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以卵击石的叛逆者
阅读萧红的传记，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与萧红作着对比，我不得不承认萧红是勇敢的、决绝的，而自己是懦弱的、优柔的；萧红一直朝着自己憧憬的方向不断地追求，而自己则做了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萧红最终成了叛逆的贰臣逆子，而自己则顺应世俗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萧红在与整个男权社会的抗争中最后香消玉殒，而自己因与世俗握手言和而过着众人眼中的幸福生活。像我这样的女子不仅在萧红生活的时代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是一抓一大把，我们更习惯于走世俗为我们规定好的道路，更擅于委曲求全甚至曲意逢迎，然而夜深人静打开自己的内心，扪心自问：自己得到的真是自己想要的吗？萧红逝去将近七十年了，如果活到现在也已是一个将近百岁的老人了，然而人们还是那么喜欢她，不仅喜欢她的文还喜欢着她的人，她虽只活了三十岁，然而她那昙花般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放射出熠熠灼人的光彩，从而得到了后人永久地尊崇与怀念。为什么？！我想主要还因一个真字，她活出了一个真我，为了追求这个真我，她不仅受到父权的压迫，还遭到整个男权社会的迫害，然而她始终没有屈服，以以卵击石般的勇气做着最后的抗争。
一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乡绅之家，其父张廷举曾任呼兰农工两级小学校长、呼兰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呼兰县立通俗出版社社长、呼兰县教育局局长、黑龙江省教育局秘书等职，是呼兰县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其母姜玉兰出身于富裕的诗书之家，自幼聪敏，粗通文理，萧红是他们结婚三年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萧红出生的这一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乃屈原的忌日，呼兰老辈人普遍认为女孩逢五出生乃非吉祥之照，因此家里便把萧红的生日说成是五月初六。这仿佛是一个宿命，长大后的萧红一而再再而三的叛逆，使得家里人都认定了这一点，改动生日虽是亡羊补牢之举，但最终仍是徒劳无益。对于家里人来说，萧红的出生就像是讨债鬼转世，是专门来与他们作对的。为此她的父亲张廷举毅然决然地开除了她的族籍，在《东昌张氏宗谱书》里，你却找不到萧红的丁点影子，仿佛1911年6月张家不曾出生过张秀环（祖父为萧红起的学名）这样一个女孩。显然，萧红已成为父亲的屈辱，开除族籍是父亲给予她的最大的惩罚！
萧红与父亲最初的争执是她的升学问题。萧红高小毕业要继续上中学，然而当她向父亲谈升学问题的时候，父亲却沉下脸来，说道：“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萧红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呼兰县里的中学根本就不招收女生。在萧红的眼里，父亲一下子变成了一只没有热气的鱼类，是完全不具情感的动物。停留在家的半年时间里，因继母终日与萧红吵嘴，父亲便骂萧红：“你懒死了！不要脸的！”萧红实在受不住这样一部机器的压榨了，便顶撞道：“什么是不要脸呢？谁不要脸！”父亲一巴掌把萧红打在地上，当她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却没有哭。萧红觉得父亲的头上像着了火，满头的发丝都燃烧起来了。从那以后，父亲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愈发想恢复自己的父权。
为了反抗父亲的压迫，萧红什么事都不做，一天天躺在床上，终于病倒。慈爱的祖父为萧红求情，却一点儿用都没有，萧红上学的希望一时变得非常渺茫。萧红为什么就不能上学？是经济问题吗？可是按照张家当时的财力供萧红上学根本不是问题。是萧红的父亲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吗？也不完全如此，张廷举虽是封建制度培养出来的传统知识分子，却具有一定的维新思想，对于女孩子上学向来是很支持的。父亲在萧红上学问题上的冷淡态度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外祖母希望萧红的大伯父能说服她的父亲，然而一向疼爱萧红的大伯父一听说她要继续上学，就微笑着说：“不用上学，家里请个老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女学生们太荒唐。”“女学生们靠不住，交男朋友啦！恋爱啦！我看不惯这些。”大伯父的话一语中的，道出了家里不让萧红继续升学的根本原因。在大伯父和父亲看来，女学生交男朋友，谈恋爱，是一种很荒唐的行为，萧红急切地要升学，就是急着交男朋友、谈恋爱，这也是父亲为什么骂萧红“不要脸”的由来。从那时候起，萧红觉得大伯父与父亲没有了什么区别，也变成了冰凉的石块。
然而萧红并没有就此罢休，在她的一再坚持下，父亲最后还是作出了让步。萧红出生的时候，据说哭声异常地高亢响亮，接生婆老石太太把她从水盆里拎出来的时候，说：“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是的，从她天生倔强和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劲头来看，萧红确实是个茬儿！然而她也清楚地意识到父亲的暂时让步并不意味着她与父亲战争的结束，也许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萧红后来回忆说：“当年，我升学了，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
1927年秋，萧红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由闭塞的呼兰县城来到现代化的大都市，萧红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尽管这所学校还比较保守，但学校里也有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教师，其中语文教师王荫芬、美术教师高仰山、历史教师姜寿山对萧红的影响很大，同时萧红在学校也结识一群好朋友，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许多问题，并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外文学的熏陶，使得萧红的文学修养大大提高。由于眼界的开阔，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萧红产生了追求自由、独立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她渴望中学毕业以后，继续深造，走自强自立的道路。
然而就在萧红即将中学毕业的时候，家里却为萧红订了一门亲事，把她许配给了呼兰游击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封建的包办婚姻本来与萧红的人生理想就相去甚远，再加上王恩甲的恶俗、了无情趣、吸食鸦片等都令萧红对这份婚姻丧失了信心，从而产生了强烈地抵触情绪。为了逃避这份婚姻，1930年，她效仿易卜生《娜拉》中的娜拉与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私自出走，到北京求学。陆振舜进入中国大学读书，萧红则到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深造。在频繁的交往中，已婚的陆振舜爱上了萧红，便向家里写信要求与妻子离婚，这引起了陆家的不满，于是陆家开始对他进行经济上的制裁；而萧红家里对萧红的经济制裁则早就开始了，11月中旬，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而家里除了来信警告她赶快回家结婚之外，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寄来。1933年，萧红以“玲玲”的笔名发表的《中秋节》中，记述了这段饥寒交迫的生活：“森森的天气紧逼着我，好像是秋风逼着落叶样。新历1月1日降雪了，我打起寒颤。开了门望一望雪天，呀！我的衣裳薄得透明了，结了冰般的。跑到床上，床也结了冰般的，我在床上等着董哥（即陆振舜），等到太阳偏西，董偏不回来，向梗妈（即耿妈）借了十个大铜板，于是吃起烧饼和油条。”
由于家庭的压力，陆振舜对萧红的情感降到了冰点；而萧红也不得不答应回家与王恩甲结婚。1931年1月，他们双双离开北平，回到了哈尔滨。
萧红的出走，在闭塞的呼兰县城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人们的眼里，萧红是一个风流而不守妇道的女人，为此王家向张家提出了退婚，解除了王恩甲与萧红的婚约；黑龙江省教育厅以张廷举教子无方，解除了他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她的兄弟姐妹们也因为舆论的压迫而不得不纷纷转学外地。显然，萧红给家族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让张家在当地颜面尽失，抬不起头来。为此回家后的萧红不仅受到了外界舆论的压迫，还忍受着整个家族的歧视，父亲更是视之为洪水猛兽，不准姊妹们与之来往。为了躲避舆论的锋芒，同时也是怕萧红再次出走给家族带来更坏的影响，父亲让继母带着萧红和几个异母弟妹到阿城县福昌号屯暂住，福昌号屯是张家发家致富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住着萧红的两个伯父、四个叔叔和一个姑姑以及继祖母徐氏，上上下下共二三十口人，在这里萧红虽免遭舆论的压迫，却处在家族的严密监视之中，实际上过的是被软禁的生活。在这个大庄园里，萧红看到了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亲眼目睹了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就劝大伯父不要增加地租和削减长工工钱，这引起了大伯父的愤怒，狠狠地把萧红打骂一顿，把她关在仓房之中，并打电报给萧红的父亲，商量着把她处死，以免再祸害家族。为了使她免遭家族的毒手，在姑姑与小婶的帮助下，萧红藏在早晨往阿城送白菜的大车上，迎着瑟瑟的寒风逃离了阿城福昌号屯。
萧红的再次出逃，与以父亲为代表的封建地主家庭彻底地决裂了，自从逃出福昌号屯之后，萧红就再也没有回过父亲的家。即使在哈尔滨的街头与父亲相遇，双方也是冷眼相向，视对方为仇敌。萧红的再次叛逆，切断了与家庭的一切联系，变成了流浪街头的孤儿。散文《过夜》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寒风逼得她眼泪直流，积雪在脚下呼叫，脚底像针扎一样。她羡慕临街那些耸立的高楼，想象着里面一定有很好的眠床。她想到家乡那边的马房，住在马房里不也很安逸吗？！甚至想到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也可以使脚暖和。她路过那些下等的妓院，觉得平时很可怜的妓女也比自己幸福。她去敲陆振舜家的门，抹过眼泪的手套几乎结了冰，她连声呼唤着，却没有人理睬她，只有狗在院子里叫了几声。
由此可见萧红当时饥寒交迫的生活，然而即使穷困潦倒，萧红也不肯向父亲低头。她在散文《初冬》里写道：“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萧红无疑是坚强的，然而再坚强也是血肉之躯，在哈尔滨的那段流浪生活以及以后的颠沛流离，都使萧红的身心遭到了重创，从而留下了终身难以治愈的疾患，这也是萧红身体一直很弱，且过早离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极度绝望的情景下，她不得不去找正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读书的王恩甲。这虽有悖于常理，令许多人不解，但却是萧红为了活命别无选择的选择。新派青年陆振舜虽爱过萧红，但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为了自身的利益却不肯出来见上一面；而王恩甲毕竟愿意为萧红提供一块可以果腹的面包，一张可供休憩的眠床。就这样仅仅是为了生存，1931年12月底，她和王恩甲住进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旅馆。在与强大的父权的较量中，萧红无疑是弱小的，以卵击石的碰撞，早已使她伤痕累累，在这个过程中，若不是她做了一些迂回，怕是早已死于非命了。因此我们不要老是责备萧红，为什么要去找王恩甲？去找自己曾经的抗婚对象！人在饥饿的时候，可以人相食，找找自己曾经的抗婚对象，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并不能说明她已放弃了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不，解决了温饱的萧红依然憧憬着富有魅力的艺术人生。在这期间，她曾向北京的李洁吾，索要两本书给她的美术教师高仰山，其中有一本就是萧红曾经很喜欢的日本鹤见佑辅的《思想·山水·人物》。
本以为就要结束流浪的生活了，本以为有了一副可以暂时靠一靠的臂膀了，但是好景不长，命运，残酷的命运又一次把她抛入了生活的谷底，更大的灾难正在前面等待着她。萧红和王恩甲在旅馆里住了七个月，欠了旅馆六百块钱的债，王恩甲说不能束手待毙，抛下已怀孕的萧红回家取钱，从此下落不明。旅馆以萧红作人质，说如果不能还钱，就把她卖到妓院抵债。在旅馆的等待中，萧红深感自己身世的凄凉，她在《偶然想起》一诗中写道：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危难之际，萧红不得不向社会求助，向报纸的副刊投书。在这样的情景之下，萧红结识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萧军。
二
公平地说，如果没有萧军的仗义相助，萧红很难摆脱那个可怕的梦魇。对萧红来说，萧军是她的恩人。如果仅仅是恩人，那关系会很简单，说不定还会留下一段知恩图报的人间佳话，然而他偏偏又是她的爱人！人们都说距离产生美，而萧红与萧军六年的同居生活却是零距离地接触，虽也有过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然而伴之而生的还有彼此的伤害，尤其是萧军，当兵的出身，会武功，性格又异常地粗暴，常常是伤害了萧红尚不自知。有一次，萧军与萧红争吵起来，萧红在口头上争不过萧军，气极了就去抓坐在床沿上的萧军。萧军一闪身，萧红扑了个空，竟趴在了床上，萧军趁机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对于萧军只是率性而为的小事一桩，对于萧红则近于受虐，是不堪忍受的。然而有的时候萧军对萧红的伤害，则是蓄意而为。最经典的一个段子是：有一次，朋友们看到萧红额头与眼眶间的青紫。萧红掩饰说：“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这时，坐在萧红一旁的萧军却说：“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是我昨天喝了酒打的。”打了人还这么理直气壮，况且还当着朋友们的面。这等于又打了萧红一次，第一次在脸上，第二次在心上。
萧军不仅常常对萧红施以拳脚，情感上对萧红也一次次地背叛。萧军与萧红结合的时候，所抱定的爱的原则是：爱便爱，不爱便丢开。在这一原则的主导下，萧军在与萧红同居的六年时间里，频繁地发生外遇，最为严重的一次是萧红在日本留学期间，留守国内的萧军与朋友的妻子发生了一段狂热的恋爱，致使朋友的妻子珠胎暗结，只是出于道义的考虑而没能结合。面对萧军的一次次背叛，萧红无疑是痛苦的。在组诗《苦杯》里她写道：
一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一个姑娘！
二
昨晚他写了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六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
“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忍拒少女红唇的苦！”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
我在家里等待着，
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面对萧军与萧红的矛盾，面对萧红无边无际的痛苦，朋友们又是什么态度呢？好一点儿的如鲁迅，认为这是他们的私生活不便过多的干涉。许广平和梅志商量后也一致认为不便去规劝萧军，而要多多劝慰萧红。而更多的朋友则不顾事实真相站在萧军一边冷落萧红。有一天，萧红到一个著名杂志的编辑家去，进门之后，看见萧军正在和那位友人及夫人说话。看见她进来，他们的谈话突然就停止了。那位朋友及夫人对待萧红的态度也是不冷不热、待理不理，她只好悻悻地走出来。那位朋友无疑是站在萧军的立场上，在她的头上显示他的气愤。萧红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附属性，这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自从萧红从家里逃出来后，虽远离了父权的压迫，却时时感受到来自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男权文化的迫害，她要完成一次突围，走独立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正是基于这一点儿，才有了萧红的私自出走画院以及后来与萧军的分手。
萧红与聂绀弩曾有过一次谈话，萧红说自己不是《镜花缘》中的人，而是《红楼梦》中的人，聂绀弩想不出她会是《红楼梦》中的谁，萧红就说，我是《红楼梦》中那个写诗的痴丫头啊！最了解自己的人或许还是自己，想想萧红还真是像极了香菱。萧红与香菱都无父无母、没有家乡，身世凄凉；萧红与香菱都在男人的拳脚下，过着煎之熬之、痛苦不堪的生活；萧红与香菱虽处境险恶，却都有着纯粹而高尚、聊以慰心的追求。萧红对聂绀弩说：我忍受的屈辱，已经太久了。
与萧军分手以后，1938年5月，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在汉口大同酒家与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萧红与端木的关系，一开始就受到所有朋友的质疑，然而萧红却很坦然，她认准要走的路，就不在乎别人评说。
端木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一向很差，和萧红结婚之后，对萧红的依赖很强，而萧红也乐于像大姐姐一样保护着端木。六、七月间，日寇进攻武汉，萧红和端木计划向重庆撤退。托人买船票，只买到一张，萧红担心端木的办事能力，坚持让端木先走，而自己却拖着大肚子留在了武汉。然而像小弟弟一样被保护着的端木，却依然瞧不起萧红，把萧红视作男人的附庸。在作家靳以的笔下，端木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除了工作，一天到晚睡过来睡过去，是那样的心安理得，而一任病弱的萧红在炎阳下跑东跑西。有一次，端木把一个泼辣的女佣人给打了，萧红既要到镇公所回话，又要到医院验伤，最后还要出面赔钱，而端木却一直闭门不出，好像打人的是萧红而不是他。
他不仅轻视萧红，还鄙薄萧红的文字。有一次，萧红正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他一咕噜爬起来，略带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他果真看了一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众所周知，萧红在文学上的成就要远远超过端木，而她却还要为他抄写稿子，曹靖华曾坦率地对萧红说：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不能再这样了。
1939年五、六月间，日军加剧了对重庆的轰炸。为了能更好地写作，1940年1月19日，萧红和端木飞往香港。在香港，萧红完成了她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的写作，那是一部在国家危难时期，背井离乡的作者，对故乡一往情深的恋歌，也是萧红人生的绝唱。除此之外，萧红还写了《马伯乐》（未完）、《北中国》、《小城三月》等，由于紧张地写作，经常熬夜，萧红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经常咳嗽、发烧。经过全面的检查，萧红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她不得不住进医院。
1941年12月8日，日军轰炸香港，香港陷入一片混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致电廖承志，要尽快接出滞港的进步文化人。端木一开始是打算撤退的，后来看到萧红实在病得厉害，才取消了撤退的打算。而在萧红整个的生病过程中，一直守候着萧红的是骆宾基而非端木，端木的自私寒了萧红的心。萧红对骆宾基说：我与端木是不能共患难的。
萧红与骆宾基在炮火的轰击下，互相倾诉着自己走过的坎坷之路，两个人亲密得像姐弟一样无话不谈。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说，他们在互相倾诉之中，产生了爱慕之情，萧红答应在康复以后，与之永结秦晋之好。
三
有人断言：如果萧红真的与骆宾基结合，仍然摆脱不了被弃的命运。为什么萧红会一再被弃？说到底还是女人的贞操问题，萧红曾怀着王恩甲的孩子与萧军恋爱，又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结婚。萧红伺候萧军抑或是端木吃饱喝足之后，当他们闭目养神之际，偶尔回忆起萧红的过往，心底仍不免会泛出一股股酸水来。萧军后来的妻子王德芬在回忆录中强调自己当时有三：一是萧军的神魂颠倒，二是只有十九岁，三是还是处女。因为与萧军结婚时还是处女，很有几分沾沾自喜和超越萧红的优越。萧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轨，却对萧红的失贞耿耿于怀！我现在才明白：萧军为什么打了萧红，还要理直气壮地骂萧红不要脸。萧军与端木虽然都曾接受过萧红，但他们都没有真正尊重过她，都没有把萧红当作他们生命中的唯一。这既是萧红的悲哀，也是身处男权文化包围中的女性的无奈。
在萧红不长的生命中，除去陆振舜和骆宾基，萧红切切实实经历了三个男人，第一个给予她的是永久的谜团，而后两个给予她的则是实实在在的伤害。唯有恩师鲁迅是萧红心底的一点儿微温，她明白没有鲁迅的提携和鼎力相助，就不可能有《生死场》的出版和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致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她恳请端木：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把她葬在鲁迅先生的身边。
1941年的圣诞节，香港沦陷。在沦陷的前两天，萧红旧疾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医生怀疑萧红患了喉瘤，给她做了开刀手术，开刀后才知并非此病。这一次手术伤了萧红的元气，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复原的希望了。
1942年2月22日上午，萧红永远地睡着了，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她或许是太累了，从呼兰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到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一直到香港，这样的一路走来，身心俱疲。她临终留下两句话，一句是：“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另一句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作为一个以卵击石的叛逆女性，萧红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身先死是她必然的宿命。
一个传统女性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在萧红都一一践行了。著名作家季红真说：萧红无疑是一个个性解放的先驱，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战士，她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一部觉醒女性的奋斗史。萧红就像黑夜里的一道光，照亮了中国女性前行的路，尽管这路上仍是坎坷不平、荆棘丛生。
安息吧！萧红，你的作品以及你的灵魂将永垂不朽！
参考书目：
（1）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
（2）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3）闫红《只因她贪婪泥淖里的温暖》《散文》2007年第6期
（4）耿立《临终的眼：萧红》《散文》2009年第1期
（5）林斤澜《生命的夜里的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