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诗吗？你还读诗吗？也许都不。诗歌早就让人遗忘了！

这是一个羞于谈诗的时代。曾几何时，“童子能解《长恨》曲”、“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写诗与读诗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如今，人们心中景仰的对象早已不是“诗神”， 一个大学生见到“土豪”与“歌星”比见到一位诗人更容易激动了，送一部“iphone6”比写一首诗给心仪的女生更容易捕获她的芳心了。在物欲横流、娱乐至上、金钱第一的消费语境下，“诗神”的的确确让位给了“财神”。难怪评论家蓝棣之说：“八十年代一个清华的同学不懂诗歌会被笑话，而九十年代谁懂诗歌谁会被笑话。”是啊，当今的大学校园再也难觅到一位“诗神”了，喜欢诗歌的男生或女生往往被视为“异类”，学生们追捧的是“女神”、“男神”与“学霸”。整个社会都不屑于谈诗了，诗心泯灭了，“思财”更强烈了，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创业与赚钱，是极端世俗化的物质人生。诗的神圣性和对诗人充满敬意的称呼仿佛成了遥远的记忆和恍如隔世的呓语。

这是一个不出“真诗”与“好诗”的时代。诗歌是人类最精粹、最华美、最动人、最有思想的语言艺术。然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口水诗”、“垃圾诗”、“下半身诗”，大量的“伪诗”、“废诗”和“非诗”充斥原本逼仄的诗坛，优秀的诗人凤毛麟角、精品力作难得一见。诸如“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以及“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这样的诗作平白肤浅，毫无诗意、诗境、诗思、诗美，要么是日常便条式的书写，要么纯粹是“大白话”，叫人如何不拒它？还有“与美丽丰满的/朋友之妻/在酒吧对坐……当时我满脑/都是肮脏的念头/几乎一直在想/要是能把/这个女人/抱上床/那该多爽”（《朋友妻》），这种赚人眼球的俗气之作彻底颠覆了诗歌的雅致与高贵。“口水诗”的庸常化、“下半身诗”的欲望化、“垃圾诗”的“崇低向下与粗糙放浪”彻底败坏了人们欣赏诗歌的胃口，将诗歌从圣坛推入地府，将原本爱好诗歌的读者击得溃不成军，使他们对当下诗坛产生抵触甚至敌对的情绪。

然而，在文学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中，具有多重选择权的读者见不到好诗，就必然选择抛弃诗歌与诗人。曾经神圣的诗人头衔与光环已黯然失色，诗歌刊物遭遇生存性危机、难以为继，这早已是令诗坛尴尬的明摆事实。尤其是当大众文化以极强的娱乐性、快餐性和消费性，逐渐改变了人们精神消遣的方式以后，大量粗制滥造的“俗诗”与“恶诗”依然泛滥诗坛，根本无法满足人们对诗歌的审美期待时，读者对当今诗坛选择“遗忘”将是必然的现实存在和长久趋势。

可以说，当代诗歌遭遇了空前的冷遇与困境。随着人文精神的世俗沉沦，在一个极度“媚俗”和崇尚物质消费的时代语境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歌盛况不再，孕育与产生诗歌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世俗社会击垮了世人的诗思，诗歌的边缘化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因素。正因如此，许多诗人一旦精神理想与世俗社会冲突抵牾，当生理、心理、精神气质与现实矛盾无法调和时，他们往往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抛弃世界，企图用最强硬的抗争姿态超越世俗，殉诗殉道。海子卧轨，顾城杀妻后自杀，戈麦跳河，徐迟、昌耀、陈超等诗人跳楼身亡，等等。新时期以来，中国诗人自杀事件层出不穷，令人心悸，无不昭示了当代诗歌发展的迷茫与困境。近些年来的“下半身诗歌”、“垃圾诗派”、“梨花体”和“羊羔体”等种种诗歌现象，引来口诛笔伐、非议一片，无不说明大众对诗歌精英立场与高贵精神蜕化的隐忧，对“伪诗”、“非诗”的愤怒与失望。

人们不禁要问，当代诗歌为何遭遇寒冬，沦落到这种地步？责任在谁？我们仅能责难这是一个没有“诗神”的时代吗？海德格尔曾说：“诗的本质是真理的确立。”的确，诗人本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是真理的坚守者与呼唤者，是时代强音的制造者。不出好诗与真诗，诗人当然难辞其咎。思想的肤浅、语言的苍白，不加强艺术修养的锤炼，不拥抱激荡热烈的生活，更没有“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苦吟精神，哪能写出好诗？很多“诗人”以为把汉语白话分行排列组合就变成了诗歌，悲哉。也有学者指出，当前诗歌的贫弱源于大众媒介对诗歌功能的削弱。目前，报纸、网络、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与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精神消费的行为模式。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流行，使得人们发布微博、微信、短信等更为方便，浅阅读取代了深阅读，流行文化元素挤压了精英文化的传播空间。曾经人们读到一首精彩的诗歌激动不已，如今人们更愿意转发一些搞笑而又无聊的“段子”愉悦他人。批评家刘川鄂认为：“在这个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时代，财神取代诗神，脑筋急转弯取代思想，潇洒取代浪漫，做x取代爱情，诗歌当然在文学边缘化的最边缘。”

可以说，大众媒介催生的大众文化逐渐消解与瓦解了诗歌提升人们审美品味的功能。当大量的官员诗歌和商人诗歌利用其特殊身份或利益链在媒介强势推出时，甚至爆得大名大奖时，势必打击优秀诗人的创作和影响读者对诗坛的信心。读者从各种传播媒介中再也读不到好诗与精品，除了失望和离开，他们还能做什么？此外，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诗评家的失职与缺位加速了当前诗歌的衰败。青年诗评家霍俊明曾在一次访谈中深有感慨：“很多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对诗歌的阅读能力，对诗歌的新变和复杂的诗歌现场失去了关注、观察和田野作业的能力。而在后工业时代，这些面孔又沦落为欲望和金钱的风尘，成了官僚诗人、商人诗人的抬轿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诗评家原本应该是诗歌理论的先导者，是当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引路人，然而在浮躁的后工业时代和一个极度媚俗化的社会里，很多诗歌批评已经失去了有效性和基本活力，并不能为当下诗歌的发展带来任何正能量。可见，我们不难发现当前诗歌遭遇困境的原因是多元、多样的，诸如时代语境的搅和、诗人自身素质的下降、读者群的变化、批评家的失职、文学市场的新变，等等外部环境与内在机制，不一而足，十分复杂。

但我们又不甘于承认“诗歌已死”。每一位爱好诗歌的人都心存愿景，希望当代诗歌能重振往日辉煌，能“凤凰”涅、浴火重生。那么，当前诗歌应该如何突破瓶颈与困境，获得重生呢？窃以为，诗歌就是文学中的“阳春白雪”，是高雅和高贵的，诗歌创作必须拒绝媚俗捍卫高雅，必须苦心经营排斥速成，必须拥抱生活心怀众生。诗人应该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真理意识、担当精神和审美品位的人，他们能在价值失范、信仰迷茫、心气浮躁的物质社会中耐得住寂寞，能在孤独和清贫中为世俗人生提供清醒的精神参照，指出自我反思与升华的心灵路径。诗歌不是“俗物”，它具有关怀世俗生活的价值立场，承担着对世俗精神雅化的价值功能。诗人只有超脱名利、抵制浮躁，放飞自由的心灵，坚守诗人固有的精神家园，追求诗歌内在的审美品性，才能创作出具有“诗意、诗性、诗境和诗美”的好诗。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的，今天的新诗创作因为门槛低，给很多急功近利者或欲以“诗人”美化身份的投机者提供了“玩弄文学”的机会。如果我们的诗坛和批评界对此不加抵制，那么当代诗歌的复兴则无希望。

诚然，当前诗歌走出困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王国，历朝历代从来不乏优秀的诗才。“千里马”安在，“伯乐”何在？建设与发展当代新诗需要“合力”，需要所有爱好诗歌的人共同努力，去发现人才，扶持诗才，并给当代诗歌创作一片应有的净土，无论是官方抑或民间都不应苛责“诗人何为”，而应积极做到“我为诗有所为”。

我们爱诗，更期待好诗，相信当代诗歌将走出孤独和冷寂，重振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