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是祖父祖母的长女，因为当时家境贫寒，十二岁上就被迫做了西山里一户苗姓人家的团圆媳妇（童养媳）。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大姑就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
大姑“嫁”的这户人家人口不多，只有“公婆”两个和他们的独生儿子。当时，苗家养着两头耕牛和一头拉磨的毛驴，有二十几亩土质还算肥沃的山洼地，是那时白云山下山旺庄的小康之家。正所谓人穷志短，之所以早早把大姑“嫁”了出去，是因为苗家答应送给祖父家一斗谷子和一斗高粱。
那时，老苗家的独生儿子苗荣志正在读私塾。几年后，苗荣志又进长山县城上了中学。儿子尚未读完初中，苗家就张罗着为他和大姑圆了房。圆房后的第二年，大姑就为苗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苗家老人喜得合不拢嘴，绞尽脑汁为宝贝疙瘩起了个稀罕的名字——金拱子。
说实话，有了孩子最初的那几年，大姑的日子过得还是挺舒坦的。牲口有大姑的公爹在照料，土地由苗家雇佣的短工耕种。大姑不用风吹日晒地去地里侍弄庄稼，更不用像在娘家那样总是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候，侍奉公婆和照料孩子就是大姑的全部职责。
可是，大姑说什么也没想到，那种平和的日子在“七七事变”后却过到了尽头，原因是苗家的儿子和一部分进步同学，追随他们的校长马耀南，参加黑铁山起义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苗荣志有思想、脑袋瓜灵活，深得上级赏识，不久就当上了长山抗日游击大队第三支队的分队长。那时候，抗日游击队充分利用熟悉当地山区地形等各种优势，经常四处袭扰、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并且不断地破坏敌人在山东的交通命脉——胶济铁路运输线。因此，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恨不得把游击队赶尽杀绝。此后，大姑这个抗属的日子不再平静。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一次次搜捕，大姑常常抱着孩子在山峪里躲来躲去四处藏身。在那种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里，大姑成年累月再也难得见丈夫一面。跟众多百姓一样，大姑盼望日本鬼子早一天完蛋，期盼一家人早得团聚过上太平日子。可出乎大姑意料的是，后来竟然渐渐失去了丈夫的消息。有传言说游击队被日本鬼子打散了，还有的说游击队转移到了清河抗日根据地。可不管怎么说，苗荣志终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姑整天价揪心挠神寝食难安。后来的十多年里，还是始终没有丈夫的音讯。大姑只好在公婆的帮衬下，独自承担着养育儿子的担子。
一天捱一天，孤儿寡母终于苦苦熬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的春季里的一天，失踪了十几年的苗荣志竟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并且还带着两个年轻的战士（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警卫员）。我大姑高兴得手足无措，慌不迭上前拍去丈夫的一身风尘。可是，苗荣志并没有在家逗留多久，只是与爹娘说了几句话，又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儿子，板凳还没坐热就去了淄川县政府。
当时，我父亲正在给姜县长当勤务员。苗荣志通过县上让父亲转告我大姑，他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离婚。那时候，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革命队伍上的人只要说自己是包办婚姻，与配偶没有感情基础，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单方面提出离婚，并且能够轻易而举地解除婚约。父亲原本想请县领导劝说姐夫打消离婚的念头，可苗荣志说他跟我大姑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感情（苗荣志说的或许也是实话。后来，听大姑说圆房后的十五年里，他们俩在一块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半年。），又说自己即将跟部队上的一个女卫生员结婚，跟我大姑的婚姻已经是不可挽回了。于是，苗荣志毫不留恋地单方面解除了和大姑的婚姻关系。那时，我大姑想得太传统，也太天真，她以为男人常年在外，再找一个女人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当我父亲转告她苗荣志已经和她离婚的时候，我大姑并没有像父亲预料的那样多么悲伤而寻死觅活。此后，苗荣志经常寄钱回家的事实，仿佛更加印证了大姑的看法——她相信丈夫对他们母子是不可能撒手不管的。可是，大姑想错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苗家两位老人相继离世，部队来函请求地方上帮助处理了后事。之后，苗荣志就和家里彻底断绝了联系。当时，我那个叫金拱子的表哥已经成家单过，我大姑终于成了事实上的“孤家寡人”。
谁也不会想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居然使事情发生了戏剧似的变化。1967年的秋天，二姑家的四表哥（他当时是中学生）作为“红卫兵小将”和同学们去江西井冈山进行大串联，后来为参观“古田会议”旧址，又辗转去了东南沿海的福建。因为当时上面有政策，所以红卫兵的身份是很吃香的，四表哥说他们坐车从来不用花钱，也无需为饮食和住宿操心，到哪里都有人热情接待。来到福建的省会福州，四表哥他们住进了一个军工厂的招待所。有一天蹲在招待所的大院里吃饭的时候，红卫兵咋咋呼呼的淄博方言引起了一位五十来岁老军人的注意。那军人走到红卫兵跟前套近乎，无意中就发现了似曾相识的四表哥。说似曾相识是因为我的两家姑表兄弟都是方正脸膛，都是浓眉大眼极为相象。军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就和我四表哥拉呱了起来。越说越近乎，军人终于弄明白了眼前这个小伙子原来竟是自己曾经的外甥；四表哥也终于搞清楚了这位老军人就是自己过去的姨夫苗荣志。于是，苗荣志就邀请四表哥到他家里去住了一宿。临别的时候，苗荣志还以长辈的身份赠送给四表哥一件军大衣、一个手电筒和一副扑克牌。大串联结束回到家乡后，四表哥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奇遇说给大姨听。不料，我大姑得知了这个消息，竟然滋生了要去福州找苗荣志的念头。虽然大家极力劝说阻止，可大姑是个有主见的人，谁的话都不能改变她的主意。于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大姑像孟姜女寻夫似的踏上了自己的寻“夫”之路。
说起来似乎真有神灵保佑，仅凭着四表哥的片言只语，大姑乘上火车历经千山万水，还真就在遥远的福州找到了苗荣志。不过，大姑费尽周折找见苗荣志的地方并不是在他的家里，而是在军工厂批斗大会的会场上。当时，苗荣志作为军工厂的厂长，正在接受造反派的揭发批判。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口号声此伏彼起。在那样的环境里，埋藏在大姑心底多少年的积怨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她旁若无人地走上会台，声泪俱下地倾诉起自己心中的委屈。一时间，大姑俨然成了批判会的中心发言人。别人上台批判发言那会儿，苗荣志还时不时地反驳几句，可面对我大姑一声声真实的控诉，苗荣志却终于低下了那颗不屈的脑袋。
大姑虽然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却不能名正言顺地留在福州。后来组织出面施以压力，苗荣志答应每月寄二十元钱，以保证大姑晚年衣食有靠。令人稍稍欣慰的是，苗荣志总算良心未泯，此后的几年里都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从福州回来后，大姑的日子一度过得挺舒心，因此就有心情经常回娘家看望祖母。每当说起去福州“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大姑总是高喉咙大嗓门地说得眉飞色舞。大姑长得个不高，看起来有些孱弱，可是她的内心却是坚强的；大姑没有文化，但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大姑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也总会想起大姑那嘹亮的嗓音，更难忘大姑的柔韧与坚强……
1972年的春天，年届花甲的大姑因为采摘香椿芽，不慎从梯子上坠落了下来，头部跌在了树下的石头上，大姑昏迷了四五天后终于不治身亡。当有人来报丧的时候，我们家谁都不愿意相信，大姑辛苦坎坷一生，最后居然落了个如此结局。呜呼，真是苍天不公啊！
大姑去世后，七十九岁的祖母不顾年老体弱，执意非要亲自进山去送大姑一程。看看实在劝阻不了，家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满足了老人家的愿望。回想起来，也许是祖母为亲闺女一生所遭遇的不幸而心中抱愧吧？
大姑过早地走完了辛酸、坎坷的人生之路，每每想起来总不免令人生发出无尽的喟叹。
唉，逝者已矣！惟愿大姑在天堂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