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女孩问我，你对红杏出墙怎么看。我说，红杏出墙，墙也有责任。她说：“作为一个男人，你很侠义”。我说这不是我侠义，我只是为了公平。我真佩服中国的男人，把那么个不太光彩的事，可以描绘得这么的诗情画意。碧瓦红墙，一抹绿色淡写墙头，随风摇弋。淡绿之间，半掩一粒金黄，张望外面的世界，有些沉醉，也有些迷离。这画面真美。我想这还是来自于“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唐诗。中国的男人，在对付女人的问题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成了智慧的海洋。比如红杏出墙这个词，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只是这智慧，起到了化神奇为腐朽的功能，好端端地被浪费掉了。

我在农村生长，乡间真正的杏树，多数都不是在院子里生长。田间地头，开花结果，杏香四溢。在乡下，春色也不是用来关栏的，山上山下，春色肆意展开，写满人间。那些杏树，在早年划分责任田的时候，都明白谁是谁家的了。自己栽种，自己浇灌，自己收获，很少有人去碰。我不明白，杏树为什么一定要用墙院关起来。其实关起来，红杏反而会出墙。在早年，真正有院落的，多半都是些大户人家。闺怨深锁，寂寞缠身，倒是出墙的温床了。所以，把持不住的，倒是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太太。这样的风流故事，数都数不过来。你越紧锁，她越来劲。

我说红杏出墙，墙也有责任，是因为墙违背了红杏的生长规律。有一个红叶题诗的故事，说一个宫女，寂寞难耐，于是摘一片红叶，题一首情诗，放在小桥下的流水里，希望宫墙外面的那个书生，能够看到一颗落寞的心。仔细想来，“一如深宫里，年年不知春”是前因，“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才是后果。一个芳心萌动的女孩，连春天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还怎么安放她的青春呢。墙的第二个责任，还在于给杏树的空间不够。你把墙砌在杏树的脚下，紧紧包裹，杏树还怎么生长。杏树不可能永远都是那棵小树苗，它要总是要长大的。春来了它要开花，夏天来了她要结果。你能关栏她的形体，但却关不住它蓬勃向上的渴望。你把墙砌的远一些，让杏树有足够的空间，有自己的世界，红杏想出墙都很难。墙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滋长了人们的诱惑力。长在山坡上的杏树，人们不会去长久关注，倒是关在墙垣里面，又露出个一枝半叶，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要去探个究竟。我小时候就去偷过墙院里的杏儿，结果被架在树上的石头砸伤了脑袋，现在都还有伤痕。那个时候，漫山遍野都是杏黄，我却毫无心思。

我从来不主张红杏出墙。红杏出墙毕竟是对感情的背叛。红杏也应该珍惜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哪怕就是贫瘠，那毕竟也是自己的选择。生活的自由，都是相对的，更重要的是责任，是义务。墙也不就是一无是处，它能够给你提供必要的保护而不被肆意践踏。它还可以替你遮风挡雨，让你温馨而舒适地生活。

我想说的是，当红杏出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简单去指摘红杏了。中国的围墙为什么只去围住红杏呢？男人的不忠该用什么去约束，是个问题。中国的女人太悲哀，一个贞节牌坊，把女人压迫的喘不过气来。男人们津津乐道于某女人被男人碰了一下手，回去自己就把手剁下来，却从来不去想罪过是谁造成的，却从来不管自己是怎样的花天酒地。有报纸声泪俱下地报道说，大陆一女子的丈夫解放前去了台湾，几十年如一日独守空房，等待那个离别的身影。改革开放以后，男人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女人喜极而泣。报纸说这爱情是多么的崇高，多么的伟大。我说伟大个毛线。你知道那女人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据说旧社会守寡的女人，晚上吹灭了烛火，把铜钱洒在地上，一粒一粒去摸索，如此反复，度过漫漫长夜。这是怎么样的残忍。道德离开了人的本性，就一定会变成道貌岸然。

关于红杏出墙这个问题，墙是否也应该检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