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善路曾经是条宁静的街道，它嵌在肇嘉浜路与建国西路中间。通往肇嘉浜路的那一段，之前的厂区，现在的尚街loft时尚街区，是整条嘉善路最宽的地方。整个八十年代，那段路上几乎没有什么树。过了那一段，路更像是小街，分岔、错落。第一个岔路旁，有座小房子，那里就是我家了。

　　一九八一年春天，我被带到那里。我的母亲从我的脖子上取下一张卡片，上面有我的生日。二十岁时我的家已经被拆迁到了上海南站，有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有对中年夫妻候在那儿。他们的开场白很短：我是他们的女儿。

　　三岁之前的事，我一件也记不起来了。

　　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是我十岁那年。我没吱声。有天我跟着班上的男同学逃课，去了郊区的寺庙玩，黄昏时才想到要回家。因为慌乱，公共汽车没坐到站就下了，离家还有一站路。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我一个人拖着书包在肇嘉浜路林荫大道里走，后来我开始奔跑，书包盲目地在屁股后面颠动着，前方已经陷入昏暗，两边的树也只有轮廓隐约可辨。我跑出街心花园，看见我母亲站在路口。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她的拖鞋啪嗒啪嗒，一直有动静。我抬起头又低下，不想与她对视。她打开门又关上，屋子里只有我和她，她又一直没说话。我觉得，她肯定马上就要扑向我扇我几下了，就像那鞋子一下一下不断拍打着地面。但她只是向我点了点头。逃过一顿打使我松了口气。

　　很多年以后她解释，告诉了我真相的邻居找她说了说，她因为害怕我从此离家出走而不敢对我大叫大喊。害怕使她忘记了惩罚我，第二天一早还去菜场买来一只鸡。杀鸡的地方就在门一侧的空地上，鸡脖子那里流下的血滴进搪瓷碗里，泛着油光。我站在一边看，等着收集鸡毛，好做成一只毽子。鸡毛轻飘飘地落下几根，粘在地上。

　　为什么邻居要在那一天告诉我那些事？就因为我在放学路上推了她孙女一下？我记得我一边听一边手指在口袋里划拉，没摸到一分钱。三分钱就可以买一小包盐津枣。但我似乎从口袋缝里摸到了一粒。我将它抠出来，小心地捏到另一只手里。“你和我妈去说。”我对那老太婆大声喊。

　　“是嘛，真好玩，我终于和别人不一样了。”剩下我一个人在阁楼上时，我对自己小声说。我从小圆镜里端详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一头鬈发。“天生鬈的头发，前环金后环银。”十年后一个自称是我妈的人这么对我说。但是那一天，我只是诧异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还翻出了我母亲的照片，用笔在其中一张正面照上画了画，只想看看我们有什么不同。我想告诉谁。我用指甲掐自己，因为我不由自主地想笑但是我又很想有一副悲痛的表情。

　　最后我站到了窗前，将窗户向里打开。窗前立着一棵无花果树。窗户外面我母亲竖着钉了粗粗的木条。过去我总是爬树，从阁楼窗户翻进屋子。观察那些木条和思考自己的离奇身世之间，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默契。于是我的表情渐渐消失，就这么站在窗前。

　　望出去的窗外是我家对面的两间房子。和我视线齐平的那间阁楼，未来几年我将常常偷偷凝视。我的书桌就在窗边，一直到高考前，我经常将脚搁在书桌上，人向后仰去，来回摇动靠背椅，打量着对面的那扇窗户。那里有一个黑色头发的男孩子，比我大八岁。他被叫来辅导我数学的时候，我听母亲的话，大声叫他“向哥哥”。在他面前，我总是像小孩子一样乐于献宝。我喜欢拿所有水果糖出来，递给他，而他每次都会在接过一颗时说“谢谢”。

　　“他怎么不去考大学呢？”高考前我问自己。我那时对技校生还没有什么了解。他从岔路那头走来的样子像是跳着舞步，和他相比，左边邻居家那个最小的儿子，壮得都有点笨手笨脚了。

　　那天我的视线飞快扫过他住的阁楼，极目远眺起来。在岔路的另一头，是一家经常雾气腾腾的棉纺织厂。这会儿我百度了一番，才知道那是上海百达针织厂的后门。门卫默认我们这些邻居混进早班下班的工人中间，去那里的澡堂洗澡。大学毕业后，我进了外企，开始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对租赁房的唯一要求是，得有个像样的浴缸。我喜欢先清洗自己，再刷干净浴缸，最后放上一缸水把自己泡在里面。那些年，我甚至发明出一种心理疗法。想要忘记什么事的时候，就把浴缸塞子撬起一点，水流得很慢很慢，我闭起双眼，想象那个不愉快的部分，已经随着流水很慢很慢地流走了。浴缸里的水越来越少，感到冷的同时重新感觉到自己。可惜的是，租了十几年房子，所有浴室的窗子都是雾蒙蒙的磨砂玻璃，对着走道。而我想对着一棵树，那对着在风里上下摇曳的树叶安慰我自己的愿望，至今没能实现。

　　而和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站在一起，看着她们把脸盆放在地上，蹲在那里搓毛巾搓内衣裤，让我在那些年里时常情绪低落。“那个女人洗了好多衣服。”我告诉我母亲。我认为这是一种贪小便宜的行为。但她其实也这么做。她用土黄色的臭肥皂洗我们的袜子和内裤，然后用鹅黄色的香肥皂洗我们俩。她似乎懒得理我，用一只手夹着脸盆，走在我后面，迈着小步，走得十分缓慢，好像终于洗得干干净净不能再让身体热出一滴汗了。事实上我母亲做什么都慢腾腾的，她从未给我织过一件我能穿的毛衣，每次她织完，我已经再也穿不下了，只好织了又拆。她不像我。我过马路时总是急匆匆，直接走成斜线。因为向哥哥说了，第三边小于两边之和。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也一起去了澡堂。在热水龙头下我站了好长时间。“我的亲生妈妈会不会已经死了？她是不是被埋在了某个小山包上？一定是她的婆婆虐待她，他们重男轻女，把我送走，于是她悲痛地脚一滑，掉下了山，或者根本就是她自己跳下去的。”我母亲并没看出我有什么异样，她和我出了澡堂往家走的时候，天空正在慢慢变暗。为什么我会想到小山想到岩石？那段时间我看了什么故事书？一到家我就上楼按亮台灯。“天还没黑呢。”我母亲在楼下喊。

　　阁楼上有张小床，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我决定要表现得非常痛苦，于是我开始哼哼起来。这样哼哼让我感到很舒服。窗外时不时传来邻居家的响动，像是噼里啪啦起油锅的声音，或者叫小孩回家的声音。“我已经被领养多久了？”想弄清楚这件事，让我忘记了继续哼哼。

　　那天傍晚我没有像以后经常会做的那样，站在窗口看着对面向哥哥回家。所以我没有看到那一幕。那天向哥哥推着自行车，走得很慢很慢。他旁边走着一个丰满的女孩，由于背包放进了车兜里，她就只有手在那里摆来摆去了。他们俩经过了岔路口，向哥哥没有朝家的方向向右打弯，而是笔直地，不紧不慢地，朝着肇嘉浜路方向走去了。女孩的头发是黑色的，穿着一条布裤子。一九八八年，已经有很多女青年穿起了牛仔裤。她们都去华亭路那里买。那条布裤子，随着她步子的起落，膝盖处一拱一拱的。向哥哥自己低着头，没有注意到她走得比他随意多了，还左顾右盼着。她的脸很白，大眼睛下面有几粒小雀斑。十二年以后，另一个男人在麻将桌上挑逗了她，她漫不经心地摸着牌，手指尖却绷得更修长了，翘翘着。她如此地专注，根本不会想其他什么事的对不对。她反正不会过什么坏日子的。很难想象她会让自己不好过。也就几个月工夫，她扔下了四岁的女儿和远在某个山区做技术人员的向哥哥。

　　但是那时候，谁知道会有人将拐跑她呢？他们就在黄昏里这样走着，一会儿几乎并排而行，一会儿他在她前面，一会儿她又超过他，像是故意要让他看看她屁股那儿起的波纹褶子。向哥哥一定思考过要去哪儿。因为他们一直走了五站路，走到了徐家汇的上海第六百货商店。

　　在此之前，不知什么原因，女孩走着走着，突然伸了一个懒腰。她把两条胳膊伸得长长的，随便什么人都会感到她很自在的。但是在商店门口，她却不自觉地换了一副胆怯的小女孩面孔。倒是向哥哥，四面环顾，装出那种傻气的潇洒。售货员走上前来时，他向她转过身去，而她在那一瞬间十分吃惊。

　　据说，在那里，他用偷来的自己父母的钱，为女孩买了一根最细的金项链。他一定是计划了很久，因为那天他约女孩出门时，只是问她，愿不愿意和他去散散步。

　　她说：“好呀。”是啊，为什么不呢？向哥哥算得上英俊，他同样白白的脸上，因为两个人相互的靠近而兴奋，发红。可一切稍纵即逝。

　　他们继续向前走着，真是不快也不慢。

　　其实我对领养这件事没什么所谓。我和班上几个好朋友说了说，怀着好奇的心理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们对我特殊的好不过持续了一两天。有一位给我带了一只肉馒头，上第一节课之前，我们挤在一起坐着，我吃了肉馅，她吃了馒头皮。她问我是否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撒谎。我说他们都病死了。之后，我立刻觉得愧疚，于是我问她，我有一小卷果丹皮，要不要尝尝。她剥开塑料纸，掰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那只馒头是她奶奶买给她的，对我摆了摆手就往后面几排她自己的位置走去。

　　但是我开始想象他们的死。教室门没关严，可以望见走廊，虽然能看见的空间很小。我就望着那道缝出神。突然，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了。即便放在今天，我，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拒绝要孩子，也变得合情合理了。如果是我母亲催我，我就停止说话，开始收拾东西。至于我丈夫，我干脆就进自己卧室，往床上一躺。年轻时我不那样，我会大喊大叫。结果一个关于孩子的争吵上面叠加着另一些争吵。并不是孩子本身让我觉得厌烦，而是，而是。

　　我还迷上了照镜子。常常功课做着做着，不由自主地掏出小镜子，我到底是想看出什么呢。与此同时，我急不可耐地想长大。逃课事件发生后，我母亲隐隐约约的慌乱让我感觉到，我可以运用我的领养身份，改变一些什么。这个家，原本应该是个陌生的环境呀。我不过是一个寄居在那里的小孩，一个不需要做家务的田螺姑娘。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和写作这件事之间有了第一次微妙的联系。一个有双重身份于是想拥有更多身份的人，如果她没有分裂出多重人格，如果她不想到处去装腔作势，那就只有写小说这一种可能了。一直到什么时候，我终于不再强迫自己利用这一身份？

　　现在让我想想，那天的放学路上发生了些什么。从平江路小学走回家，要穿过几条横马路，下午三点多，我和那个小姑娘没有走上中间的林荫大道，而是选择了与它平行的贴着居民住宅的另一边。那里开着一家店，卖文具、橘子水、桃板、盐津枣。我身上没钱，她买了盐津枣，她一定会分给我几颗的，但我那天连着打了几个喷嚏，就在我打喷嚏时，我的体内好像打出了一个洞，它需要那些像鼻屎一样的小小粒填充，于是我伸手抓了一大把塞进嘴里。在她试图抢回去时我推了她一下，她跌倒了，歇斯底里哭起来。几年前我回家看我母亲时见到一个胖女人在挑西瓜，短发、圆脸，穿着西装短裤，露着粗壮的大腿，脚上穿着印有小熊的拖鞋。我离她几米远，一边挑着葡萄一边时不时望她一下。歇斯底里没能让她变得更苗条一些。

　　好吧，回忆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我母亲一边洗着葡萄一边告诉我，她还没结婚，还和父母住一块儿。“而你考上大学后就没再回家住过。”我回答她：“这可能是因为我太想有自己的家，结果成了在很多地方都住过。”它们都只是我待过的地方。话题又回到她身上。每次我母亲在路上碰到她，喊她一声，她总是吓一跳似的回过头来。“啊，某某某妈妈！”她当然不会知道我现在的笔名，她根本不可能想到，我还会把她写出来。然后她会说，“啊，这么早”，或者，“啊，这么晚”。她只念到中专毕业，过早地从事了文秘这一不需要动脑的职业。

　　我现在认为，我对自己的苛刻与不满，都必须归咎于那天下午，我推了她那么一下。

　　比如我没有方向感，常常迷路；对居有定所没感觉；对钱也没有概念，不，不是对数字没概念，而是对未来；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愿意看那些虐心的糟心的电视剧，有关各种悲惨的身世；念高中不久我就开始听打口碟，早死的那些音乐人让我一次又一次感伤，却仍然无动于衷地做着各种考题……我就是依靠这些我和我父母的区别，来判断我原生的基因。

　　还有什么吗？没有什么还有了。

　　但如果，没有过那一天。想必我会待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拥有与现在迥然不同的人生，感觉也会和眼前、当下的这种感觉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那天下午我要伸出手去！

　　事情也许可以追溯到那天之前的那个晚上。

　　那天之前的那个晚上我本来睡得很好，无梦。快要入睡的时候窗外的无花果树叶沙沙地响了起来，起风了。我到底有没有听到警车的声音？我只记得后半夜，整条弄堂里的人似乎都醒了。我母亲拉开了窗帘，她交叉着双臂站在那里往外看。警笛应该在抓到人后，才变得刺耳？我坐起来，想要一杯水喝。但是我喊了两次，我母亲还站在那里，脸部半明半暗。我也想起床看看，但她阻止了我。警笛声似乎在远处消失了，隔壁老女人的哭声飘了出来。我越来越困，有什么东西好像卡了一下壳。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我母亲帮我拿来干净的袜子，把窗帘全部拉到一边。我问她夜里发生了什么，她告诉我，左边邻居家那个最小的儿子被抓走了。这下，弄堂会显得很大了。不管我们是在跳橡皮筋，还是在扔沙包，只要看见他走过来，就会躲开，躲到一边去。他面目英俊却总是凶狠地紧绷着。有一次我们在路口相遇，但他其实只是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让我觉得不舒服，似乎那两道浓眉下面隐藏着一些吓人的东西。

　　他因为偷盗被抓，据说还是团伙作案。我坐在那里，既迷糊，又好奇，吃着一根油条，喝着一碗粥，我母亲还帮我敲了个咸蛋。这下我们可以自由地玩了，可以在岔路里奔来奔去，可以爬树摘桑叶，可以在雨天穿着套鞋在水坑里用力踩。我背上书包，一出门，就听到隔壁他养的那条狼狗，不知被谁揍了，呻吟着发出呜咽声。那呜咽声像是一道电流，串起很多窃窃私语的声音。整条弄堂都在窃窃私语地传递着他深夜被抓的消息。我回过头去看，人们还是挎着篮子挎着包，并没有窃窃私语，只有他们的衣服在沙沙作响。无花果树叶也在沙沙地响个不停。乌云在头顶逼近了，却并没有下起雨。

　　那天下午，我伸出手去，推倒了一个女孩。

　　现在再去回想那一天，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一天是怎样过的。反正日子过得如此之快，就像电影里的日子一样。你走进一个教室，一个一个老师进来，把你一直带到放学，最后那声铃一响，立刻就把你推出了校门。也许是因为那天的乌云实在太多了，它让眼前的一切显得昏暗，那个笼罩在昏暗里的小店，看起来空空荡荡的，看起来需要一些尖叫，一些哭喊。而我的小伙伴，她那时就有一张圆圆的脸，鼻孔也有点大，她平时说话尖声尖气，每句话结尾时总是像个小钩子一样扬上去——你再碰我一下我就告诉老师了-啊——仿佛空气里站着个老师，要等老师点头后她才能继续说下去。她尖叫起来，我要告诉我奶奶-啊。她轻盈地从地上爬起来，轻盈地在我前面跑了起来。而我拖在后面，沉重得就像被拉得长长的影子一样。

　　你这个小赤佬！她奶奶堵在岔路口，你妈妈不打你我就要来打你了！

　　她自己滑倒的。

　　到底是路上拣来的小孩，无规无矩。

　　我不相信你说的，一个字也不信。我说。

　　我母亲比我大三十岁，这样算起来，领养我的时候她三十三岁。我见过她那前后的一张黑白小照片，她开心得笑出一张大嘴。而我在所有照片里，连微笑都很少。对着镜头，我的嘴张不开，只是双唇拉长一些。这个区别也许能看出，几乎不太可能来亲近我。而我母亲很喜欢聊天，她谈论左邻右舍，或者说说她自己的什么事，她总是叽叽咕咕地在那儿说，以至于我没必要再说什么。这是现在，每周一次，我和她唯一能够亲密的方式。

　　十一岁，我五年级，考上市二中学的小初一。那年夏天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母亲和我聊了聊。一是告诉我，她要离婚了；二是说了说，我被领养那件事。

　　对我亲生父母的情感。先是气愤，愤怒随后消失，而后是一种厌恶，如此强烈，就像我看到飞蛾翅膀上的粉开始抖起来。接着厌恶也随之而去，我感到一股八月暑气的厌倦。其实我还是那个我，不知该怎么办。我母亲问我，你想去散散步吗？我们走到肇嘉浜路上。天热，林荫大道上，忽略知了的叫声，可以算得上静悄悄。在一个园子前面我看到一个男人，他像是很怕冷，三十几度的天，他穿了长袖衬衫和长裤，手插在口袋里，靠在围住园子的栏杆上，看着我和我母亲。我母亲对他点头，他挥手回应，竟然变戏法一般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红宝”橘子水。橘子水很热也很甜。

　　就像画家会模仿自然作画一样，我也是在絮叨完我的过去后，才在其中寻找一些遥远和若有若无的东西。然后凭藉那些残缺的印象，那些对阁楼老虎窗幽灵的想象，试图超越记忆。所以回忆过去的人都是为了使自己这个回忆者开心。我就曾虚构出苦儿三毛一样的童年，顺便加上一两次神奇的经历作为陪衬，那时我对自己的了解如此之少，因此没法简单写出那些年。我母亲看过我那些书但她一言不发。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写别人，我才意识到，要是把人和人都写得很相似，都像别人书里的某个人，那就没有一个像真的了。我有没有仔细端详过那些人？就像现在，我要描述这个后来成为我第二任继父，又早早因为胰腺癌去世的男人，比我想象出一个他，要难多了。

　　我想不起来他买过什么东西给我母亲。大概他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她。冬天他给我买邮票首日封，夏天他给我买紫雪糕。看上去一丝不苟，总是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衬衫，白衬衫上的每粒扣子都扣上。秋天周末的下午，我母亲帮我洗头发，我们没有吹风机，我就湿着头发坐在屋前的椅子上。他会递给我“新长发”的糖炒栗子。我觉得理所当然。我们一起吃饭，他喝一两瓶啤酒。我看着我母亲每天给他烫衬衫，烫裤子，烫得裤缝清晰可见。我看着他们封上阁楼门，把我留在阁楼上。我听到窗帘被拉上。日后我看别人描写的青春期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也是这样长大的，但当时，我却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我所感觉到的，大概都不曾发生过。那让我不安，让我对自己不满的某种审视的眼光。另一种眼光。

　　后来我给那对中年夫妻打开门，给他们从冰箱里拿了两瓶雪碧。女人说，她已经是胃癌晚期。“我想来看看你。”一开始我很好奇他们怎么找到的我。被我母亲抱走那天，他们就在马路对面。他们想生个儿子。他们现在有一个儿子了。只需我叫一声“爸妈”。我问我母亲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她说，“不过她快要死了，你叫一声，也没什么损失。”

　　“你的生日我们还记得，阴历三月二十，大清早，鸡叫头遍，就在屋里生下了你，你奶奶接的生。”女人说。我这才知道，自己不是双鱼座，是金牛座。

　　“你手术后我再叫你吧。”我说。我突然觉得，她到了医院里，切除掉肿瘤，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幸好卫生间里的洗衣机在震动。因为我们四个人无话可说。衣服洗完了，我和我母亲把衣服取出来。当我们忙来忙去的时候，他们打算走了。我把他们喝光的雪碧罐子扔进垃圾桶，打开电视机，并没有什么节目想看。我母亲示意我把音量开小点。“我们走了。”他们低声重复着，好像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似的。

　　一直到深夜，我母亲都穿着拖鞋走来走去，收拾着一些小玩意，把书架擦了又擦，把过期的药全都扔掉，还翻出了我中学时的作文本。然后她走进我房间，我抬头望去，她居然流了眼泪。她拿着一本相册在我的床上坐下，我坐起了一些，她开始讲述我三岁时的事。

　　她说她买完菜回来，在肇嘉浜路街心花园那里，听到有孩子在哭叫，她走过去，在我面前蹲下来，我还是在那儿继续哭来哭去。她发现我脖子上有一张卡片，就取了下来，放进她装着零钱的口袋里，大概在给我报完户口后，那张卡片就找不见了。

　　“我给你削了苹果吃，你咬了几口，说没有山芋好吃。然后你开始躁动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我把酸奶递给你，你也不肯接。你看上去那么吃惊，好像很害怕我似的。过了一会儿，你又突然来拿我的瓶子，你喝了一口，但是很快吐到了地上，你说它馊了，一边还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接过瓶子，你说，你想要爸爸妈妈了。我们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呀，我说。这肯定让你很迷惑。后来我发现，你常常独自静静地看黑色的小火表。你告诉我，你在上课。我开始教你读书，你慢慢忘记了过去。你像个小狗，整天围着我转来转去。有段时间，我经常会问你，爸爸好还是妈妈好？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我没法不问。”

　　中年女人告诉我们，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大姐比我大七岁，二姐比我大三岁，我比弟弟大三岁。轮到我大姐带我时，她就把我背去教室。

　　“我给你买过很多玩具。你只喜欢七巧板。你碰都不碰那些洋娃娃。可一旦有别的小孩想玩那些洋娃娃，你就决不放手，你死抱着它们不放。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你自私的占有欲在作怪，就想说服你，把东西让给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有时我会夺走那些洋娃娃。后来我看到一本书，书上说，这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你害怕属于你的东西不在了，那样你就不知道，自己又该属于谁。”

　　我母亲没有看我，说话都是对着相册说。

　　我能感到她的惊慌。

　　我自己开始挣钱以后，总是买很多很多东西。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把任何东西放在心上，我对任何东西都不再有感觉。即便某件东西再也找不到了，放那东西的地方却不会空着。我也不会意识到，有些地方，本来已经空荡荡了。于是我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看上去不计较、洒脱的人。对人也是如此。我对和我一起生活的人没什么要求，不会去横加干涉对方的任何决定。我希望他们不受任何拘束。他们离开，也无非是从我眼前飘然而过。我从来就不想有什么结果。总是有人指责我不够爱。的确如此，每当我开始投入、失控，我就说服自己，退出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专门给你，只属于你。你不可能走到底的，你只能让它从身边过去。

　　我母亲带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牧马人》，看电影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去过那里。她一下子呆了。后来我查了查，电影是一九八二年上映的，这么说起来，四岁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些我的家乡。但我的家乡不是张贤亮笔下的西北牧场。也许田与田，土地与土地，看上去都差不多。那时，哪里的农村不荒凉呢。我再没看过那部电影。现在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灾难片、怪兽片。看《哥斯拉》的时候我想，导演小时候，一定有过类似的恐惧。那种周围世界突然崩裂，裂成另外什么东西的恐惧。

　　四岁开始，每年我生日那天，我母亲带我去拍照。我的站姿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你看你变了。”我母亲一边说，一边指着我的一张照片。第七张，我十岁那年生日时照的。

　　“真的吗？”

　　“你看上去，像是在想什么事，你的眼睛根本没有看镜头，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重新打量我自己，是的，似乎有点儿忧虑，具体有多大变化，其实也看不出。我还以为，我的目光生来如此，严肃，有点儿忧虑。

　　但是我记得，我突然明白了成语词典上的“深思熟虑”，明白了什么叫“讲话前要咽三口口水”，在那之前，我是那么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甚至是没心没肺。我走路没那么快了，行动没那么敏捷了，说话声小了，在家的时候也没那么多声响了。

　　当时我只是点了点头当作回应，什么话都没有说。过了一会儿，我母亲继续说下去。

　　“你还记得你有多害怕过街天桥的楼梯？它们不是密封的，当中有很宽的缝，自从那以后，你再也不抓住我的手……”她不再往下说了。

　　十六岁，第一次和人拥抱时，我觉得难堪，以至于我感觉对方突然变成了陌生人。男孩退回到桌边，他随便翻开一本什么书念了起来。因为他缓慢的朗读，静谧渐渐笼罩住我们。我站在仍然钉着粗粗的木条的窗前，背对着他，解开早上编好的马尾。那棵无花果树已经长得很茂盛了，它在黄昏里轻轻地摆来摆去，我的呼吸平稳下来。身后，他向我走来，随着无花果树的节奏，轻柔地摇摆地靠近我，直到最终，贴住我的背。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不由自主地让一棵树摆布了我。头上的血管轻轻地摇摆，呼吸轻轻地摇摆，皮肤一片片地，轻轻地摇摆，最终，我的内心跟着摇摆起来，摆脱开僵硬的躯体。所有的阻力都消失了，我摇摆着倒向床上。虚弱是如此舒服。那一刻我甚至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一直相守下去。我们一起度过了四年。然后，连一次小小的风暴也没有，突然就各自驶向了别的航道。

　　但我没再和我母亲相互拥抱过。我轻轻吸了口气，然后慢慢呼出，在我呼出这口气时，我尽量缓慢，仿佛这样，我的身体就会慢慢从内向外，膨胀开来，触摸到她。那口气呼完，我起床，去厨房给她倒了一杯水，她喝完后双手捧着杯子还给我。我突然想把灯关掉，这样就看不到她的样子了。但是我不好意思那样做，于是我坐回床上，身子往后靠了靠。“不早了，”我母亲说，“今天你也累了吧。”但她继续静静地坐在那里。我只好闭上眼睛，闭到后来，真的几乎睡着。

　　半夜里，我突然醒来，想到躺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我母亲。我对自己说，我应该过去看看她。自从我的第二任继父几年前因为胰腺癌去世后，她一直独自一人。我想在她身边躺下。我走进隔壁房间，我母亲躺在床上，睡着了，轻轻地打着鼾。“妈”，我喊她。她终于睁开了眼睛，“你要做什么啊？”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很快又睡着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看了看闹钟，已经快凌晨四点了。我突然想到，按照身份证上的生日，我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

　　就在十年前，我生日的前一天下午，我知道了一件事。那件事让我那天夜里睡得很差。

　　小时候，我常常在吃饭时将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埋进碗底。我母亲很早就给我讲过意大利童话。在那天之后，有多少次，我藏在被子底下，祈祷魔法能把我变得不再存在，因为透不过气来，最后我自己掀开被子，我还是坐在床上。头发湿漉漉的，脸红扑扑的。但也许，真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我认为自己真的不在那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