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思想的黄金时代，思想在这一时期沸腾成海。

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使那一代人心里那面写满礼教伦常的高墙完全脱落了墙皮，露出突兀嶙峋的砖石——那砖石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个性与自由。但那个时代的人似乎都爱犯矫枉过正的错误，尽管他们想宣扬最最本真的内心，但终归是有些唐突和格格不入。他们所追求的是绝对的自由，也是完全脱离人的社会属性的自由。由徐志摩为追求林徽因而要求与张幼仪离婚一事，我们或许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今天，当我们再重新审视这些民国文人的人生经历时，有人会看到他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有人会看到他对一个“社会人”道德准则的漠视，这两者都是不完整的。看到他们反封建的，不应忽视他们在伦理上犯得错误；看到他们有悖伦常的，不应否定他们对自由个性的追寻。我们应该学会理解，无论他们养成怎样的性格，都的确是时势使然。

站在今天的视角解读民国一代，尤其是对作家学者的评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心态都应该放端正些。虽然不必像对待史书一样非常严谨、非常细致，但至少也得给他们留一点尊重。总是把他们的风流韵事拿来做研究对象，始终是不太好的。如此我们看到的民国一代，只可能是一群私生活混乱的痴男怨女，而非文学大家。他们始终是需要一些端庄来维护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形象。而对于我们，如果没有对那些民国作家的尊重，一味地挖掘他们的轶闻，变成了把民国文人的感情纠葛当作娱乐大众、满足人们八卦心理的“文化狗仔”。这样属实无助于理解他们真正的内心世界。倘若这种“文化狗仔”又借助了文化生产力的作用，估计那些打着名人传记的幌子贩卖稗官野史的文化产品就将招摇于市，而那些蕴含着作家深邃思想和丰富情感的文学作品却将被无情地束之高阁。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声音被掺入了太多杂音，而我们再也无法顺着鸽哨的声音寻找到过去那些明亮的眼睛。

古之爱莲者，亦知莲之“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今人之列，是否也该对民国一代“远观”而不去“亵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