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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雪波：你写诗的时间比较久了，在诸种文学体裁中，为什么独独偏爱诗歌？在诗歌写作上谁是你的诗歌“领路人”？喜欢的诗人或作家有哪些，他们对你产生过哪些影响？
阿翔：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独独偏爱诗歌，可能冥冥之中诗神缪斯在我内心召唤吧，这话有点玄。实际上写诗写了25年，始终不知诗为何物，亦不敢说掌握了诗艺的秘密。对我来说，25年，有如河流向远方一去不返，人则站立原地不动，但处于辗转、漂泊、衰老的消磨中。水流的去向恰恰是时间上的过去，人所能看到的就是过去，所看重的是过去的积累。而诗歌，绝不是时间最终的目的，只是内心缓慢的倾诉。这就是我偏爱诗歌的原因。
我记得诗人西川曾说过：“任何人的写作都应该获得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只靠自己或只靠自己的才华是不够的。因为一般人年轻的时候，写作基本上是靠天生的才华，但是到了30多岁以后，这时候才华已经不够了。他必须使自己的才华同更广阔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和更广阔的文学传统结合在一起。”这话，我深以为然。
你问我喜欢哪些诗人或作家，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喜欢的诗人和作家多了去了。若说没有影响，这是不客观的。就阅读而言，我情愿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一些经典诗人及文本的阅读上。主要是一些国外诗人的作品，相对来说，他们更丰厚、宽广，具有诗歌的内在力量。我不迷信某一个诗人，而是喜欢具体的某一首诗作或者某一部作品。
关于诗歌的标准，是任何人都不能给出一个一统天下的结论的。这就是阐释学存在的意义，也是诗歌不灭的内在的秘诀。
梁雪波：虽然诗人的优异与否并非以作品数量来考量，但我还是想知道，到目前为止，你共创作了多少诗歌作品？结集出版的情况如何？
阿翔：我真的不知道这25年来写了多少首诗。因为在写作生涯中我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否定的诗人，那意思是悔其少作。比如我在2001年写的作品，在今天来看，我羞愧得真不想示人。只出过几本内部诗集，仅限于交流之用。此外就是臧棣主编的“70后印象诗系”丛书之一《少年诗》，由阳光出版社出版。说实话，整理诗集无疑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这意味着你必须正视自己的写作，你会发觉时间其实淘汰了不少作品，也许，再过十年，这部诗集的作品肯定会再被淘汰不少，到手里只有薄薄的一册了。
梁雪波：诗歌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表达自我的手段，还是有更大的文学野心？你认为诗人和通常意义上的文人有什么区别？
阿翔：有一天我偶然看到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在《文学传记》中说：“真正的想象是无意识的分解化合，物与神游，最终重新创造的过程，诗人的运思行为近乎一种神秘经验的追索，是从无意识的深处获取灵感。”这话正合我意，实际上把这话放在今天的语境下，可以体会到全新的感受丰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快感。
我年少时便萌生了这么一个愿望，企图使一些旧纸或者废纸闪闪发光，让它们变得有味、耐看，让人�桥踝潘镁玫鼗诚耄槐橛忠槐榈厣钊搿Ｔ谡庖灰庖迳希枋蔷樾缘摹Ｊ栉谠诰樗迹杷锏降耐昝谰辰缭从诜岣坏木椤Ｊ璧木樽苁怯胧说木喙氐摹Ｕ庵志榘ü劭矗鲜叮潞蟮淖芬浜突叵耄危了迹哟プ匀唬眯校鹑危亩痢萌盟囊磺谐晌谠诘木椋员闶咕樾缘牟牧夏燮鹄矗肴灰惶濉�
所以我没有什么更大的野心。在一个商业日益成为主流的社会，诗人是不值得炫耀的身份，而且经常被娱乐化了。很多诗人，更愿意把自己的诗人身份隐蔽起来，从不显露，只是默默地写。以我所在的深圳这个城市为例，诗人大部分是以另外的职业作为身份出现，比如教师、打工者、经理、白领、流浪汉等，把他们放在城市的芸芸众生中，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诗人，小说家可以作为职业靠稿费、版税来生存，而诗人却不是。由此可见，诗歌在大众生活当中作用的下降是必然的结果。
梁雪波：据我所知，你出生于安徽当涂，从小的经历有些特别，能聊聊你的童年生活吗？和你一样身在外省生活工作的安徽诗人有不少，在地理归属上，安徽诗人和深圳诗人，你更倾向哪一个？
阿翔：我是出生于安徽江南水乡。附近的青山脚下就是李白终老之地，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偏僻的乡村。我的童年处于一种漂泊状态，因为父母工作关系的原因，我总是处于一种辗转的状态。有时被大婶带着，有时被奶奶带着，有时在父母身边。即使如此，在乡村我获得了和正常孩子一样快乐的童年。无论是在父母身边还是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大家都将我当正常孩子看待。没有人因为我耳朵不好而给予过多的照顾，也没有人刻意强调我怎么失聪的事实，让我恣肆地按照孩童的天性成长。可以下地玩泥巴，可以上树掏鸟窝，可以捉蛐蛐，可以漫山遍野地疯。
在某种意义上，我其实是异乡人。在深圳这四年，我体会到的是，在文化身份上我已经忘记了我是安徽人。深圳是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我喜欢它的朝气，体现在它的文化价值上。我在合肥居住一年多，在浙江海盐三个月，在北京待两年，在湖北武当山脚下隐居半年，在广东茂名待四个月，最终在深圳才安定下来。如果要说这座城市的性格的话，那么“火热”就是它的性格，它没有冬天的寒冷，也没有世态炎凉之感。因而我开朗的性格很快与之融合。所以深圳的快节奏生活并没有影响我，甚至不会给我的写作带来浮躁感。在这么一个“深圳速度”的城市，总有少数几个人安静而慢悠悠地写作，这是最悖论的现象。
梁雪波：你有很长时间处于四处漂泊的状态，还曾在大西北游历过，对诗人而言，漂泊含有肉身与精神的双重指涉，那段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现在还经常出游吗？
现在生活在深圳，偶尔有几次出游，所谓“生活在别处”就不难理解了。有时我觉得，命运就像驶出了站台的火车，过程不可预知，也不知所终，你很难把握。
梁雪波：是什么机缘让你在深圳安顿下来的？在快节奏的商业城市，你如何安放一颗诗心？
梁雪波：你目前靠什么生活呢？全部依靠文字创作吗？还是做一些别的工作支撑诗歌写作？
阿翔：你知道，单纯靠写诗是不可能生存的。我有别的工作，那就是编辑职业。工作有时在家进行，有时去朋友的公司。比如在一天里，为两三份杂志编辑稿子，并负责一个栏目的策划访谈工作。为文化公司负责策划草案，然后完善它。如果生存不搞好，那还写什么诗？正常的生活，包括健康的心智、朋友间的交往等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至关重要。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的基本生存都不能保障，生活上浑浑噩噩，一团乱麻的人，怎么能有正常的心态进行写作？不仅仅是诗意的“构图”，其实每个男人都有一个相似的梦想：跨马天下，浪迹天涯。但我们毕竟有亲人、朋友、爱人，以诗歌为“借口”，将所谓的“诗歌方式”强加给别人是不道德的。当然，苦难（甚至是灾难）往往喜欢眷顾那些敏感、脆弱而又善良的诗人，许多大师正是在这种命运多舛的状况中留下了杰出的诗篇，但“苦难”不是可以刻意追求与索取的，它们是上帝的“恩赐”。
梁雪波：业余时间都有哪些兴趣爱好？阅读的口味是什么？
阿翔：我喜欢去书店看看有没有好书，我喜欢书店那种安静的环境。我阅读的口味比较杂，比如茶经、平面设计、哲学、摄影、电影、艺术之类等书籍。小说反倒很少看，只读过《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百年孤独》我还没有读完。其实看什么书，完全是随意抽出一本就看一本。我更喜欢阅读《人-岁月一生活》，上下两大卷被我反复翻阅几遍了，每一次阅读的时候总有新鲜感。一句话，让好书占有你的时间！
梁雪波：收藏民刊是你的一大爱好，据我所知，你的收藏品已有一定规模，也有不少属于珍稀刊本。这个爱好跟你自己从事民刊编辑的经历有关吗？
阿翔：民刊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道若隐若现的风景，甚至可以说是半壁江山。它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头看看，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都是从民刊中走出来的，它的意义不言而喻。民刊策略构成了新时期当代诗的基本生存与传播方式。近20年来，我收藏了不少，包括油印本、铅印本、复印本、胶印本，甚至豪华本等。究竟收藏了多少种民刊我没有细心数过，大概在六七百种吧。收藏重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刊，比如我近几年收藏到四川20世纪80年代的《他们》、《非非》、《中国当代实验诗歌》、《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是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复兴。此外，还有20世纪90年代北京的《现代汉诗》、《偏移》、《小杂志》、《翼》，上海的《喂》、《异乡人》、《倾向》、《南方诗志》，广东的《面影》、《诗歌与人》，黑龙江的《过渡》，河南的《阵地》，湖南的《锋刃》等等，这些民刊阵容强大，覆盖面广，都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也为我从事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当然，深圳早期的民刊《诗艺》、《外遇》也被我收藏到手。目前深圳几个诗人分别还在编《白诗歌》、《大象诗志》、《中国诗坛》、《诗篇》等民刊，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力量，引起文学界的广泛赞誉。
梁雪波：能简单描述一下你一天的生活吗？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满意？
阿翔：每天工作、喝酒、读书、写作，看电影。其他的，请允许我保留一点隐私。我居住在上沙，那是城中村，有市井的味道，就是空气不太好，也许用不了几个月就要搬一次家。
梁雪波：一些专家、学者给你写的诗评，都把你的诗和听力障碍的状况联系在一起，你觉得听力障碍和你的写作有关系吗？是否介意别人将你的诗歌写作与听力障碍的事实捆绑进行解读？
阿翔：这个问题让我纠结。我不觉得自己的听力障碍与我的写作有关联。这并非我刻意回避，只是两耳有不同程度的弱听而已，而且在我的写作中并不强调这一点。还有一点，不了解我本人的专家、学者给我写评，没有突出我的听力障碍的状况；而了解我的几个朋友，写评论时却强调这个状况，这让我很不爽。老实说我并不需要靠这个来博得廉价的同情。在我看来，写作中我完全可以无视听力障碍的存在。事实上我对声音也是敏感的，在心里捕捉声音的翅膀（虽然以我的听力是听不到蚊子的嗡嗡声响）。反过来再看声音的环境，我有时候在寂静的夜里听到了莫名的声音。可以说诗歌写作才是声音的完整表达，也许我想抓住声音的一样东西：语言的重金属。
梁雪波：都说上帝在给人关上一扇窗时，会给他推开另一扇窗。你认可这种说法吗？你觉得，自己是否具有诗歌写作方面的禀赋？
梁雪波：你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诗歌是灵魂的出口？未来会一直坚持写下去吗？
阿翔：我不认为诗歌是我灵魂的出口，在我看来，诗歌是一个人的心灵史。未来我还会写下去的，但不需用“坚持”，我的意思是，写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无须用“坚持”来印证。我在安徽老家和深圳拥有近万本藏书，也许我会开一个类似茶馆的书吧，营造生活环境，这大概算是我小小的一份理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