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庄子
劳 燕
主语：最初的庄子不屑做小官，而后的庄子不愿当大官，实际的庄子只想混中官，
最后的庄子——解脱了官场，追寻自己独立的人性本真，成为傲视千古的伟大思想家。
大凡中国的读书人，都讲究一种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有什么特点和特征呢，有什么共性呢？这种精神追求的内涵和文化意义是什么？这种精神追求的完美意境和理想境界是什么呢？是那个“最后的庄子”，我们就来说真正人性的最后那个庄子。
庄子，可以说是“出世”达到了“坐忘”的至高境界，处在一个巅峰。这种精神追求的完美意境和理想境界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就是进入“坐忘”境界，就是完全摆脱世俗，心灵彻底自由。
处在这个巅峰的庄子，犹如“图腾”，始终令古往今来的读书人高山仰止，所仰慕，所效仿。“不傲睨万物，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庄子这种既不“入世”，又不“避世”，姑且“游世”的人生哲学，乃是自己在世俗中不堪处境的最好的精神慰藉。 多数人，在世俗中所谓的不堪处境无非是“十有九人堪白眼”，谁都希望摆脱，区别仅在于有的人是处于本能迟疑些，被动些，有的人是出乎本性主动些，努力些，比如“浑身上下静穆”的陶渊明。有的人则是在人生道路上跌托、摔了跟头之后回过头再来寻觅精神港湾，如李太白、苏东坡。不过，殊途而同归，人们总是把这种精神追求的彼岸，寄托于庄子——“最后的那个庄子”。
中国读书人的千般苦闷、万种烦恼，其实都出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世态。作为“毛”，管你是白毛黑毛、粗毛细毛，还是软毛硬毛、长毛短毛，都得依附在特定的社会体制这张“皮”上，而毛的意义、毛的作用，按传统的认知理念，则又在于能否当官，进入主流圈，拥有话语权，而不被边缘化。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就是指读书人能把自己的知识、智慧、能力开出一个好价格，兜售给帝王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当然这只是在“吾皇圣明”的盛世时代），换取一顶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官帽戴戴。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达则兼善天下”。于是乎，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地往仕途上挤，即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乐观其成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理想场面。挤得呲牙咧嘴，碰得头破血流。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能标榜什么“精神自由”，奢谈什么“人格独立”。
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你既然仰人鼻息，当稳了奴才，有了“扯淡”、“帮闲”甚至于“帮忙”的机会，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为意志，出主入奴，亦步亦趋，做得好一点的，争取当一个良知未泯的“清官”，定力不足的，则不免“为虎作伥”，祸害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人与官场关系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自然本色还能保持几许，他的心灵自由还能留存多少。庄子与官场无瓜葛，他的精神自由空间便相对宽阔一些，可以大白天睡懒觉，梦蝴蝶，“鼓盆而歌”；陶渊明与官场脱净干系，可以吟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可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而王摩诘、李太白、苏东坡等人对于官帽比较热衷，老是幻想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角色，期待着“天上掉馅饼”一类好事发生，以便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因此，他们的心灵便难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寻烦恼，“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了；至于韩愈、柳宗元、司马光、王安石、曾国藩，亦官亦学，一副“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的拿腔作调，则更是自桧以下，不足具论了。
其实，庄子是人不是神，庄子的德行，他的修为，并非一朝一夕精进到这种高境超迈的地步的。鲁迅先生说，即便是天才，他离开娘肚子的第一声哭，也同平常的婴儿一样，而绝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诗或者是一曲动听的歌。庄子能够参悟天地的奥秘、省识人生的玄机，恐怕有幸依赖于他自己仕途上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机。换句话讲，庄子与官场的种种瓜葛，恰好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从而真正超越了世态常情的羁绊，走向了“一是非而齐生死”的境界。
庄子有幸避免了“失足”的尴尬，摆脱了“沉沦”的危险，正在于他仕途上的坎坷。
最初的庄子。
庄子一开始其实并不怎么清高，也不怎么潇洒，他也曾涉足于仕途，在宋国蒙地当过一阵子“漆园吏”。
这个管理漆园的官职，至多相当于今天小小的科长，不入流，没有品，收入不会太多，事情操心不少，典型的责任不轻，辛苦多多。一年到头要为漆园的经营忙前忙后，日晒雨淋，夏天在毒日底下烤得全身脱皮，冬季在寒风之中冻得手脚裂口，既没有了读书抚琴的时间，又丧失了吟诗作画的雅趣。更要命的是，漆在当时属于国家战略物资，修缮宫殿需要它，制作武器需要它，老百姓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它。所以国家对它的出产与质量加以关注和重视乃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这意味着上级官员动辄要莅临漆园，考察监督生产的进度，考核审计工作的实绩。不过如此一来，庄子便更是大倒其霉了：不得不劳心费神、加班加点整理汇报材料，编造各种数据，填写各种报表；不得不低眉顺眼、哈腰迎往送来，陪宴敬酒。在酒席上不断经历从“豪言壮语”到“花言巧语”，止于“不言不语”（完全醉倒，钻到桌子底下，不能吭声的最高酗酒境界）的游戏过程。这种日子，就像《聊斋志异》“促织”篇中那位可怜的小吏成名那样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如何让生性自由的庄子能够忍受。陶渊明好歹还是个县令，正儿巴经的“正处级”，可他尚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回乡下老家种瓜栽豆，过自食其力的生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庄子他的“漆园吏”官衔比起县令来，又低了不知多少级，当然更不愿为“五升米”折腰了。于是乎他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趁早辞官，去做“涸辙之鲋”，到烂泥沟里自由自在去摇曳自己的尾巴，“无己”、“无名”、“无功”、“无待”。
由此可见，庄子不愿当官，最初的动因，恐怕是嫌官职太小，只有办事的辛苦，没有吆五喝六的快乐。
而后的庄子。
庄子嫌漆园吏官小位卑，有苦劳没功劳，所以撂挑子不干，似乎说得通，可是当楚国国君千里迢迢派遣专使恭请庄子去当宰相，庄子还是不干，这又是什么道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职重而权大，应该是读书人所追求的最显赫、最荣耀的仕途顶点吧。可是庄子居然不识抬举，表示只做“涸辙之鲋”烂泥塘里翻跟斗的小乌龟，不做那庙堂里面供瞻仰的大乌龟，三言两语谢绝了楚王的一番盛情，让楚王的专使（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或人事局长）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简直是犯迷糊到了极点。实际上，这样看庄子才是蠢，庄子本人可一点也不傻，倒是绝顶的聪明。在他看来，宰相这个官职太大太高了，宰相拥有“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荀子·王霸》）的大权，一旦爬上这个位置，地位自然高，俸禄自然多，威风自然有，享受当然也是少不了，金银源源不断送上门，美女纷至沓来偎上身，荣华富贵如春风秋雨，挡也挡不住。可是常言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人出于众，毁必随之。”在拥有巨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更得处于巨大的危险。在君主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还不是让老虎一口吃了！范睢当年身为宰相，够厉害了，还不是被秦昭王用几句话便打发送了命。白起这样的功臣宿将，只为邯郸一战打得不好，就把自己的小命莫名其妙给赔了。
楚国的情况，更是糟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来楚国做宰相的，下场多不是太妙：春秋时，城濮之战失利败北，令尹（也就是宰相）子玉只好引刀自我了断，让对手晋文公乐得心花怒放，连声叫好：“莫余毒也！莫余毒也！”战国时，吴起当宰相辅佐楚悼王辛辛苦苦搞改革，使楚国面貌大变，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的龙头老大，可结果却让恩将仇报的楚国贵族大佬扣上“谋叛”的帽子，不由分说用乱箭射死。问题不在于说明楚国的糟糕，在于楚国的经验值得注意，说明官大有官大的难处，尤其是像宰相这样的特大号高官，完全不是聪明人该干的。官做大了，虽有当官的神气、威风，但有更多当官的危机，作为明白人，这种致命的游戏唯恐避之不及，又怎么会掺和进去，同豺狼虎豹一起玩牌呢！庄子学富五车，知古识今，自然懂得这层道理，哪里肯拿自己的生命去和功名利禄开玩笑，当然不会接楚王送来的宰相委任状。
由此可见，庄子不愿当官，有时又是因为嫌官职太大。
小官不屑干，大官又不愿干，那么，庄子难道真的对当官持深恶痛绝的态度吗？庄子的心态我们不能妄加揣度，但是其早年恐怕是不会彻底拒绝当官的诱惑的，否则，怎么解释他为何连漆园吏这样的芝麻官也一度载欣载奔去做呢？庄子内心真正想做的官是既不太大，又不太小的中等官。即不甘当基层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焦头烂额的芝麻绿豆官，不愿做高层，只想当个中层官。
这种中层官一方面无须去承担过重过大的责任，不必一天到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的侍候身边的国君，以至于稍不留意，项上的人头莫名其妙给搬了家；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的权力，一定的威风，有下属可供驱使，有“小蜜”可供消遣，有油水可供打捞，没有太大的风险，不必像最基层小吏那样忙得头昏脑涨，手足胼胝。庄子自己曾说过，做人要把捏分寸、恰到好处，应该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做官问题上的夫子之道：即做官也应该处于材与不材、不大不小之间。而历史也证明了庄子的远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东坡的《前赤壁赋》等永垂不朽的篇章，岂不都是在他们当太守、团练使这类中不溜儿官员时写成的吗！可见，对读书人来讲，当不大不小的中官，恐怕是“入世”与“出世”两不相误的较好途径，也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在庄子身上，这种“材与不材”、不大不小的中官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所以到后来他也就干脆完全杜绝了仕进的念头，“终身不仕，以快吾意”，以“游世”的立场与态度打发自己的生命，“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在绝对自由的精神王国中驰骋自己的天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庄子是在追求一种人生、思想、精神的境界——真正的人性，这也是几千年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的梦幻，他找到感觉了没有呢？他有一点感觉了。
最后，就中国历史而言，这或许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少了一个普普通通、庸庸碌碌的官僚，而多了一位傲视千古、伟大不朽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