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城市的生活垃圾清运及处理方式相当落后。其实，这本是一件很简单的环卫工作，并不存在什么“高精尖”的技术难题，只不过，在国人的观念中，从来就没有真正重视过如何妥善处理生活的废弃物，就像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重视过如何妥善处理身体的排泄物一样。至今，这个城市的公厕少之又少，而且污秽不堪臭味熏天，便是明证。城里人尚且如此，更不敢提它所辖下的20余个县了。
我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回想起25年前，我大学刚毕业，进入市政府工作，无处栖身。那个年代，老百姓的住房基本上都是靠所在单位的福利分配，都要论资排辈，排个三年五载的也未必能轮得上。我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新人，当然不可能分到住房，结婚后便和妻蜗居在一处借来的简陋平房里。那是一个近似于贫民窟的平房区，居住着百余户人家，共用两个公共厕所，东边一个西边一个，是那种没有冲水装置的土闹公厕，它的结构很简单：在地上刨五六个坑，垒四面墙，中间隔开为男女，靠着一个老农民赶着驴粪车隔三差五的过来掏一次……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的龌龊！
至今，这样的公厕，在广大的县城和农村，依然很普遍。
我们俩的住所在一排平房的把头，挨着西边的公厕。公厕的前面有一大块露天空地，是让居民们倒垃圾的。垃圾如何清运呢？每户出一点钱，从近郊雇一辆农用小拖拉机，后面挂个车斗，隔个十天半月的来拉一趟，拉到郊外倒掉。但他们每次都拉不干净，也不肯再跑第二回，于是，天长日久，剩余的垃圾便形成了一座小山丘，日日夜夜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尤其是在夏天，经恶毒的太阳这么一暴烤，再来场瓢泼大雨一浇，垃圾山第二天便发酵出死尸腐烂的气味，熏得人头晕。那苍蝇呀，遮天蔽日的，见了人嗡嗡嗡一大片围上来张嘴就亲！吃饭时必须紧闭门窗，还要在饭桌旁准备一个苍蝇拍，随吃随打。否则，你吃的食物就是苍蝇吃剩的。
二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那样秽臭的环境下出生的。谢天谢地，在他上小学二年级时，我们终于住上单位分配给的楼房。虽然只有50多平米，却是“换了人间”！
上厕所总算可以比较体面比较安逸了。重要的是，告别了那个恐怖的垃圾山，从此免遭苍蝇无休止的“性骚扰”。至于垃圾，也进步到可将它们往楼梯的垃圾道里倾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单位自建的宿舍楼都是这样设计的：在楼梯的一角隐藏着一条垃圾道，从一楼直通到最顶层，每层都有一个倾倒口，供住户倒垃圾用。
垃圾道中的垃圾必须及时清运，否则会成为整座楼的污染源。谁来干？每家每户一年交一定数额的卫生费，凑起来，雇一垃圾工每日或隔日清理一次。这是这个城市中最下贱的工作，又脏又累又臭，没人瞧得起。想想看，有什么人愿意成年累月和垃圾打交道呢？只要有口饭吃，谁也不会轻易接手这样的活儿。所以，干垃圾工的，多是家里穷得实在过不下去的人，或是从外地来的走投无路的谋生者。
他们必须自备工具：一把铁锨和一辆破三轮车，工作时间只能是傍晚天擦黑之后，不然会有碍观瞻。辛辛苦苦干一个月下来，也就是三十来块钱的工资。虽然活儿很脏，但钱是干净的，用劳动的汗水挣来的，尽管少了点。
这是一个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生存着的群体。他们卑微得如同蝼蚁，弱势到几乎被公众遗忘，所有的社会资源分配都与他们无关，他们的生老病死无人过问也无人关怀。但是，如果你以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没有主人也没有人格、只为果腹而生存的奴隶一般的人的话，那你就错了。他们偶尔也会抗争一下，为了自己不公的命运和生存权利，也为自己的尊严。
终于有一天，由于我们的无德，被那个卑贱的人愤愤然抗争了一把，就像被一只小小的工蜂狠狠蜇了一口，工蜂虽然死了，但我们也着实难受了一大阵子。
那天中午，我从外地出差回来，饥肠辘辘的，一边往家里走一边想象着妻为我准备的美味午餐。可我刚走到宿舍楼跟前，就觉得不对劲。空气中弥散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三个单元的垃圾道口铁门皆洞开，污秽之物堆得像座小山，苍蝇一层一层的，时值盛夏，垃圾腐败得很快，那一堆堆的西瓜皮已经流出令人恶心的黄水。怎么搞的！我皱起眉头捂着鼻子赶紧跑进楼道。满以为进了楼内就会好些，没想到楼内的臭味更浓更呛！我摒住呼吸，飞也似的一口气蹿到五楼家中，砰！关上门，大口大口喘气。
“回来了？”妻从厨房探出头一笑。“怎么那么臭呀？”我问。“垃圾道整个都给堵死了。堵了一个星期了，能不臭吗？”妻边说边端上一盘蒜苗炒鸡蛋放在茶几上。“那掏垃圾的呢？咱们可是交了卫生费的呀。”“人家撂挑子啦。”“不干了？”“嗯。”“为啥？”“他说他只拉生活垃圾，不拉建筑垃圾。”“哪来的建筑垃圾？哦——。准是四楼那家搞装修闹的吧？”“管谁闹的。别得罪人。来，吃饭吧。”
我坐下，刚拿起筷子，砰砰砰！外边有人砸门。“谁呀？”“我！”妻赶紧跑去开门。“哟，是楼长呀。快屋里坐。”“不坐了。你们那口子回来了吗？”“回来了。刚进家门。”“待会儿一点半，让他到楼下干活儿。带着铁锨。”“干啥活儿？”“弄垃圾呗。”“他挺累的，要不我去……”“不行！这活儿不轻松，就得男的干。走了。”楼长下一层楼砸一层门，挨家挨户下达命令。我顿时蔫了。一想到楼下那堆劳什子，食欲全没……
这场从中午一点半开始的垃圾会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可把我给累惨了。正是太阳最毒的时候，一开始还戴个大口罩，没干十分钟就汗如雨下，口罩捂着脸如同扣着个蒸锅，干脆摘了它，赤膊上阵。垃圾道还真是被那些该死的建筑垃圾给堵死的。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堵塞物从二楼的倾倒口用铁管捅了下来，原来是一大坨已经硬化了的砂浆水泥，还有满满一编织袋的碎木片、刨花、涂料等等。堵塞物抠出来后，压在上面的垃圾哗啦啦——全下来了，熏得我们差点栽跟斗。我思忖着，要是让我天天干这样的活儿，宁可去死。
楼长气得脸色铁青，用铁锨使劲拍打那坨水泥块，骂骂咧咧道：“×××！这是谁干的？谁干的？还有点公德心没有？！”
他用词还算温柔了。应该这么问：谁干的？缺不缺德呀？！我心里恨恨地嘟哝。难怪垃圾工撂挑子不干了，这事搁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
“还有这、这、这……”楼长用铁锨指着摊撒一地不堪入目的污秽物和烂西瓜皮，继续发火，“瞧瞧，瞧瞧。报纸都宣传了那么长时间了，垃圾要袋装化、袋装化，为什么还直接倒？我们都是政府公务员，就这么个素质呀？！……”
所有的人都面露尴尬之色。
“从今天起，把所有倒垃圾的口全给我用铁丝捆死了。不准再用垃圾道！”楼长余怒未消，用铁锨使劲戳了戳地面，“晚上我要挨个检查。听见了吗？”
楼长姓吕，是一位刚退休没多久的前政府办老主任，颇有点威望。公务员就这点好，不敢不听领导的话。
嘟嘟嘟……一辆挂着车斗的小拖拉机开进来。这些垃圾，足足装了四车，才算整完。
没有了垃圾道的日子，的确麻烦多多。但从那以后，我们这一楼的人都学会了不再作贱自己，老老实实用塑料袋盛垃圾，系好，再拿去扔掉。
三
生活逐渐好起来。若干年后，我们搬了家，住进单位的集资房。从五十多平米增到一百二十平米，从五楼降到三楼，鸟枪换炮了——这一过程，竟用了将近二十个春秋。
还是那种带垃圾道的宿舍楼，处理垃圾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长进，只不过把垃圾道稍微加宽了一点，不容易堵塞了。
楼长住在我们楼上，姓罗，是一位退休多年的党支部书记。一切都正常有序了，我们一家三口在正常有序之中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楼长被诊断出肾衰竭，要回东北老家休养一段时间，便差儿子下来将妻唤了上去。妻回来时手中拿着一塑料袋的账目和钱，原来是罗书记把垃圾清运的事儿拜托给我们暂管。可这一暂管，就给粘住了。老楼长回来后，每周需做两次血液透析，看见他那付弱不经风的模样，我们也不好意思再把这档子事交还给他了。那就为大伙儿多担当一点吧，于是，在我们平静的生活中多了一项小小的差事：按月给垃圾工发工资。
这个垃圾工为我们这座宿舍楼清运垃圾也有四五年了，但我从来没有注意她。偶尔下班晚了，碰见她在干活儿，也是匆匆闪过，并无搭话。她很勤快，也很尽责，不但把垃圾清运得很及时，而且还常常把院落打扫干净。这可不是她份内的事，她默默做着这些，只是觉得举手之劳顺便而已，并非要讨谁的好，因为这些年来，她的工资从来没长过哪怕一块钱。我们这些公务员的工资几乎是一年一长甚至是一年两长，从月薪数百元涨到将近三千元。可这位垃圾工的工资每月只有区区的八十元，从未动过。仅此而言，就很能完美体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理念和公平准则。
那个月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刚吃完饭，正在沏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我过去，只把门开一小半，见一中年妇女，灰头土脸，浑身脏兮兮的，站在门外，怯生生道：“罗书记说，让我从你们这儿领工资。”我早忘了这茬了，“领工资？领啥工资？”“我是收垃圾的……”“是是是”妻在里屋叫道，“快进来吧。”
我赶紧把门全打开，让她进来。当她从我身边走过时，一股难闻的垃圾味儿直呛我鼻子。我不由得皱起眉头。这气味弥散在屋里，直到她走后依然久久不肯散去，我不得不喷些空气清新剂以改良一下嗅觉。
她个头矮矮的，不过四十开外，比我小许多岁，但她憔悴晦暗的面容看上去得有五十以上。妻给她发完工资后很随和地和她闲扯了几句。她能感觉到这家人并没有歧视她，于是，每次领完钱总喜欢多呆会儿，和妻聊些家不长里不短什么的。而我是巴不得她赶紧走的，因为她呆的时间越长，屋里那股难闻的垃圾味儿就越浓，越让人不舒服。
不过，和她聊的次数多了，便渐渐知晓了她的生存状况。她是远郊的一个农民，种着几亩地；家里俩老人已年过七旬，其中一个半身不遂，在炕上躺了十好几年；生了个儿子还是智障，再生，是个女孩，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帮忙种地，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可屋漏偏逢连夜雨，五年前丈夫帮人跑运输不幸遭遇车祸，殁了。之后，她就接了这个清运垃圾的活儿。
八十块钱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们只需“一杯茶水一盒烟，一张报纸混一天”，就能收入比80元更多。可对于她，这八十块钱却很重要，它可以换回一些果腹的食物、一些御寒的衣服或者一些治病的药品。然而，她挣到这八十块钱，真的很不轻松。农忙时节，她既要打理田里的庄稼，又要照顾老人和小孩，且都不是健康的人；忙了一天，累得够呛，还必须蹬着三轮车前来掏垃圾，从她的村子到我们的宿舍楼，要蹬五十多分钟的路。干完活回到家，已是满天星斗，人困马乏……
四
一晃又是一年。春节刚过完，初六的晚上，她来了，先将满院落厚厚的鞭炮礼花残屑打扫干净，再把垃圾掏利索了。她知道，明天初七就要正式上班了，只想给大家留下一个整洁的环境和一份好心情。然后，就上楼敲我们家的门，领工资。
前些天，妻让我做一张新的全年垃圾清运费领取表，一月份的工资定为九十元。我打趣道：“给她加十块压岁钱呀？”妻说：“十块压岁钱？不够寒碜的。给小孩都不稀罕。去年的卫生费有剩余，人家辛辛苦苦干一年了，咱得表示表示。可卫生费又是全楼30多户交上来的，是公款，加这十块钱，按说要征得大伙同意。”“你还为这十块钱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去了？”“没有。我吃饱撑的！不过，我跟罗书记说了，他点头的。”“那就行。”
她连声道谢，瞅着工资表看了好一阵子，才在一月份的地方一笔一划签上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问：“这个，九十块钱，只是……一月份的吧？”“是呀。”妻说，“一月份不是春节吗？特地给你加了10块钱。是那么点意思吧。”“那……那以后，还是每月……每月80块钱？”妻从她开始结巴的询问中已经听出别的话外音了，便心平气和地说，“大姐，咱们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都知根知底儿了，不是外人，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别不好意思。”
她沉默片刻，才局促不安地说：“大妹子，你看，我是这个意思，我在这儿收垃圾，也有五年多了，从罗书记到你们，对我都挺好的，我挺感谢的。不过，这一个月八十块钱，说实在的，都不够给老人买药……我们村里有个人也跟我一样，给一个单位的宿舍楼收垃圾，去年下半年，他的工资就长了，一个月一百二……我觉得，你们对我那么好，跟你们提涨钱，有点对不住……”她终于鼓足勇气把憋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说完了，脸上的表情反倒安详下来，静静的等待一个回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妻略加思忖，说：“这样吧，大姐，这个事儿需要和大伙儿商量一下。下个月好吗？我努力努力看看，下个月我一定给你个准信儿，行吗？”
她连说了好几个“谢谢”，满怀希望走了。
“看见了吗？加这十块钱倒加出事儿来了。真是人心不足啊。”我摇头叹息。“你可别这么说。”妻蹙眉道，“八十块钱确实也太少了。给你一月八十干这活儿，你干吗？”“不干。”“还是呀。做人要厚道。”我无言。
接下来，妻开始为给垃圾工长工资之事展开斡旋。因为工资一涨，每家每户所要缴纳的卫生费也要跟着涨，否则就不够发工资。此事罗书记已经无能为力了，但他很支持。我测算了一下，剔除几家不在这儿住而拒交卫生费的“钉子户”，每一常住户每年应缴卫生费从30元涨到35元就足够开支了。妻对这一测算结果甚是满意，她认为涨得不多，应该都能接受。
可是，当她从吹风游说阶段进入实质性操作的时候，阻力迅即出现了。我们的宿舍楼共有3个单元，另外两个单元的住户大多已不是原户主了，他们或是买断了产权或是长期租房的，做生意者居多，对于涨卫生费基本上没有异议，何况涨得并不多，没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这么点小事，值不得去斤斤计较，于是很快就都把钱交齐了。问题偏偏就出在了我们这个单元上。
我们这个单元比较纯净，十二户都是常住户，而且一多半是公务员家庭，都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然而，公务毕竟是公务员，他们的思维就是与常人不同。一开始他们是三姑六婆的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表达不满，认为妻在独断专行，居心叵测；议论多了，阻力便由分散到凝聚，然后大家都不交卫生费了，并推举出一代表向妻提出要求：请你们写一个正式的通知说明一下为什么要涨卫生费，理由和动机，贴在楼下，如实告知，再召开一个全楼住户会议来讨论决定。
妻沉默以对，冷笑置之。但她一时也无对策。眼看就要到月底了，我说，“不行就照他们的要求做，写一个通知……”妻双眉一横，怒道，“不写！凭什么？咱又没做亏心事，怕啥？呆着去！”正在僵持之际，六楼的郭倩串门来了。
郭倩供职于我们这一片社区的居委会，若干年前随丈夫从山东迁居过来，她现在的工作还是妻帮忙活动给安排的。所以她与妻的关系很好。郭倩显然是为卫生费而来的，聊了几句便扯到这一话题上了。郭倩说：“我们居委会现在也管着居民楼的垃圾清运工作呐，实在不行，你就上交给居委会算了，别和他们治气。”妻眼睛一亮，“对呀！你为啥不早说呢？居委会是怎么个收费法？”“每户每年交60元。垃圾工一月开一百到一百二，视工作量大小而定。”“太棒了！你等着，看我怎么调理他们……”妻舒坦地笑了。
第二天中午，妻买菜回来，正碰上单元口聚集了四五个老娘们在比划着议论着什么，一见她便都收了声，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妻大大方方的朝她们一笑，打了个招呼，就绕开她们往楼里走。这时，那位“代表”朝她的后背叫道：“大萍呀，那个事儿是怎么定的？”妻回首问：“啥事？”“就是那个……卫生费的事儿呗。”“哦。那事儿呀，什么怎么定的，不定了。”“咋不定了呢？”“我管拉垃圾是因为罗书记病了，让我帮忙管管，其实我真不想多管闲事，太麻烦。这个月给垃圾工开完工资后我就把它上交给居委会，让居委会管吧。我省心，大家都省心。”“上交居委会？那……他们收多少卫生费呢？”“不多。一年才60块钱。”“一户啊？”“对呀。一户一年交六十，这是统一的收费标准。真不多。”“代表”顿时瞠目结舌，妻莞尔一笑，不再理她，径直上楼去。
第二天晚上，“代表”敲开我们家门，一手攥着一叠零钱，一手拿着一瓶不知啥玩意儿，满脸堆笑，声音甜甜的、柔柔的：“大萍呀，这是我们老家捎来的野生韭菜花儿，可好吃了，给你拿点儿过来尝尝。还有，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卫生费，每户35元，共11户，就缺你们一户，你快点点……大伙儿说了，还是让你继续管吧，别交居委会了，都夸你心眼儿好，责任心强……”她巧舌如簧，好听的话一串连一串，把妻足足赞美了半个多小时……
五
这件事情就算搞掂了。我们尽力了，兑现了给垃圾工的承诺，但我们还是高兴不起来。那位收垃圾的农妇虽然每月多挣了十元钱，可她的境遇并不会因此而改善多少。我们的社会公平吗？公正吗？说不清啊。人分三六九等，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我们的内心是否自视高贵？是否将那些身处底层的、治于人的劳力者视为卑贱？“人人生而平等”，毕竟只是一个从未实现过的伟大理想。
三八妇女节那天傍晚，我和妻一起回岳父家聚餐。她弟弟特地买了几支红玫瑰，一支送给他媳妇，一支送给他老娘，一支送给他姐姐，并祝她们节日快乐。妻的心情很好，还喝了两杯红酒，脸上泛起了红晕，像红玫瑰般好看。
我们返回家时，天已经很晚，完全黑了。当走到宿舍楼前的马路口，我看见在远远的路灯下，一辆装满垃圾的三轮车在缓慢地前行。三轮车的四个车帮都插上一块一米多高的木板，从而增加了三倍的容积。一个矮小的女人正在奋力地蹬着，每蹬一圈都要洒下许多汗珠，一摔八瓣——她正是那位为我们服务多年的垃圾工。她帮我们拉走所有的污秽，还给我们一个干净的住所。望着她吃力得有些萎缩的身影，我霎时感到一阵阵的愧赧，为自己，也为我们这些公务员。想想看，如果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一塌糊涂、臭味熏天！那时候，谁高贵？谁卑贱？这么多年了，我们是否学会了感恩？
我们真的应该学会感恩——对所有的劳动者。
2009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