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易合难开，自守之地
　　
　　较之山西谷地，四川盆地更为封闭，高峻山岭，破云入天，将其中成都平原围了个密不透风。自古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被视为畏途，出川入川，极为不易；如若不是有一条长江水道与东方相通，四川几几乎就是一个完全的域外之地。
　　
　　为什么陕西盆地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王畿之地？是因为它具备了两个最根本的条件：一为大小适中，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可形成足以控制全国的规模性力量，自身的自我控制又不成为难题。二为开合有致，既容易合，四关一闭，自成天下，极便自守；又容易开，关门东开，力量迅即东出，释放于河南、山西，指向河北、山东乃至江淮；关门南开，立即与四川接通，染指川中事务，非常时期，还可以径入川中，以避一时；关门北开，连接北地、西域。
　　
　　相比之下，四川盆地与陕西盆地大小差不多，最大的不同是，后者开合有致，而前者却是易合难开。这一点，决定了四川极易关门养势，却难以开关发挥，将其所养成的势能释放于全国，控制全国。
　　
　　纵观历史，四川为最佳自守之地。它既不具有直接参与中原王权逐鹿的条件，因而长期下来，也就形成一种屏祸于外、自守安宁的性格特征。天下安宁，它与天下咸与安宁；天下乱起，它关起门来，自亨安宁。既然那里是天府之国，地肥水沛，日子一点儿也不难过，不安何求？
　　
　　154、千年沉睡，一朝惊人
　　
　　四川加入中华大合唱，时间稍晚。中原地区，周代时文治武功达到很发达的阶段，四川仍在沉睡，生活在传说中蜀王的混蒙时代。这一觉的确睡得长，睡得酣，做了不少的美梦，成为至今为人传讲的神话般美丽传说。
　　
　　初醒之后，睡眼惺忪，只成为陕西盆地的附属，称为华阳国，意为华山南面之国，战国时为秦国属郡。这时，它尚不明白巨山外面的世界，而只埋首于自己小日子的营造。秦昭王时，在郡守李冰的率领下，巧思如天，建了都江堰，防水患营水利，至今蜀中受惠。而李冰也便成为那个时代蜀中惟一闻名于全国的人物。彼时，蜀门之外，早已热闹得吵翻了天，名人为苏秦、张仪这一路人物。蜀中蜀外，可谓真是两重天地。
　　
　　但，蜀中一副无思无虑、天然自足、童贞不失的腼腆样，并不代表他没有力量。一俟其走出少年，进入成年，立即露出其“五丁力士”的大力士本来面目，成为山西之外又一块夺取王权的最佳跳板之地，把世人惊得目瞪口呆：奠基中国后世治式的第二大王朝——大汉王朝，就孕育自那巴山蜀水之间。
　　
　　只可惜英雄的西楚霸王项羽当时没有先一步认清事情的本来，他那时也认为蜀中为最佳酣睡之地，不与闻外事，于是将他感觉最不放心的刘邦封为汉王，封入蜀中。刘邦起先心里也没数，还很不乐意，觉得自己是到了一混蒙未开之地，几乎就等于是一种放逐。
　　
　　还是萧何见得明，他劝刘邦安心入蜀，“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史记•高祖纪》）刘邦是何等聪慧之人，肚里有盏灯，一点就明，立即曰：“善！”而愉快入蜀，以萧何为相，治理蜀中；行张良之策，烧绝栈道，一“备诸侯盗兵”，二“示项王无东意”。
　　
　　私下，刘邦却用韩信之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神不知鬼不觉，穿越汉中通往关中的山中险道，一过大散关，神兵天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章邯等秦陇三王，全夺三秦之地。不出一年，立住脚步，始而蚕食临近陕西项羽所封诸侯之地，继而露出本来面目，摆开架势与项羽正式决定，最后夺得天下。
　　
　　回顾历史，追根寻源，这都是四川盆地这块偏远幽闭之地所引出来的大文章，造成的大结果。而西楚霸王霸于力，弱于智，对天下山川形势心中毫无成见成算，宜其太阿倒置、以形胜之地授人，自己恋恋于乡情，反居取败之地，又有什么好说的！
　　
　　155、顺流扬帆，东下吴楚
　　
　　四川不仅北临关中，一步跨越，可做陕西的文章；而且，山道倍险，外面绝难攻入，他自己却傍着一条长江，顺流而下，一口气直贯入东方，可做荆楚吴越那里的文章。当年西晋人就是借助此天然水道，一举克服东吴，统一全国。
　　
　　事前，晋人、吴人预先对此都心知肚明。晋人在得西蜀的时候，便打好了主意，秘密造船，准备攻吴，志在必得。吴人知道晋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想出的对策是，在江底埋上大铁锥，又用大铁链横锁江面，欲将晋人的战船截在长江上游。但却完全没有用，“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居高临下，顺流飞棹，一举而得，简洁明快。战争的艺术挥洒得真是妙极了！
　　
　　这是历史借四川做成的又一篇绝妙好辞。
　　
　　156、睡意未消，自守安宁
　　
　　四川为天然独立之地，其山也峻极，其地也肥沃，其水也丰沛。故而每当天下失鹿，四川立即自我闭守，而将山那边一切嚣嚷屏拒于外，独自逍遥。这都是大山带给这块地方的好处。
　　
　　楚汉战争期间，决战一方刘邦虽封国在蜀中，但蜀中并未染战，战争在中原地区进行。西汉末，王莽改制篡位，前汉崩裂，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杀作一团，蜀中复又自动关闭关门，在蜀王公孙述的治下，自在过日，不异往常。直到刘秀平定天下，方慢慢腾腾不情愿地加入后汉大一统。
　　
　　后汉末，天下又乱，豪杰们都急了眼，杀过来，杀过去，在那里拼命。几十个来回杀过去了，人死得快得都来不及掩埋，而四川此时却一派的宁静，顺手推原来的地方官刘璋做了王，过起自己的小日子，闭门不问世外事。
　　
　　只是，小日子也有麻烦，刘璋担心北面汉中的张鲁可能对他要怎么样，要打扰他的宁静，于是为对付狐狼却引来了狮子，把刘备请入蜀中，对刘备为何等样枭雄人物心中全然不知。这也可见出四川对外面世界不闻不问不关心，隔膜到了何种地步！结果是，由于外部力量的输入，四川的面目发生剧变：一方面，在鼎立三国之中，他以西南一隅之地，而得与强大的中原曹魏及富庶的东南吴越相抗衡，成为三头俱乐部之一，造就了历史上巴蜀地区的最高王权——本地区最大一次力量集结，书写了四川历史上最为流光溢彩的一页，创造了那么多扯动人心的传奇故事，经罗贯中渲染后，至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从此扰动四川本土，一改其宁静自安的本来性格，将四川硬是拽入世界的纷争血火之中，而付出极为惨烈的代价：刘备讨吴，彝陵一战，全军覆没，死了多少川中子弟；其后诸葛亮六伐中原，他的弟子姜维九伐中原，连着数十年去做力所不及的事，又把多少巴蜀子弟兵投入死地！说来真是让人伤心惨目。
　　
　　自然，这也可以看作——走出混蒙的四川，长大成熟的四川，具有了怎样一种刚强不屈的性格。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小小的王，而要将世代以来戴在长安、洛阳头上的大一统皇帝的冠冕，扯过来自己也戴他一番！其雄心也可佩，其豪情也可悯，尽管未能取得成功。
　　
　　不为帝就不为帝吧，地处西南，偏居不畅，天命如此，无法改变了；而自立为王，护守住一方土地生灵，免遭外面扰攘世界的骚扰与侵害，却也可以有所作为。两汉之间，川中自守，最为佳例。三国时，蜀汉不满足于自守，而欲冲出崇山，逐鹿中原，付出惨重的代价不获成功，反使自己未老先衰，提前灭亡，那断乎是一个教训。而今而后，前车之鉴，不能不鉴！
　　
　　于是，到了西晋，“八王”乱起，招致五胡南侵，天下滔滔，不可收拾。当此之时，四川鉴于前车，便也不同于五十年前，没有踊跃加入，而是明智地采取了自守自安的策略。
　　
　　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他们又一次推戴了一位外地人为他们的头领。——西汉末，他们以公孙述为王，公孙述为陕西茂陵人。东汉末三国时期，他们以刘备为王，刘备为河北人。这一次是第三次了，他们以甘肃李特的李氏一裔为王。
　　
　　李特，巴氐族豪强，晋惠帝元康中，因饥荒与战乱，率天水等六郡流民十余万入蜀就食。晋益州刺史罗尚逼令还乡，李特被迫与之一战，击败晋军，占领四川，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军政肃然，受到蜀人的欢迎，传谚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于是称王于成都，国号成汉。
　　
　　李特死后，李雄继位，实行宽大政策，外面嚣嚣，战乱不已，而蜀中一派安宁富足的升平景象，《晋书》上这样说：“百姓富足，闾门不闭，无相侵盗。”成为乐园。
　　
　　李雄之后，李寿一度曾欲改变自守的方针，向外扩张，群臣切谏，又重新回到守蜀自宁的轨道。这是对的。但有一善，必有一不善相伴生：从李寿开始，对外无事，于是内部生事，骄奢淫佚，胡作非为，把好端端一方天下折腾得没有了面目，人心涣散，终至于灭亡了事。
　　
　　157、阿斗戏百演不厌
　　
　　当年李特入蜀，行至剑阁时，面对蜀门天险，曾大为感慨，说：“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晋书》第一二零）现在这“庸才”的命运落在了他的后辈子孙头上。
　　
　　东晋穆帝时，大司马桓温举晋兵伐蜀，蜀主李势“舆榇面缚”，至桓军门出降，而结束了成汉四十六年独立太平的历史。其亡灭的形式，与当年刘禅几乎一模一样！
　　
　　由此可见，巴蜀之地，天府之国，总是遵循这样的行为逻辑：外面嚣乱，他便独立，自成乐境；外面乱息，他只有乖乖投降。至大限将临，如刘禅、李势，面缚出降，得保不流血；而如西汉末的公孙述，峻拒不降，决战到底，结果一门被屠！这便是巴蜀重山之地不变的历史命运。
　　
　　有鉴于公孙述的可怕教训，“阿斗格式”的史剧便成为最好的选择，至唐末五代天下又乱时，不厌其烦，复在蜀中再重演一次：唐失天下，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王建，趁机称王于蜀中，独立自守，建前蜀政权。传两代，至其子王衍，开始腐化，不务政事，惟事声色。后唐庄宗派大兵伐蜀，王衍开门“迎降”。
　　
　　但后唐是什么王朝？也不过是一个烂摊子而已，如何能服天府四川人的心！于是没过多少年，当年庄宗派去的西川节度使——邢州（今属河北）龙冈人孟知祥，于后唐明宗死后，再度宣告独立，国号（后）蜀。后蜀也传了两代，孟知祥死，子孟昶继，又是不务政事，以游冶为乐，荒淫无度。不久大限来临，宋军入蜀，孟昶举境投降，被带去开封，无声无息，幽死在那里。他的一位极温柔、极有才情的妃子，称为花蕊夫人的，也一同被送至开封。赵匡胤一见，大为倾心，心猿意马，魂不守舍，嘴上却责说是她引致孟昶亡了国。花蕊只流泪，不说话。赵匡胤于是又说，听说你会做诗，做一首朕来瞧瞧。花蕊夫人脱口吟成一绝：“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赵匡胤听了很受震动，不再说什么了，对花蕊夫人很是爱惜，收在宫中做了他的妃子。
　　
　　花蕊两句话骂杀川中所有男人！是啊，蜀山青青，虽然巍峨壮观，却同吴山一样传神；蜀山盈盈，温婉有致，与越水一样有情。由此，蜀地上演的也便总是同西湖、秦淮河一样的故事，没有二致。从西汉末公孙述在四川首次独立，至五代末孟昶的后蜀，其间一千多年，每当中原乱起，四川总是独立为王，其结局，除公孙述坚决抵抗而遭致残酷报复外，其余均软绵绵、哀戚戚开门投降，阿斗的故事作为经典一再被翻版重演。难道，这就是四川的性格？
　　
　　158、终于长大成人
　　
　　四川的情况至南宋末来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南宋理宗宝佑六年（1258），蒙古人在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后，分兵三路大举攻宋。元宪宗蒙哥部署：由塔察儿率东路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忽必烈率中路军攻鄂州（今武昌），蒙哥自己亲统大军攻四川。
　　
　　蒙哥铁骑，攻势凌厉，锐不可挡，很快就拿下成都。可是，在接下来围攻合州（今合川）钓鱼城的时候，却遭到极为猛烈的抵抗。蒙哥恨极，亲自出阵督战，被宋军炮石击成重伤，回营后死在军中。于是，蒙古三路大军，只好撤退，而一举灭宋的计划，全部落空。这是四川人有史以来打得最为痛快淋漓的一仗，也是宋、蒙交兵以来宋军打得最来精神的一仗。蜀中健儿，英勇顽强，第一次在巴蜀、也是中国历史上写下光彩耀眼的一章，一洗既往全部屈辱的历史，宣告：从此，蜀人站起来了！
　　
　　明末，张献忠占据四川，独立称帝，严词拒绝清廷的招降，并于明亡的第二年，1645年，主动移师北上抗清，结果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伤阵亡。
　　
　　清末，四川为革命风潮最烈的省份之一。1911年，清廷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外国人，川人怒极，立即发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成立四川保路同志军，举行起义，与腐败的清廷相对抗。清廷震恐，命驻跸武汉的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军入川镇压，起义军毫不畏惧，将端方击毙于资州（今资中）！
　　
　　这还不算什么，由此引出一更为惊天动地的历史后果：由于清军大部被调入川中，武汉空虚，革命党人抓住时机举行起义，一举取得成功！这便是结束中国二千年封建帝制的伟大的“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得手，武汉宣布独立。四川立即予以响应，跟着宣布独立。川督赵尔丰不死心，从中作乱，欲煽起兵变，进行复辟，民军当即将其击毙！
　　
　　抗战期间，四川成为中国政府的后方本部，重庆以陪都之名行首都之实，指挥全国的运作。四川的高山，成为最强有力的屏障，使占绝对优势的日军也无法逾越；中国于是借此立足，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得以保持联系，并肩作战，最终打败侵略者，实现全国的光复。
　　
　　这使我们想起了“安史之乱”。当年，安禄山暴起，唐玄宗全无准备，幸得在他的身后有一四川，仓皇之中，撤入蜀中，而避过叛军最初的锐气，方才有后来的胜利；不然，设若不是四川为玄宗皇帝及时提供这样一个避难所，皇上难保不被安禄山所俘获，则，国家的象征——皇上——一旦倒下，天塌地陷，不亡也得亡了，即使更有十个如郭子仪、李光弼式的干将，也无济于事。这都是四川这块高山之地对中国历史做出的特殊的贡献。
　　
　　经过多少世代血与火的锤炼，四川人由初古的混蒙腼腆，演进为中古的明哲保身，演进为近古直迄近代的刚猛不屈，蜀蚕终于蜕变而为飞蛾，展翅高飞了。世界公认，四川兵为中国最好的兵之一。巴蜀一方山水，巴蜀一方觉醒、长成的人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无穷历史中，必将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
　　
　　159、开封：历史东进中的一站
　　
　　历史学家程度不同对宋人选开封为都城感到迷惑不解，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
　　
　　我说，看看这段历史的前后便都明白了——说破淡如水，那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东进进程中的一个过渡而已。具体来说就是，随着社会规模的渐次扩大，社会的重心越来越东移，由长安而洛阳，由洛阳而开封，由开封而南京，而北京。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进程。
　　
　　特别由于南宋时期对江南的开发，宋代以后，中国南方的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实力已然与北方相若甚至有所超过，社会的重心随之东移至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南北一线。由此，作为社会力量（其外在表现形态便是社会权力）集中地的首都，开封同洛阳、长安一样，一道都不适合了，宣告退出历史前台。蒙古人的元朝定都北京，明初定都南京，永乐皇帝以后直迄清末以北京为首都，中华民国推翻清朝后以南京为首都，共产党赶走国民党，复以北京为首都，直迄于今。
　　
　　160、北京——一肩挑南北
　　
　　北京，北依燕山，西屏太行，东界海洋，就其大的形势格局而言，与洛阳很相似，都是位在一种桶状地形的桶底位置，背靠桶底，面对全桶。
　　
　　此外，北京背倚燕山山系，洛阳背倚崤山、熊耳山，它们分别都承受着来自山那边的巨大压力，这一点也很相似。洛阳总处在来自陕西那边的压力之下，北京则处于来自燕山及山海关北面蒙古草原、东北平原的压力之下。
　　
　　洛阳的作用在，以它为支点，一肩挑起西北与华北、华东南，使两头保持平衡。北京的作用在，一肩挑起以燕山一线为界的西北草原、东北平原与燕南的华北平原、华中、华东南，保持两端的平衡。
　　
　　161、关内外重心同步东移
　　
　　蒙古元人的入主中原，显示，二千年来中原的边防压力有多么巨大，而且越来越大。说明，避开西北，向东线移进，已成为时代的选择。
　　
　　一手推翻蒙元的朱元璋，起事于江淮，最后夺得天下，说明，东南社会已然成熟，具有了可畏的实力——这实力也是一种压力，一种来自社会内部的压力，必须有以统摄，方才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明初，朱元璋选择了长江南岸的南京做他的首都。这比起宋人定都开封，更向东、向南撤得远。
　　
　　无论宋朝人还是朱元璋，将其社会中心向南、向东移进，作为对东南社会实力扩增的一种因应，更便于有效控制，是对的；但若作为对来自北地草原游牧民族压力的一种远避，则完全错了，因为压力不会因回避而消失，宋朝最终还是亡了，已经证明。
　　
　　朱元璋的选择很快就得到纠正，明成祖时将首都复定于北京，南京作为陪都发挥作用。正如唐人将长安、洛阳结合为用一样，这是将北京、南京结合为用，是一个高明的选择。
　　
　　而就在长城以内，中原社会的重心整体向东移进，由陕豫东西一线移至华北、江汉平原南北一线时，长城外，广阔北地草原社会的重心也同步由西向东移进，由西北草原渐次移至东北平原，在那里完成了草原社会力量的集结、集中。
　　
　　明朝的灭亡，首要的原因来自中原社会内部的压力。但我要说的是，即使没有李自成造反，位在中国东部南北一线之上，那燕山、山海关两侧集结了越来越大的力量，也表明，决战只是时间问题。至于决战的结果，就中国古典文化到明代时实质上已然走到它的尽头，已然僵化，难有新的生机——就这一点而言，即使没有吴三桂的开关迎敌，恐怕那关门最终也将为东北的满族人叩开——与明朝社会的僵化形成对比，他们正处于上升时期，充满野性的勃勃生机。
　　
　　162、燕山、钟山遥相对
　　
　　以西胜东，以北胜南，这早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条最基本的定律，很少有例外。
　　
　　只有一次例外，那便是，朱元璋北进击败蒙元，算是为虚有“虎踞龙蟠”美誉、长久以来却满受屈辱的南京最终挽回了面子，可以长长舒一口气了。
　　
　　而与此同时，与此例外相对应，还有另一例外，那便是，朱元璋虽然取得了胜利，蒙古人却败而不亡，远遁蒙古草原老家，在明朝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上，与明朝人拉锯作战，时缓时烈，未曾断绝。最后，这力量合并到满族人的东北平原上，而跟随满人的铁骑一道浩荡南下，奄有整个中国，二次扬眉吐气。这也可看作是对当年朱元璋以南胜北的一个历史报复。
　　
　　但是，朱元璋的以南胜北，在当时看来是一个例外，而在今日看来，却实在是一个“开头”，一个从此结束中国诸地域间以东西对峙为主题的历史，开启了以南北对峙为主题的新的历史时代，再不是长安、洛阳东西对，而是燕山、钟山南北对。朱元璋胜泰定帝，南京胜北京；燕王朱棣胜建文帝，北京胜南京；清兵入关，赶走南明，北京再胜南京；太平天国起义，南京反抗北京；中华民国建都南京，南京胜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北京胜南京。
　　
　　163、南京硬是将北京改写为北平
　　
　　南京为中国南方古都，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及南唐、明（初期）等王朝在此建都。从大的地形看，南京北部为宁镇山脉，南部为茅山山系，南京夹两山中间；近看，南京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雄伟的石头城蹲踞于江、山之间，诚当年诸葛亮所谓“钟阜龙蟠，石头虎踞”，为帝王之地。
　　
　　极具现代意义的是，南京位在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接合部，以南京为基地，左据吴越，南及两广，溯江而上，西纳川滇，应当说，足可抗拒中原。
　　
　　但这历史要从近古开始。经济技术及文化的进步有先后。周代时，吴越尚为断发文身的蛮乡。春秋时，吴王曾一度称雄，甚至北上争霸中原，但只是昙花一现。至三国，东吴已有长足进步，三国鼎立，使北方强大的曹魏也无计可施。以后经由六朝及南宋的两度大规模开发，到元明，实已羽翼开始丰满，有能力与北方一决长短了。果然，元末，反元的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南方，朱元璋以南京为基地，北上逐鹿，而破天荒第一次南方打败北方，逐走蒙古人，建立明朝。
　　
　　在明亡的过程中，亦是南方抗击最烈，持续最久。随着力量的长成，南方的文化自觉跟着日益增强，有了与北方争夺文化宗主地位的意识，跃跃欲试，要把北方推开，自己坐第一把交椅。
　　
　　这是中国地域文化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动向，标征着一种新的历史走向。如果说，当年朱元璋反元时，其自觉意识尚处模糊不明的话，那么，至清末太平天国革命，孙中山革命，坐南反北，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已然完全成熟——明确选择决定再不做“正统北方”的附庸，应声虫，而是要自主自己的命运，自主中国的命运。
　　
　　太平天国酝酿于广东，发动于广西，事起，立即得到广大江南地区的响应，由两广而两湖，由两湖而两江，最后定都于南京。犹如水之就下，开闸之后，自流奔腾，流归钟山之麓。其后，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激流灌注，若遇阻遏，立即掀起滔天大浪。
　　
　　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了，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没能给所占据的南部中国带去有效的秩序。换句话说，扫荡“北方正统”之后，未能及时补上行之有效的替代物，以保证社会的正常、有效运转。这不奇怪，这些人本是一群来自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又不是譬如说当年的贵族李渊，原来就有着现成的治理经验；他们身上不乏社会公平的善的理想，却没有能力将此种理想很快转化为对社会的有效组织。在太平天国的中央核心，就一片昏乱无序，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带给在其治下的基层以秩序？
　　
　　太平天国之后，戊戌变法，尤其显示出，在文化上南方已然压倒北方的最新态势，从此由南方把自己的先进意识输入北方，改造北方，从而改造整个中国，给衰朽的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不要紧，接着来。孙中山崛起于南方，以广州为基地，奔走呼号，终于成势，革命党人遍布南国，秘密策划、发动了数十次起义。一批倒下，一批再起。终于于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廷，而将坐于北京龙椅上的吾皇万岁，永久地请入历史博物馆。朱元璋之后，国都第二次历史性地被定在南京。
　　
　　这进程自然没那么容易可以一蹴而就。北京依然是强大的，袁世凯依仗北京的势力，反口不认状了，并且又要在北京重升宝坐，再坐龙廷。南方只好“二次革命”，讨袁护法。护法不成，组织北伐，一伐而终于将盘踞北方多少世代的旧势力摧垮，国民政府这才最后将他的旗子高高升起在南京城头，硬是把北京的“京”字给挖了去，改为“平”，平平淡淡的平，平头百姓那个平。
　　
　　164、北风再次浩荡南下
　　
　　事情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国民党的革命只是古老中国的一次上层革命，所解决的也只是上层的问题。那么下层呢？挣扎在苦难深渊的中国百姓，他们的问题就不管了吗？不，不会的。任何完全意义上的革命，都必定意味着同时是一次“清算”，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与国民党差不多同时，并产生于南方另一派势力，共产党，跟随历史的脚步，提出另一套重建中国的新方案，中心主张是：彻底解决中国的“穷人问题”。他们奉行的理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论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论，前者高扬“实践”——正与通行中国数千年、力主“行”的文化传统暗合，后者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理想社会——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接卯。有了这根本的两条，则，这来自海外的洋人的洋理论，注定可以在中国扎根了。特别是，这套理论还具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那就是，具有可以解决当时中国迫在眉睫的“穷人问题”的及时实用性，于是一经宣传，处于破产边缘的中国穷苦大众，立即风从响应，聚集在老马的旗帜之下，渴望得到拯救。结果是，一如毛泽东所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万潦汇成海洋，掀翻一直仅仅浮在水面上的国民党政权，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拥戴共产党一朝奄有天下。
　　
　　哈！什么三代社会，尧舜理想，孔孟仁义，原以为一套老掉牙的古旧理论，早就死掉，寿终正寝，入土为安了，却不料，马克思理论的引进，陡然使之刷新，死而更生，巍然赫然，立在现代的高台上，成为指引现代人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的指路明灯！
　　
　　传统中国原来还活着——借马克思的理论，摇身一变，成为了当代最先进、甚而是最激进的理想文化！
　　
　　则，此文化理想之现实中心据点、根据地——北京，又岂得过时？岂可云已经死亡？
　　
　　不错，这先进的马氏理论，其实最先是发展、生根于南方，而现实的血雨腥风硬是将其挤走，它长途跋涉，长征来到北方，隐身于黄土地上中国最苦的庄稼汉人群之中，艰难存身，艰难发展，终至于有一天成了气候，丑小鸭一朝变作天鹅，而从陕北一跃千里，进到北京。
　　
　　谁说陕西盆地早已过时？在新时代，它依然显示了其绝难为其他地域所能有的那种孕育龙种的非凡能力！
　　
　　谁说北京早已冥顽不化、该隐退入历史深处了？在世界风云激荡、中国病累丛生的这个新的世纪，他又一次站了起来，显示出一派的居高临下、傲视天下的王者气概，一派的领导中国非我莫属的自信。
　　
　　气是早已鼓足了。于是，一鼓作气，张满风帆，长驱直入，南下过江，将南京打落马下，以及上海，以及广州。
　　
　　北京就是北京，何得为平！
　　
　　南京，则一片降幡出石头，又一次不得不低下他那屈辱的头，成为数十中国省垣中的一垣，如此而已。
　　
　　165、山待水以得生，水待山以赋形
　　
　　人们问：北方制胜南方，难道这真的是一不可打破的铁律？可眼前的现实明明显示的是另一番情景呀：开放的充满活力的中国，首先意味着的是南方的开放和活力，而不是相反；固守传统，从来是北方中国当仁不让的天然使命。在南方的山水间，随着清江长波的脉动，噼哩啪啦拨动算盘犹如拨动琴弦一样优美，而财富与此同时也滚滚而来，为社会带来无尽的生机——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尤其清末以来，南人更是走在时代的前沿，领导着中国的时尚，成为牵引中国向前变革的排头兵……这样的人民，有这样人民的地域，他怎么就总是在政治上拼不过北方呢？
　　
　　特别是改革开放这数十年，中国的财富，一大半就流到他们那里。他们靠着腰间的银子，再没有以往那种一入王城便脚软目眩的感觉，而是气粗得很，哇啦哇啦的广州话，比“文革”期间北京城里的喇叭声还响，充斥着大街小巷，电视剧上的配音若是不带三分南音就没得人看，而将以往自以为最美的北京官话挤到无地，就仿佛面对群鼠而失去胆气的一只当代宠物猫。猫究竟还会不会捕鼠了？已成为时下人们早已议论过、再不新鲜的话题，而结论多半是否定的。
　　
　　南方的水在涌动，海涛涌着江涛，从珠江湾，杭州湾，黄浦江三角洲，一路向北方浩荡，以别一种形式再一次在对北方那自古以来雄伟绵延不可一世的山系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它们——我指的是北方的群山——今后还有力量一如既往分隔水系、堤坝水面吗？
　　
　　考验是必然的了。但是，水待山而成形，江得岸而流远，水本身并无法为自己赋形，必待于土地山石，为其立定形态的依据。以中国山水文化所象征的价值文化，依然具有结构性的根本意义。否则，海水、江水散漫流注，高地成岸，洼地浸淫，水旱严重不均，成灾致害，那么，就又该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了。——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中国的“穷人问题”依然是个问题，谁也不能看见装作没看见，把没看见当作不存在！实在，比起中国广大的地域，众多的人口，南方所挣的那几个钱仍不过为几个小钱而已，因而不能就此认为：那个“中国问题”依仗它便可获得根本的解决。倘若长时间得不到雨水，那赤裸的山岩在强烈的阳光的曝晒下，迟早有一天要崩塌下来，堵住河道。那时再请禹王爷来，可就费了老劲了。
　　
　　“地域平衡”的理论是理解中国历史及其文化的一把钥匙，也是如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个有效杠杆。中国地域平衡中的南北对立、东西对立，在新的现代的意义上，正刚拉开序幕，结局如何，将继续成为对中国智慧的考验。
　　
　　166、长城：天工与人工的最佳融合
　　
　　长城，集中显示了中国文化“依托自然、完形自然”的根本特性。
　　
　　什么叫“依托自然”？那便是：依山立国，依山治国。正是自然山形山势，将中国分割为一块一块的自然地域，而每一自然区域中人，回头利用此种天然山势之分割，依之为护墙，而自成相对独立之一域，以解决本地域人群最切己之生存、繁衍、发展问题。
　　
　　什么叫“完形自然”？是：自然山势所联结、展开之天然护墙，在自然区域有的地方相对完善，有的地方则不太完善，故而需要对其进行人工修造“完形”，以足实用，作为边墙，用以区域边防守御。
　　
　　这种意识，在中国初古时代，是不需要、因而也不能产生的，因为那时族群少、地域广，在族群与族群之间有足够的回旋空间，毋须定点守御。
　　
　　到春秋战国时代，人口增加，社会规模扩大，技术也达到相当的高度；中华腹地，土地已然全部占据完毕，再无自由迁徙流转的余地，为保生存，只有定点死守“家园”，此时，依山为墙，守御却敌，也便成为一种最佳选择。
　　
　　而山势的自然起伏状况、自然绵延状况，必不能不加补造就可作为完备的“边墙”自然够用，必须依自然山势为基，再加人工补造，使之完形，方可依为完备的战争防御体系来发挥作用。
　　
　　长城产生了。
　　
　　长城，实为一“人工造山”的产物。
　　
　　有人粗算，倘用中国万里长城的砖石土方修一道高五米厚一米的大墙，可绕地球十周，这样一个量如果堆积起来的话，可成为一座泰山！
　　
　　167、战国长城
　　
　　战国时代，为中国各自然区域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因而也成为开始成规模修筑长城的时代。
　　
　　查文献记载，最早修长城的诸侯国是楚国，当时称为“方城”（见《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叶县”注）。结合今人实地考察，知其大体走向为：西起湖北竹山县，向北过汉水，再经河南内乡、鲁山、叶县，折而向南，达于泌阳县，大致呈“门”字形，总长约五百公里。（参见《中国文化杂说》第三卷张量、魏福举《长城文化趣谈》，下同。）
　　
　　楚国当时为中国最南部的国家，在今湖北省一带，西、北、东三面环山，向南敞开，略成一不完整的盆地。其边防压力主要来自北部：西北为秦国，东北为齐国。
　　
　　齐国在今山东一带，为了备楚，在齐闵王时也修了长城，《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有言：“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据考察，其走向为：西起今山东阴平县，向东经泰安、章丘、淄川、临朐、安丘、诸城、琅邪台，至胶南县的大朱山入海，总长亦达五百多公里。
　　
　　魏国夹在秦楚之间，修了北、南两条长城。北部长城称为“河西长城”，南起今陕西华阴县华山脚下，向北过渭河，再过大荔、澄城、洛川、延安，最后达绥德黄河岸边。长约五百公里。南部长城称为“河南长城”，旧史亦名“卷之长城”，北起于卷（在今河南新乡），东过魏卷，再过原阳南折，经郑州西荥阳，南达于密县境内伏牛山下。长约三百公里。
　　
　　秦国地处陕西盆地，其自然山势防线，较之其他自然地域为最优，但仍须人造长城，进一步达致完善。秦国所修长城也是两条，一条在西部，防御大戏；一条在东部，防御魏国。防魏东部长城，筑于秦简公时代，史称“洛堑”，联结于秦西南华山与中部黄龙山之间。西部防犬戎长城筑于秦昭王时代，后世称为秦昭王长城，西起今甘肃岷县西，沿桃河东岸北行，过临洮、渭源、宁夏固原、甘肃环县、陕西志丹县、安塞县，最后抵黄河西岸，全长约一千五百公里。此长城后来成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的基础。
　　
　　位在中国最北部，以蓟（今北京）为都城的燕国，先后也筑两条长城，南界长城以防赵、秦，北界长城以防东胡。南界长城北起河北易县西南，南行转东南，南行过定兴、徐水、安新、任丘，达文南县止，长约二百五十公里，史称“易水长城”。北部长城西起河北宣化，东过河北围场县、内蒙赤峰、辽宁沈阳、辽阳，最后达鸭绿江边，伸入今朝鲜境内清川江边，长可一千五百公里。
　　
　　赵国为七国中的强国之一，位当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及内蒙河套地区一带，东邻燕，南邻魏，西北邻东胡、林胡二部，亦先后修了南部、北部两条长城。南界长城防魏、秦，起于河北涉县东北，沿滏水南岸东南行，至磁县南折而后东北行，再沿漳水北岸向东北过临漳、成安、肥乡，至曲周止。北界长城东起河北宣化，过张家口，入内蒙，沿阴山山脉西伸，到乌拉山与狼间的缺口“高阙”（在今内蒙杭锦后旗东北）止，长约六百五十公里。这段长城，为后来秦始皇长城所利用。
　　
　　在古代特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怎样依托自然，利用自然，给地域族群造成有效保护，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恐怕要数中山国了。中山国位当今河北正定、石家庄的西北部，地域极小，大部分在山中，四面为大国所包围。为此，中山国一面与东方燕国实行联合政策；在另两面即西面和南面，修筑了防赵长城，长约二百五十公里，利用晋冀间雄伟的太行山，沿山筑墙，过龙泉、倒马关、井陉、娘子关、固关，达于邢台明水岭，有效地实现了国家的边防守御，使一直觊觎着中山国的强大的赵国无法下手。这个蕞尔小国在众多虎狼大国之中，最后竟得存在二百多年之久，也可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天险太行，连一千多年后拥有先进军事装备的日本侵略军亦望之生畏，莫可奈何，在先秦时代，当然就是人力所不可逾越的天障了。
　　
　　168、以分割保发育——列国之争
　　
　　战国长城，有效地将竞争诸国予以分割，而使得列国竞争，由简单外在的、蛮族征服式的入侵、掠夺、占领转为内在的实力培养、地域自我发育。因为有长城的有效阻隔，日尔曼入侵罗马式的简单攻略既不可能，谁也不可能一口吃下对方，那么就只有借助山系、长城以为屏障，而在区域内部改善政治、组织生产、建设文化——一句话，培养实力，立长远抗衡之计，以求在长久以后的将来进行决战，占有优势，获取胜利。
　　
　　在这个意义上讲，“山体—长城”——这一有形的硬物，却实在起到了在当时诸侯国之间建立某种秩序的作用，成为诸侯国间具有强制性的“组织法”：高山高墙不可逾越，无可选择，你只有暂时关起门来努力发展自己这一条路可走。当条件不成熟时即提前大一统（技术条件，如交通道路；文化条件，如社会文化、心理认同，等等），结果只能反而延缓历史的有效进步，这时，将诸地域有效予以分割，使之充分自我发育，是促进历史进步的一种选择。正譬如婴儿在母体中的发育那样，必定是各个器官各自充分发育、功能健全之后，方才可能进入下一步，实现所有器官的协调运动；不然，在只长好半个耳朵的时候，就同时调试耳朵与眼睛与手指头的协调动作，不特不可能，反而会延滞、破坏生命体正常的发育、成长。
　　
　　具体来说，当诸地域各小型社会尚未充分得到发育发展之前，群体秩序及个体人的秩序文化感尚没有得充分培育之前，倘不能有效地予以相对分割，而是提前就烩作一大锅，将诸地域合并为大一统，却没有相应的中枢控制跟得上，结果就只能是谁也找不到谁的位置，陷入一片混乱，天天有战，人人为战，乱作一团，最后只有再分裂解体，倒回去，重新补课发育。这是对处于发育中的社会的一种戗害，是反历史的。
　　
　　但是——我们看到，有了山，有了长城，情况就不一样了，“山体—长城”——作为有效的分割墙，将诸地域予以有效分割，各自然地域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却确实有效地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自己，培养文化秩序，建立生产系统，灌溉系统，道路系统，教育系统，国防系统，等等，一步一步，使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得到最充分的完善。
　　
　　待到各自然地域社会充分发育发展之后，一方面，有能力打破分割，实现统一；与此同时，有能力对大一统予以把握的时候，这时，统一便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是真正的历史进步。
　　
　　而即使如此，事情依然没有想像得那么简单，地域融合永远需要付出甚至是痛苦的代价。秦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即解体，全国陷入全体规模的混战，说明，诸“部分”即使已然各自发育完全，而若要将诸“部分”合并为一大整体，也还不是立即就能有效衔接，贯通为一，还需要有一个痛苦的磨合、适应过程。大一统秦帝国只起到了为接下来的汉帝国的建立，一个预备阶段的作用，一种准备，一种过渡。倒过来说，后来汉帝国的辉煌，其实内含着秦帝国的决定性的贡献在其中。
　　
　　169、以分割保发育——胡汉之争
　　
　　统一之后，中原地区原来诸地域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而中华帝国与北地草原民族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心矛盾，如何将两个性质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实体在最终统一之前首先予以分割（理由当然还是以分割保发育），成为此后中国近二千年历史中始终没有弱化的一个课题。
　　
　　这不同于七国的统一。七国的社会性质是相同或相近的。这将是一个更高一级的统一，统一的方式是：社会形态更高一级的社会一点一点溶化、融合较低一级的社会，也就是，中原社会一点一点溶化、融合北地草原社会，像溶解“硬物”一样，最后使之完全融入较为先进的中原社会。
　　
　　为此，就不能不顾一切将一麻袋土豆囫囵一下倒入既有的饭锅之中，那样的话，不特要将锅里原有的美食毁掉，并且将锅也要捣坏了。怎么办呢？就是那个词儿：要“一点儿一点儿”徐徐往里放，即，控制投放。
　　
　　要做到有效控制投放，首先必须做到有效分割，这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怎么样分割呢？老办法：依托山势，修筑长城，建立屏障。即，依托自然，完形自然，如此而已。
　　
　　170、秦长城
　　
　　秦始皇一边拆长城，一边修长城，拆的是当初六国间的长城，修的是防胡万里长城。
　　
　　工程浩大，所付出的代价是那样的惨重，以致对身受其苦的中国人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恶梦，一个永远不能释怀的该诅咒的恶梦，什么秦始皇走马筑城，把死人筑在墙中，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一系列民间传说，从当时直传说到现在，比之始皇帝的长城更绵延。
　　
　　秦长城是在秦、赵、燕三国原来旧长城的基础上，联缀扩展而成，自甘肃岷县、临洮一带，一路曲折东行，伸至辽东郡的浿江（今朝鲜境内的清川江）。长城修好后，沿长城一线，置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十二郡，实行屯戍，合军民戍守耕作为一体，十分有效，使得秦王朝十几年的历史中，没有发生任何边防问题。
　　
　　171、汉长城
　　
　　秦汉之际，中原大乱，无力北顾，北方匈奴发展起来，在其王冒顿单于的治下，迅速强盛，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征服楼兰、乌孙等十二国，成为东起辽河上游、西达祁连山、天山一线，辖地极为辽阔的部族。继而开始南侵，占领秦朝所置河南地。到楚汉战争结束，汉朝建立，匈奴已咄咄逼人，势大不移了。汉高祖不服气，北征匈奴，结果被包围在平城（今大同），七日不得脱，几乎全军覆没。之后，汉朝不得不采取隐忍求全的政策，尽可能对匈奴实行笼络，又是和亲，又是贡物，不敢与对方公然对抗。刘邦死后，冒顿来书，侮辱吕后，吕后是极严厉的女人，仍然忍了。
　　
　　汉朝人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经过高帝、吕后、文帝、景帝四朝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国力已空前强大，边境问题最终到了来一个根本解决的时候。武帝气魄大得很，一边出兵塞上击匈奴，一边大规模修长城，双管齐下，南北关系至此得到根本性扭转。
　　
　　武帝时所修长城为河西长城，由今甘肃永登县至酒泉，从酒泉达于玉门，玉门以西直至“盐泽”，只修列亭，不筑墙体，前后总长一千多公理，将整个河西走廊、包括其间的丝绸之路，全部围入中国境内。加上重修的秦长城，汉长城总长达两万公里以上，实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自此以后，整个汉代，再没有发生大的边防问题。
　　
　　有了边墙的保护，汉朝人就主动了，一方面豪迈西拓，卫青、霍去病大规模出塞击胡，如张骞传奇西行；一方面以静制动，坐以待变，匈奴人庞大的疆域难以保持长久统一，不久即自我分裂，分为两部，一部内附，经过一个时期的融合汉化，最终成为中华的一部分，一部西遁，不知所终。
　　
　　172、分阶段的逐步融合
　　
　　南北关系是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的关系。南部中原腹地中原文化，为高位文化，北地草原文化，为低位文化。两种文化的冲突，其历史的解决，只能是融合，最终达为一体。而此种融合，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分阶段进行，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这个过程中，长城犹如一道拦水坝，长城隘口犹如一个个闸门，适提供了这种分阶段、有步骤进行融合的必要条件：一部分一部分北地胡人，一批一批进入长城，分批次逐渐汉化，然后与中原并为一体。正像闸门那样，闸门两边，水温不同，只能适当开闸，一部分一部分放水，进行预热，最终两水全部合为一水；倘若不设闸，两水一下合并汇流，则两边水中生物，温性生物与寒性生物，均将遭到灭顶之灾。
　　
　　这一不断的逐步的融合过程，在北魏时得到更为典型的实现。北魏本为鲜卑人政权，由塞外草原进入华北后，逐渐汉化，成为一个与南方东晋政权在性质上一样的政权实体。接着，北魏也开始修筑长城，以与更北方的柔然族实行分割。
　　
　　后来的辽国、金国，也都修长城，其用意与北魏完全一样。
　　
　　173、长城是守护农田的大田埂
　　
　　长城本是农业文化的产物。不同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农业文化的根本特点是：守土繁衍。大地广袤，随处尽有；而农田却是世代开垦的产物，是生存的家园，必须尽心守护。
　　
　　怎么样守护呢？其一，打起田埂，一家一家进行分割，确立田地秩序，在秩序中开展农事；其二，筑起边墙，将游徙不定的牧畜屏之于外。
　　
　　边墙——长城，无非是放大了的田埂而已。
　　
　　故此，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数千年间，一拨接一拨南下，未南下之时，为入侵者，汲汲南下；一旦南下立足，即逐渐农业化，定居化，而汲汲于防守，防备北地——那本是他们自己原来居住的地方——牧畜再复南下，踩坏他们的庄稼。于是，他们开始修长城。北魏人如此，辽、金人如此，其他南下的草原民族亦如此，没有例外。
　　
　　174、大融合的预演：元人不修长城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不修长城。
　　
　　元朝蒙古人，铁骑奔驰，造成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将所有地域及所有族群全部囊括其中，在此疆域内，已不存在所谓“南北”的畛域，不存在以往一再发生的北侵南的事实危险，故而元人不修长城。
　　
　　元代疆域大贯通，实现了东亚大陆内诸地域的全面融合。只是，这融合是诸地域未充分发育成熟基础上的一种强行人为捏合，严重夹生，只好再次解体。就此而言，元人的大融合，成为清代的最后融合的一次尝试性的预演。
　　
　　175、明长城：回头再分割发育
　　
　　元亡，明朝人随即又有了筑长城北防的需要：既然发育未足，那就再次分割，各方各自充分去发育吧。而明代也便成为中国历史上修长城时间最长（二百多年中一直未停）、修筑长城最为完善的一朝，将中国的长城事业推向最高峰。
　　
　　176、大融合宣告完毕：清代不修长城
　　
　　民族融合、文化融合，至清代业已基本完成，清代中国版图，大为扩展，而将以往所谓“北地”，差不多全部囊括进来，南北成一家，基本上不存在北侵南的可能。因此清人也不修长城，不过其堂皇的说法是：“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康熙上谕）恃德而不恃力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此说，就中国本土来说，此时长城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有效分割，建立秩序，分批进行融合，直迄全部融合完毕，使西马拉雅以东一个大的自然境域最后达为一体，一道进步。
　　
　　由此可见，长城之于全体中华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起了怎样的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那是一目了然了。没有长城，就没有秩序，就使毫无意义的拉锯混战无休止反复进行，破坏战争双方，就不会有诸民族的整体历史进步。就不会分阶段、有步骤地造成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而成就今日中国疆域辽阔、实力雄厚之大国地位。人们说，长城是封闭的象征，那是没有了解历史进程的真谛，不过道听途说，拾人牙慧而已，是一种极表面、外在的说法。
　　
　　177、永远的“长城”
　　
　　但是，历史在不停歇地进步，技术手段的提高，已将人们二维平面移动的能力一下子提升到海陆空直至外太空的多维立体移动的地步，而使得山势及长城，失去相当作用。即使如此，抗战期间，中国军队，还是在华北长城一线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予以最为猛烈的抵抗，而为长城的历史画上最后、最为庄严壮烈的一笔。
　　
　　说是“最后”——肯定是不能这么说的。历史还待展开，世界联系日益密切，冲突亦复蕴藏其间，将来会怎么样？能说从今以后将一次战争也不会发生吗？正确的说法恐怕依然是过去所谓“相对绝对”的那一立论，不过时日长短而已。有备而无患，依我中华之巍巍高山，凝我中华儿女之成城众志，守御我煌煌五千年中华文明，莫失莫忘，毫不懈怠，是以为智，反之为愚！
　　
　　同时也预言了，未来的“长城”将是一种连陆地与海洋与天空与外空、连有形与无形（各种物理波）为一体的“多维立体长城”，说“长城”已然完全退出历史，还早得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