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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里，每好好地活过一年，都要在冬季之中经历一场寒冷的雪。这算得上是人处在生命的季节中，按着注定的程序和法定的对等原则，必须履行和完成的一项课程。我是这样想的，也这样看待世界的。所以，每每想着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总以为无意间又发现了一层被人类隐藏起来的世界。
那一年，我才上中学一年级，骑着一辆破旧的、四处乱响的自行车跑校。满头大汗地蹬着自行车的脚蹬子，平滑的胶皮轮胎辗得咯新雪咯吱吱响，车辙深深地压在道路上厚厚的积雪里，如一卷才被打开的样子曲折扭动的消防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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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位于连队的西边，是兵团驻扎时常选的荒野之地。连队建筑的布局历来是面东背西。我家住在连队的背后，除了前方有几排子人家外，剩余的三面都是一片空旷。我、父母、家、邻居和孤零零的连队，甚至包括活过或没有活过的日子，都和新疆的将军戈壁滩、无垠的准噶尔盆地、巨大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甚至是西伯利亚低温带的西北风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连队前方，有一条名叫乌伦古的河流，这是一条著名的内陆河，春季发源于阿尔泰山的冰山，冬季便河床袒露偃息干涸了，一年的水流清清浊浊、大大小小、深深浅浅，最终流向布伦托海，形成一个戈壁深处稀有的内陆湖泊，现在又变成了一个著名的风景旅游区；连队的四周是平坦整齐规划一致的耕种条田，上千亩，上万亩的条田上齐整整地覆盖着一层均匀的积雪，像盖了一床绵软绒绒的被子；硕长瘦削的钻天白杨树褪去了稀拉拉的叶子，以骨架子的裸露，纵横有序并排地站在寒冷的冬天里，像是专门聆听西北风声的阅读者。冬天的寒风里，来的最多就是西北风，它们从西伯利亚来的，充当着打前哨任务的第一数风一到这里，往往最先拜访的就是我家，我首先成为全连队中第一个听到有风、知道风来的人。每天傍晚、或是黎明时分，我虽然端坐在低矮的土坯房里，看似做作业看课本听大人训导人生，其实两只尖尖的小耳朵早就竖起了，笔直得就地方村庄里驯顺的毛驴耳朵。只要听到一声风的脚步，听到风用无骨的手指轻轻敲击一下钉在窗外的塑料布，塑料薄膜就会发出小孩尿水一样的哗哗声。我立即全身通电，嗵地跳蹦起来，居然会像过节一样，大喝一声，风来了！接着我的脸蛋子上就是父亲伸手掴来的一声巴掌，两声之间的间隔绝对不会超过二秒种，可见我爸爸是多么讨厌我。后来，我弟弟不知为什么也学着我的样子，稚气的嗓音大喝一声，风来了！他这么做，父亲却不去揍他。有时，我爸爸和妈妈，还有来家里坐在凳子上说话的客人，他们这些大人不但不会生气，反而全都呵呵笑了，像是亲眼看了一场儿童的戏剧。结果，我弟弟以为自己了不起，染上了“人来疯”的毛病；直到现在，这种爱激动、偏执自信和自以为是的毛病，在买卖的生意场、社会人际交往中，贻害了他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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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来的时候，往往会夹杂着锋利刀片般的大雪，雪齐刷刷落地，砸得地面嗵嗵直响；站在雪地里，雪居然密集得丝毫不透风息，像是簇拥着急匆匆奔赴前线的在大军。多少年后，我走了很多地方之，才发现越是边远苦寒之地的雪，雪质越硬越实，雪块越坚越大，极像一块块削薄的石片。这种天气的气温通常会低至凛冽寒冷的程度，透不过气来的寒风中，曾经冻死过不少的大小牲畜，有时，一夜过后，牛羊的尸体会遍布大地；极少的年份里，听说还冻死过一些迷路的人、一些因为有事情外出而被耽误在风雪里人，男人们就会装备全上，把这些死人拉回来，先放进仓库，然后等天睛了挖个浅抗，先用雪和泥土混杂着埋葬掉。所以，一旦刮起这种像疯子一样嚎叫不止的大风，遇到这种让人憷头恐惧的天气，全连队的职工就不得不放假，就不能再派人外出去劳动了。室外劳动变成室内活动，在室内组织男男女女开展文艺演出，领导会找人说话、谈心和交心，连队的文教会搬出成摞的材料，读各种报纸组织大家学习；其余时间，男人们都会躲在烧着一堆梭梭柴炉子的温暖里，有人伸着手烤火，有人用火钩子翻动着烤着土豆、馍头片和其它的食物，幸福地盘算着这一天额外得来的知足和满意；女人们会聚集一起，在东家长西家短的琐事中，一个个翻动着柔软的手指，用早已经捻好的毛线编织自己和家人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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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冬天，连队里的所有人都有各自丰富的经验和充分的物质准备：狗皮帽子，狐狸皮帽子，还有绿色的军帽，粗羊皮大衣，翻毛大头鞋，条绒布面的布鞋，还有毡筒和防水防风的胶皮棉鞋。还有的人能耐更大、路子更野，居然托人找关系，找到几百公里外的边防部队，一身标准的戎装看上去煞是威武，太让人垂涎欲滴：绿布羊皮帽子，军用绵羊皮大衣、巡逻专用皮裤、防风防晒墨镜和留出一个指头的手套之类的御寒之物。
身子暖和了，人的思想就蠢蠢欲动了，就会想着冲出门外搞些什么事情出来。有人就在自己家平展展的门前，在空无一人的连队前，几人一排，用着八字的脚，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像卓别林出场时走鸭子步那样，轧出一排排类似拖拉机的轨道来。还有的人比我们这些小孩子要聪明，用穿着皮革的大脚踩出一个大大的规则的心形案，这些聪明的人大多是从内地来连队插队的知青为主。他们会说话、会唱歌，会演出，也会谈恋爱，更会别出心裁地表达自己神圣无比的爱情。所以，他们出的花样和想到的点子就比较多，容易引起我们这些孩子的羡慕，更容易引起连队干部脸上堆积起来的层层不满。
有几次，从天津来的一位知青还拉着我们问，脸上堆着一副祈求点赞的表情，好看吗？我玩的满头大汗，稍微地转身看了看他的作品，好看！我看到他用穿着皮鞋的脚，在厚薄匀称的雪地上密实地踩出一个大大的心形，上面写着李爱芹的名字，李爱芹是我们连队里长得最好看的女知青。所以，皮鞋的底纹好看，踩出来的形状好看，李爱芹长得也好看，我们当然都会大声说好看。
受到表扬和称赞的天津知青，脸蛋通红，个子高挑，其实年纪很小，大概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模样。他望着自己的精美艺术，嘴角一咧，哭泣一样的笑了。虽然他来到连队好几年了，可是，说话、做事的起来仍是一身的童稚，为此，受到过连长不少的批评。有几次批评时，我偶然在场，心想他这么小小的年龄就离开父母成了兵团战士，他看起来和我们差不了几岁，不禁泛起一些同情之心。这次，他又像小孩子一样耍了起来，转身贴近径直地抡起胳膊，抱狗熊一般奖赏地抱紧了我。我努力地向后仰头。被不喜欢的人宠爱，对谁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加看他小，可是他的力气却很大。我小小的身架骨头，被他抱得咯巴咯巴乱响一气，类似连队前面的乌伦古河，一到春天，河里的冰面融化时会发出裂帛般的响声。骨头的乱响里，疼，把我弄哭了。
我哭的时候，这家伙居然大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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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会有一场雪，从天上隆重降下来。雪有大有小要看年景，类似庄稼的大小年。有时，雪下得特别大，也特别勤劳，一场接着一场地下，像是免费；一夜过后，推开大门，万物皆空，难免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豪气；有时雪下得极少甚至不下雪，下过之后，漫天遍地仅仅铺上薄薄的一层，一脚踩下去，雪就混入泥土里不见了。下小雪的年景相对要多一些，一看到这种情形，有经验的人就会谈起遇到的干旱年份，连队的干部们也就定心了，开始早早做起了防旱抗灾的思想准备了。
在我们往雪地上踩字、踩图形、踩人名字的时候，一张张报纸大小、结着冰层的玻璃窗后，肯定站着一个个披着外衣神情不一的人，他们用欣赏或挑晚剔的眼神看着我们。看我们忙着来回走，忙着想好事，忙着比赛谁想出来的主意好，还忙着忘记擦一把脸上额头上的汗水。他们也许对我们并不在意，而是深深地沉入自己的童年里，体验和回味着那时的自己和童年时代的快乐。
大雪之冬，往往也是凛冽的严寒，零下二、三十度很正常，四十度的时间虽然短短一周，却足以让人体验出酷冷的滋味。寒冷的白天有阳光照着，这个季节里夜晚的寒冷，足以杀死一条狗、冻死一头牛，更别说一群羊了。人要过好晚上，就必须依赖能把铁皮炉膛彻底烧穿的炉火了。有一年，新华社记者前来采访灾情，发现没有草料可吃的羊群，自己爬上了国道公路拦下车子，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就是朝司机要一口填胃的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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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没在严寒之冬出过门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冬天的厉害，冬天的冷、风和黑夜，只用一样，用一次的残忍，就足以吓坏和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年青时胆子大，冬天时一个人也敢单独外出，有一年的冬天他就敢去野外拉梭梭柴，半路上马车的两条内胎和外胎都爆扎了，偏偏就坏在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人烟，结果，严寒冰冷的气温让他丢掉了一条大腿。后半辈子里，他每天都在用一枝自制的柳树三角形拐杖，咚咚咚咚地向这个世界，向他的连队和领导，甚至是向他自己的内心，发泄着种种的不满和无际的痛苦。我害怕同学的爸爸，连队的人害怕他，甚至他家人也害怕了。结果，他早早就死了，死的时候，同学的母亲还是把这副拐杖一起陪葬了，试图以此来消除掉这个男人留在世界上的所有痕迹。时过多年，我还在被这个单腿男人影响着，甚至不切实际地揣测，在那个冥界的时空里，这位同学的父亲还会在众人面前，用力地跺着拐杖，向所有的人咚咚咚咚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吗？
人生在世界上总会遇到问题的，面对各种不同的困窘的苦难时，我们除了要学会去承受和忍耐外，学着从很糟糕的事情中看到有益友好的一面，还要学会让自己的嘴保持沉默、思想上达观，学会用豁达大度的心态看透和漠视面对的一切。
这位同学的爸爸在生前很清楚，与其它冻死在野外的人相比，自己能有一条命，能活在世界上发发牢骚，还有每年不少的补贴费，他是极为幸运的人了。大家都记得，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爸爸赶的马车被团部连夜征用，第二天回来时，车上拉着几具别的连队派出干活结果冻死在野外的坏分子。这些死人四肢乱伸着，胳膊腿脚早就冻得硬梆梆的，车子走动时，他们的身体撞在马车的车帮上，哐当哐当地一路响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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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少年，是人生的一份缺憾；没有爱情，是生命的一片荒凉；同样，没有经历过雪季的人生，也许就是人类的一种的缺失。
年年冬天的一场雪，承担起了人类灵魂的教师角色。它让我们在隐忍和藏锋的方式间，学会如何保护自己，怎样让自己活得和能别人一样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