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在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其待遇是每月二十四个工分，外加六块钱，这个待遇比一般社员丰厚得多，但同国办教师相比则是天地之别，所以，我非常羡慕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而且也梦想有一天能吃上“皇粮”。

　　有一年春天，县里派来一个工作组，按惯例住到了我们小学。别的教师，是国办的，吃住在校，而我吃住在家，工作组理所当然地住进了我的办公室。说是工作组，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我记得他姓倪，名冰山，是商业局一个什么科的副科长，我们都尊称他为“倪科长”。倪科长眼大眉细，鼻高口方，白白净净，富富态态，梳着一个大背头，一副“官相”。倪科长一进我的办公室，虽然不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但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也和“宝二爷”差不多了，亲切得很，佩服得很哪。倪科长住进我的办公室，这是我天大的造化。白天我们各有各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匆匆地吃过晚饭，小快步来到学校，同倪科长聊天。倪科长小我一岁，还比较随和，我们也聊得来，每天晚上，我们从中国聊到外国，从城市聊到乡村，高雅的、粗俗的无所不谈，一直到深夜，我才回家。我很庆幸：今后我有事进城不是有了门路、有了靠山了吗！倪科长下乡俩月期满，要回县城，我替倪科长推着自行车，一直送到村口，拉着倪科长的手恋恋不舍地说：“抽时间来玩。”倪科长真不愧县里的大干部，毫无我这种儿女之态，把手一松，左脚一踩脚蹬，右腿一甩，上了自行车，直奔县城，走了！

　　转眼到了麦天，县新华书店通知我们去领下学期的课本，我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一是因为我年轻力壮，二是进城有希望碰见倪科长，能不去吗？于是我把自行车打足了气，直奔县城。说来也巧，走到县城十字街口，正好倪科长迎面而来，于是我马上下了自行车，恭恭敬敬地站在路边，等倪科长走得离我近了，我激动地高声招呼：“倪科长！”倪科长看了我一眼，点了一下头，嘴里似乎“嗯”了一声，没下车子，一直往前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还想：领导就是领导，见了老朋友连叙叙旧都顾不上，真是“大人不拘小节”，工作为重啊！秋假到了，所有的教师都要到县上培训，我也随同前往，白天学习，晚上自由。有一天，我们几个吃了晚饭去逛街，走到百货公司门口，又碰到倪科长。倪科长那天打扮得十分潇洒，身边还陪伴着一个小娘们儿，谈笑风生地走了过来，走得近了，我高声招呼：“倪科长逛街呀！”这次倪科长没有看我，只是“嗯”了一声，但这个“嗯”是对我呢还是对那个小娘们儿呢，我不知道，反正同事们“轰”地笑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春节到了，学校放了寒假，进城办点年货，真是“冤家路窄”，半路上我正好同倪科长走个碰面。我下定决心：这次我绝对不先开口了，看你小子怎么办吧。当我们即将擦肩而过时，我用眼角偷看了他一下，而倪科长连眼角也没看我就“嗖”地过去了。这下真把我气坏了：你不就是怕我求你吗？你不就是一个破科长吗？有什么了不起！人不求人一般高！我不求你，我也不比你矮多少。三次相遇，使我完全清醒过来，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我与倪科长从感情上彻底决裂了：什么倪冰山，真正的“梦境无常，冰山不久，小人一个”！

　　全国恢复高考后，我幸运地考入了一所高等师范院校，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又幸运地进了县委机关。我的任务就是给领导起草讲话材料、写写工作总结、搞搞新闻简报等等。没明没夜甚是辛苦，但辛苦之中也有满足，如有时领导下乡察看，地方官员高接远送，我也滥竽其中；有时领导美味佳肴，随从人员陪吃陪喝，我也分一杯羹。我真是“附骥尾而行千里，伴日月以照万物”。

　　有一年冬天，领导让我去地委送年终工作总结，我提着文件包直奔汽车站，这时老天爷下起雪来，我就躲到汽车站附近一个饭店门口的席棚下避一避。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倪科长也要坐车为避风雪而来到席棚之下，倪科长一进席棚，拍了拍身上的雪，跺了跺双脚，看了我一眼，真是“形同路人”，既无表情，又无表示，点了一根烟卷儿，面向棚外，开始“赏雪”。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卫生局一位干部路过此地，他原来是我的学生，学生见了我就下了自行车问我干什么去，我说到地委送工作总结，学生说下午去吧，下午卫生局的车去。我说不行，县委书记催得紧哪。学生走了。这时倪科长突然转过身来：“哥！你啥时候调到县委办公室了？”我左右看了看，没人，我又回头看了看，也没人，倪科长分明是给我说话，可我再也没有过去的激情了，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混碗饭吃吧！”倪科长热情地说：“哥！当了官儿，可别忘了兄弟呀！”我苦笑了一下，没法子做出回答。此时，汽车进站了，倪科长拉着我上了汽车，亲切地说：“我买票吧！”我说：“不必了，我们有出差补助。”一路上，倪科长一会儿说我，几年不见“胖了”，一会儿说我比过去“更精神了”，我只是淡淡一笑或者点一下头儿，始终没说一句话。到了地委门口，我下了汽车，假装系鞋带，弯下了腰。待我直起腰来，汽车已开出一百多米，倪科长的头还伸在车窗之外，右手高举，不断摆动，大声喊着：“哥！抽时间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