”，魏忠贤成尧成舜的时候；当天启七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诏报从之，忠贤德配“万世师表”孔子的时候，——不特明朝“气数”走到了尽头，中华传统文化的“气数”也实实在在、一点不掺假地走到了它的尽头：灵魂已经交给魔鬼，成为一个让人哭不出来笑不出来的一个“笑话”，万劫不复，再讲一个字都成为多余，再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剩下的，只是让崇祯皇帝绾好绳子，将他自己，他的王朝，以及围绕他而铺排开来的一揽子士人们的道德文章，兜脖子一索子挂到歪脖树上吊死拉倒！
　　
　　10、返回秦汉，存档智慧
　　
　　明王朝完了。然而，让人丧气的是，它的完结却并不是由于它的肌体里产生了异质的新的文化因子所致；迹象表明，已死亡的明王朝其DNA确有可能复制出一个新的明王朝来——我坚决相信：如果李自成获得成功，他肯定就是另一个朱元璋！
　　
　　更让人丧气的是，中国人就连这一个“朱元璋第二”也没福消受，时光还得继续倒退，一直退到朱元璋的前一代——还处在游牧文化阶段的金人，铁骑开过来了，给了我们一个将游牧文化和中原传统农业文化杂交的清朝。公公道道地说，这杂交进行得非常成功，清朝，是中国历朝政治最为整肃的一朝，尤其对满人来说，更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是正因为如此，更加可恨：它使僵尸硬是回转了过来，靠着一线生机，而继续苟延下去，直至二百年后东西文化大遭遇，一败涂地，被洋人完全踩在脚下。
　　
　　士人们在清初，由于“亡国之痛”的刺激，悲号过后，开始反思“他们自己的”文化，得到的结果是，几乎一致痛诋阳明心学，以为正是这空谈心性的无用之学，误国误民，该承担亡国的责任。那么该怎么办呢？选择的逻辑自然是反其道而行之，即“去虚务实”，回到秦汉。
　　
　　好嘛，这一“了不起”的思想成果，却恰恰正为清廷所需，对应得严丝合缝，了无扞格！于是，明遗民一代人过后，他们的子孙便十分自然地成为清廷的模范子民，沿着他们的思路，并适合当局的需要，开始营建他们的所谓“实学”系统工程：将中华传统文献，归落作一堆儿，整整齐齐重抄一遍，编为卷帙浩繁的一套套类书，《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只备存档之用。谱牒学也十分地繁荣起来，从文坛领袖到三家村秀才，无不嗜此学，几乎遍布全国各个角落，无处不搞谱牒，各种各类谱牒被编出来了，目的也只为存档之用。
　　
　　考据学兴盛起来了，而且到了轰轰烈烈的地步，产生出许多让人闻名起敬的大师，和一系列甚至可以认为是不朽的著作。多少历来扑朔迷离的“古书”，被确实考证明白了，其中最为惊人的一项成果是考察出：那一千多年来一向被奉为国家的最高政治宝典的《古文尚书》，竟然是假的，是魏晋人伪造的！——这是阎若璩先生给闹明白的。但学者们由此引出了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思考呢？回答是：什么也没有。这也正是清人的风格：崇实就是崇实，就事论事，搞明白一件事后，好好存档完事，其余既虚且空，就是多余的了。
　　
　　11、不信就没有反思
　　
　　遗民中只有个别的人喊出个别的话语，真正具有“批判”的意义，触及到了传统文化的核心，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以君主一个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专制政治文化模式，那是极可疑的。有此认识的学者有黄遵羲、顾炎武、唐甄诸人。
　　
　　顾炎武已感到，从秦汉开始实行的“皇帝集权专制”——“郡县制”，是大有毛病的。他说：“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生民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
　　
　　不错，从秦汉以来，所行郡县制，将权力的根源赋予“天”，将皇帝视为“天”的代表，将现实的人间权力乃至权利统统赋予此一人，原不失为一种化繁为简、最为经济的治道，士大夫只要集中全力监护好“此一人”，也便监护好了天下，只要能做到使皇上一人入道行道，天下也便风行草偃被教化入道，欲求至治，又有何难？岂不料，在二千年的实践中，却证明满不是那么回事：士大夫殚精竭力，疲于奔命，欲将皇帝笼络入范，谈何容易——
　　
　　遇到“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这样的君主，常常便是一头雄狮，张口噬人，所向披糜，士大夫前仆后继血流成河，也无法将其笼住，一任其左冲右突，横行天下，为祸为福，就只有听从天命了。
　　
　　遇到傻子君主，娃娃君主，则立即神器外失，引致群雄逐鹿，小则宫廷混乱，大则天下大乱。
　　
　　此外便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有着奇奇怪怪个人嗜好的皇上，行为偏僻乖异，或好色如狂，或好游如鬼，或好神仙，或好财货，或好酒，或好木匠买卖，或好男风，或好兵，或好土木工程，无奇不有，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朝臣们费尽心机，百般努力，而难以奏效，只好任由此偏僻君父将政事引到偏僻的路上，沉浮死活，由天去。
　　
　　真正以天下为心，以政事、百姓为念，天趣自成，乐此不疲，持久不歇，而且又有见识，又有才能，又有德性，如唐太宗这样的皇帝，那真是偶然中的偶然，太稀有了，是例外。
　　
　　而且，在这样的集权专制——封闭的政治系统中，皇帝与朝臣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力与力的对立平衡的关系。在这样的力的动态平衡系中，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总是趋于不断加内朝，弱化外朝，任用宦官，压制朝臣。任用宦官，便是一个皇上分身化作千百个皇上，这时，朝臣招架不遑，更何谈对皇上的监护！
　　
　　另外的时候，为了有效对付朝臣的纠缠，皇上又会采用在外朝设置一个“假皇上”的办法，或倚任权臣，或倚任外戚，让这位皇上的替身出面与朝臣们搏斗去，皇上自己则躲在深宫，逍遥快乐。假皇上成为一道屏障，将皇上与朝臣隔开，朝臣们声嘶力竭呼喊皇上，皇上连一个字也听不见，也不想听，还谈什么“以道化君，以德调君”（毛奇龄《辨忠臣不徒死文》）？
　　
　　致君尧舜，理论是明白的，而结果却完全不确定，社会便在此种不确定中摆来摆去，亦治亦乱，任由命运之神牵着鼻子走，谁也不知道明朝将会走到哪里去。于是，治乱问题，便也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难解的一个谜，内化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无法消解的“治乱情结”，而《推背图》一类书，也便成为其实远高于贤之书、远比圣贤之书更具神性的崇拜物。中国文化的总体走向，也便如法人孟德鸠斯所敏锐看到的，追求“太平”成为此种文化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立定，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封闭型式的系统，无非是围绕终极目标的一种运转，除此之外，任何内在外在的文化新因素，都被视为将会危及整体系统的异质的东西，而坚决予以排斥。如此，此一系统，便总是脱不开“循环论”的阴影，复古便是更新，成为惯技，其实也是唯一的“好技”；传统便是神圣，是引导历史向前的唯一向导。
　　
　　而这一摇摇摆摆缓慢的行程，也不得稳步进行，它时常被来自中国北方的汹汹的游牧文化的冲击所打断，使整个文化系统全体紊乱，而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文明代价，用漫长的时间，吸纳、消化这新加入进来的异型文化，对其进行调整改造，使之提升到先前中原文化的水平之后，然后，中断了的历史才又得重新上路，向前发展。
　　
　　这就好比：“大禹”治水，在中原建成一套江河系统，洪水获得秩序，在秩序中有条不紊地奔向大海。而那来自北方的洪流，却总是每隔一段时间蓄积了足够的力量之后，奔流南下，冲将过来，将既有的河道系统全部冲毁打乱，即使是长城也挡不住这样的洪水。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文明就是这样被毁灭的。
　　
　　文明的进步，只能是世界性的。
　　
　　到了清代，中华大陆上的所有主体文化系统与亚文化系统终于全部汇聚联网、结为一体了，中国再不存在异族征服的问题了，那便是中华文化整体前进的时候了。然而，诸发展进程不同的文化实现融合，一方面极大地扩张了融合后的整个文化系统的容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整体文化的水平，将历史的进程拖后，所谓前进，必定采取复古的形式，不得不回到起点处，退两步，进一步——公开打出的旗号也便成为：回到秦汉。
　　
　　12、憋了二千年方吐出来的一句话
　　
　　只有一个唐甄，喊出来一句话，提人精神，他说：“自秦汉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
　　
　　这是鲠在中国人喉间，憋了二千年方喊出来的一句话，痛快！
　　
　　原来，传统文化中最致命的内疾，正在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之处。
　　
　　唐甄认为，“皇帝”，是与人性直接相悖的：人性尚生，而“皇帝”却是最大的刽子手，“周秦以来，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止杀》）“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偏将杀人，非偏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卒伍杀人，非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室语》）
　　
　　乱天下者，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能为也，君也。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盗贼者谁也？”“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鲜君》）
　　
　　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计将安出？唐甄提出要“抑尊”，做到“君勿过尊，臣勿过卑”（《卿牧》）。还是要保留一个君！只不过，是一个不过分“尊”的君而已，一个不过分“贼”的君而已。
　　
　　文化就是那样性质的文化，一种以君权为核心结构的文化，离开了君主这张皮，思想的毛便无所附丽，成为一片空白。思想的出发点，永远只能从“君”开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命运！
　　
　　博大的顾炎武一样也逃不出这样的命运，同唐甄如出一辙，顾提出取消君主“独治”，主张“众治”，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文集》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又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文集》卷九《守令》）
　　
　　权力的“根源”——主权仍然在君，所谓“众治”，所谓“分权”，无非是由官僚们分得更多一点权，并且所分只不过是“事权”而已。
　　
　　黄遵曦如唐甄一样激烈，一样的虎头蛇尾。他呐喊道：“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既然如此，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是不是该彻底抛弃这个祸害呢？回答是：还不；而是要继续予以保留，只不过，要“明乎为君之职分”，主权仍然在君，事权则畀之“宰相”，宰相“分君之身”（《置相》）。还是回到传统文化“虚君”理论的模式中去了，难怪章太炎撰《非黄》，批评他没有抓住根本。而即使是这样一套不伤根本的“虚君”理论，当下也还没有实行的机会，还需等到“明日”——“今日之学术，明日之治术”，眼下惟有等待，等待。
　　
　　13、错过时机，只有灭亡
　　
　　黄遵曦的预期没有落空。时光过去二百年，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在中国内外交困、举国糜烂的情况下，在世界文化潮流鼓荡下，睁开双眼，一只眼看世界，一只眼看中国，他们重新发现了黄遵曦，黄遵曦的《明夷待访录》使他们“如触电一般”（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正触着他们的痛处。于是，在黄的基础上，康、梁等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新的政治学，一种脱开了“天”的全新的政治哲学：君主立宪。
　　
　　传统文化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皇上不再成为“天子”，他终于要被从天上请下来了，只作为国家政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因子而发挥作用。
　　
　　然而，旧势力依然强大无边。他们以太后为代表，只那么轻轻用手一划拉，稚嫩的新政便彻底夭折。待到太后死后，旧政治连苟延残喘也喘不下去，清廷眼看就要倒台，回头再提出这套方案，并且大张旗鼓喊着说要立即实行，成立咨议局等等，这时候，却已着实有些晚了，太晚了！
　　
　　在如潮的西洋文化的激荡下，睁开了眼的中国人，已是对王朝本身厌恶到了极点，一刻不能忍受了。于是，以一多半时间在国外活动的孙中山为领袖，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最终取缔了王朝，取缔了“皇帝”这一古代文化体系的圣物兼怪物。
　　
　　从此，文化的守护者士人该不用再流血了吧？却又不然！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难题。历史仍在艰难中行进，传统士人蜕变为现代知分子——他们还将面对种种新的难题，要他们努力，付出代价，每一小幅历史的进步无不由“忠诚﹢智慧﹢血泪”合成。风仍萧萧，叶仍飘飘，在那被风暴打落的每一片“春叶”上，分明浸染着殷红的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