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三国演义》引千人爱其英雄豪杰，使万人咒其奸臣佞相，我却独心动且感慨其中刘关张桃园结义。但若细思其全局，却又油然而生叹息悲惋之情。

先论关羽吧。其人性爽而情真，其义重而忠诚。下邳兵败，他降魏不降曹，任他曹操使出万般厚待仍誓死“千里走单骑”回归刘备，可谓义忠；其时又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而酬报曹之厚遇，可谓义重。怪不得曹操由衷发叹：“真丈夫也！”

关公之义若就表现至此，倒还真让人佩服至极，不料的是后来又出了华容道的一幕：曹操人怯马乏之时，我们的关公却因感曹当年“小宴三日，大宴五日”的封高爵赐美女之旧恩，又动张辽故旧之情义，勒马放走曹操。其行径，动于旧恩故情，若按平常之人情，是该理解，但那时已是两国交兵，国家大于自己，响应其又是万万不能原谅的。关羽华容道的“义举”已成为其“义”的另一含义：舍国家大义不顾而重私情，把江湖义气放在首位，政治利益置于次要地位，对此，作者通过诸葛亮之口解释道：“亮夜观乾象，见操贼未合身亡。留此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解释得多么苍白无力！但读者大多怀着对刘备集团的同情，也就勉强接受了。实际上我们翻出他们当年桃园结义盟誓中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就不得不为之叹也。

再说刘张二人。桃园结义虽是“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其心可钦，其情可鉴。然后来的实情却是关羽败走麦城而终成孙权刀下之鬼，已不可与誓语吻合。但刘张为急报关之仇，不顾赵云“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的苦谏，亦不顾当时吴兵气盛蜀军势衰之实情，恚愤发兵攻吴，其结果先是张飞为“私义”而躁暴死于己人张达、范疆之手，后是刘备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白帝城托孤，最后气绝身亡，再一次将集团的政治利益当作兄弟义气的牺牲品。蜀国从此一蹶不振，纵是以后仍有赵云力斩五将之勇，孔明智取三城之才也无力回天，六出祁山拥有“四绝”——刘备“仁绝”、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张飞“勇绝”的武装集团却遭到了失败的结局，究其根源就是在政治和道德的化身——“义”的天平上，刘备集团总是把“义”放在首位，而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二位。这对于一个以政治追求为最终目标的武装集团来说是个致命的弱点。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个铁的事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方往往要以道德情感作为代价去换取政治上的成功，把个中原理阐释得淋漓尽致的是“玄武门这变”中的李世民，而刘备三兄弟却做得恰恰相反：用道德价值去压制和克服政治利益，这是刘备集团悲愤结局的自身的主要原因。

从悲剧美学的角度看，这样一个拥有“四绝”美好事物的毁灭，悲剧美感的韵味令人陶醉不已，但古往之事今人鉴之，这种因私义而结政治上带来的大不幸，恐怕总是更令人心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