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母的起居室里，悬挂着一祯奶奶的肖像。父亲非常敬重奶奶，经常一个人站在沙发前静静地仰望。照片上的奶奶白衣白裙白包头，脸庞清癯，下颌尖消，目光深邃，鼻梁坚挺，牙齿大约都掉光了，嘴唇嘬在一起，愈显出顽强刚毅。
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父亲因为某些“问题”被办进了“学习班”，母亲有些自顾不暇，大概也不想让孩子们受到太多刺激，便把我和弟弟打发到了丹东姥姥家。不曾想鸭绿江边的革命形势也正如火如荼，老爷死了，姥姥被下放农村，母亲只好电请大伯父把我们接到了原本就在乡下的奶奶家。
那天中午，大伯父一边讲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的路上啃窝窝头的故事，一边带着我们沿着田埂和水渠，穿越在大片大片的庄稼地里。那时候的东北农村大致平衡在一个比较落后，却也相对自然的生态水平上，虽然大多数农户住的都是土坯房子，平常日子里也免不了要吃些玉米饼子，高粱米饭和带着麸皮的黑面馒头，却给我留下了非常阳光，非常绿色的美好记忆。拖拉机与牛犁共同耕耘在青山和绿水之间，在绿树掩映的屯子里，燕雀呢喃，柴门洞开，家家户户的小菜园里蝴蝶纷飞，蜻蜓起落，乡村的感觉，要比现在泥土得多，淳朴得多。玉米棒儿已经可以掰下来下锅了；正在灌浆的高粱穗子在轻风中沙沙沙地摇曳；稻田里的泥鳅、小鱼和虾仔滋滋溜溜，跳跳嗒嗒的；水库里的大鲤子被泅在水里的三哥、四弟摸起来，冲着我们大呼小叫着高高地举过头顶；远远的，18岁的二姐正沿着大堤向我们跑来，后面拽哒拽哒地跟着跑的是只有3、4岁的幺妹，眺过一大片绿茵茵的地瓜秧，奶奶家的秫秸院已经遥遥在望了。
奶奶家的院子里，除了北面屋顶上铺排着的红色瓦片，其余便是清一色的黄土坯和黄泥垣，东面的鸡窝，猪圈和“1号”（厕所）错落有致；西面的菜园子则被围在齐腰的，用玉米杆子搭帮起来的篱笆墙里；南面正对着村道，但是院门的位置上并无拦挡，只有两条大黄狗在那里嬉戏。奶奶正躬着腰把刚刚摘下来的红辣椒摊晒在窗台下面冲着太阳翘在那里的大笸箩里，奶奶已经80岁了，比照片上的模样更显苍老了一些，却依然不肯坐在炕上吃闲饭。奶奶的鸡窝是一幢微缩景观般的两层泥坯“小楼”，门窗、梯架和屋顶被修饰得惟妙惟肖，上层楼箅子上住的是鸡公鸡婆，下面则是它们的粪场。鸡们大约是能够听得懂奶奶的话的，三五十只一大群，晚上收巢，早起放风，上楼，下楼，由着奶奶令行禁止；一到下午，“咯咯嗒”声此起彼伏，母鸡们轮番蹲进鸡窝前面那一溜奶奶用玉米皮子编成的卧蓝里下蛋，热乎乎的鲜鸡蛋，每天都能捡上大半盆。奶奶是一个缄默的老人，肚子里的故事大都暴突在她那双青筋屈曲的大手上，佝偻着的身躯矮小而廋弱，却威仪堂堂，哪个孩子调皮捣蛋，只需轻轻一咳，该罚的自己检点，该打的自己嗫嚅。奶奶看见我们，慢慢地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细碎的土屑和白布衣裙上粘着的辣椒叶子，抬手把儿子和两个远道而来的孙男孙女让进屋里。大伯母早已把饭桌摆好了，一盆蒜泥酱油凉拌蒸茄子；一碗小鱼小虾炒青辣椒；一盘韭菜摊鸡蛋；一碟子从自家酿坛子里擓出来的大豆黄酱和一浅子从自家菜园子里现摘现洗的生菜、小葱、嫩黄瓜；还有被即将出嫁的大姐一一端上来的，一人一大碗松软的大米饭，一大碗用小白菜秧子熬出来的大酱豆腐汤……，那是那个年代，农家院里夏秋之交能够端得出来的最好的饭菜，也是我这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吃得最香，最多的一顿纯天然，纯自给的农家饭。
奶奶家的房子土墙，土炕，土烟囱；木门，木窗，木椽子，外表与汉族人家并无多大区别，内里却保留着不少朝鲜族人家的传统习俗。居室不少，但推门拉扇的几乎全部间隔在一铺大炕上，贴了牛皮纸，刷上桐油的炕面既是床榻又是地板，被褥和枕头之类的卧具晚间铺开来睡觉，白天统统叠进炕柜，炕面上光溜溜的，可以跳舞劈叉。奶奶住在整栋房子的西南角，房间不大，西面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南面是一扇开向自家菜园子的大玻璃窗，窗台很低，一脚跨出去，满园子的辣椒、茄子、西红柿和生菜、黄瓜、油豆角……，窗棱子顶上和屋檐低下挂满了鲜红的辣椒串，金黄的老玉米穗儿和棕红色的大酱坯子，窗棱子两边和屋檐顶上则爬满了南瓜秧，坐满了白的、灰的、绿的、黄的，长的、短的、扁的、圆的，各色各样的南瓜；北面隔着一道推拉门，是男孩子们的卧室；拉开东面墙上的房门，穿过外间大堂和伯父伯母与姐姐们的房间夹道，就是大伯母终日烟熏火燎的外屋地（厨房）。晚上，我跟奶奶睡在一起，奶奶对孙男不苟言笑，怀里揣着的糖球和摊在炕头上焙干了的南瓜籽儿也只给孙女，但是奶奶对孙女们的要求似乎要比对孙男更严格，“聪嘎嘚儿”（男孩子们）在外头野够了回来可以倒头便睡，女孩子则必须先把自己洗涮干净，然后把房间收拾停当，把被褥铺好，甚至要把一大家子人脱在门廊外面的鞋子一双一双地摆放整齐。奶奶说“伽奈嘚儿”（姑娘们）日后是要持家过日子的，慵懒不得，埋汰不得，邋遢不得……。但是奶奶对我并不苛求，也许是她老人家心痛在外倒了霉的幺儿子，抑或不知道应该怎样教化一个已经完全接受了汉族社会中心文化的另类孙女，也未可知。每天吃过早饭，听到生产队吊在老榆树上的那一节铁轨被当当当地敲响了，我会背上背筐跟着姐姐们一起下地，生产队里18岁以上的劳动力算整劳力，每天可记10个工分，我才11岁，跟在姐姐们后面拣土豆，堆地瓜，掰苞米，抱豆荚，能混上个3分5分的“半拉子”便不是“白吃”，这让奶奶看着我的眼神里更多了几分慈爱和赞许。想家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悄悄地爬上村边儿的小山，望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西天，我想那个方向大概就是北京，假如跟着太阳走下去一定会见到爸爸妈妈，望着，想着，眼泪便不知不觉地滚落到衣襟上，直到姐姐们找到身后，说奶奶叫你回家吃饭呢。
我只知道跟我奶奶年纪差不多的汉族老太太们大多都没有自己的名字，户口簿上她们的姓名一栏上经常写着的是“张王氏”或者“李赵氏”，生活中她们则经常被人叫作“狗剩媳妇”，“二蛋他妈”，或者“小六子他奶奶”，听起来很滑稽也很无奈，却不太了解同时代的朝鲜族老太太们都有没有自己的名字。我姥姥是有名字的，但是我奶奶的名字却连我父亲都说不出个所以然。
每天晚上进屋睡觉的时候，只要抬头，我都能看到奶奶门楣上那张镶嵌在玻璃镜框里的烈属证，那是我小伯父留在这个家里的唯一痕迹，照片上，酷似父亲模样的小伯父挎着短枪，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军装，但下面的落款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某年某月颁发的字样，而抬头上奶奶的名字，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怕奶奶伤心，便一直不敢冒然询问。快到中秋节的时候，我背上长了个大疖子，又肿又痛，奶奶叫大伯父帮忙给我挤出了脓栓和血水，但我还是抱着奶奶那只装满了荞麦皮的方柱形大炕枕趴在堂屋里不敢动弹。奶奶把生产队里新打下来刚刚分到各家各户的芝麻、小米、红豆、绿豆之类的小杂粮一簸箕一簸箕地簸好了端到我跟前，一边细细地挑拣装袋，一边难得地逗我开心，给我讲点朝鲜版的“阿凡提”和“巴依老爷”，我便乘机打开了奶奶的话匣子。奶奶说门楣上的小伯父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66师教导营的军事教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该师与友邻的164师一起被毛泽东主席整建制地调给了朝鲜人民军的总司令金日成。我父亲后来告诉我，说那两个师除了政委王连等极少数较高级的领导干部是汉族人，其余基本上都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参军参战的朝鲜人或者聚居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农家子弟；解放战争时期，“四野”从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一路打过山海关，黄河，长江和琼州海峡，一直把红旗插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镇，其勇武善战，所向披靡；164和166师全体将士换装赴朝以后一如既往，几乎一夜之间就把金日成的对手李成晚从平壤赶到了汉城以南，不料美国调集的联合国军突然从仁川登陆，致使孤军深入的两个师腹背受敌，全军覆没，不久便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奶奶是在朝鲜战争停战多年以后才得到小伯父阵亡信息的，父亲说奶奶接到阵亡通知时一滴眼泪也没掉，那个时候，东北朝鲜族聚居的村落里几乎家家都是军烈属，奶奶说中朝兄弟亲如一家，好男儿为国捐躯，为娘心痛，更该骄傲。于是我问奶奶，那烈属证抬头上写着的“金小姐”三个字是您的名字吗？是啊，奶奶说。您怎么会叫“小姐”呢？！那应该是个称呼，不应该是个名字，而且地主资本家的千金才叫小姐呢，这会儿她们十之八九正在挨斗，连我姥姥都被撵到凤凰城的大山沟里去了……！是吗？奶奶笑了。
其实，我跟我奶奶的语言交流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奶奶的汉语如同我的朝鲜话，绊绊落落，越想弄明白的时候越听不懂，越想表达清楚的时候越说不到点上。奶奶放下手里的活计，起身回到她的房间，不一会儿叫我也过去，奶奶坐在她的炕柜前，拉开上面的合页，从柜子底部托出了一只半大的小木箱。天那，那只小木箱陈旧的颜色和上面裹铜包银的装饰，就跟盗墓贼刚从“地宫”里掏出来的珠宝匣子似的，让人兴奋，也够瘆得慌。奶奶说这是我的嫁妆，就剩下这一点儿了，其余的全部丢光散尽。奶奶打开小木箱，里面有一顶“凤冠”似的头饰；一本《圣经》；一张十余寸大的老照片；一套朝鲜族新娘子的结婚礼服。我对那顶头饰的记忆最浅，拨拨棱棱的，似乎缀着不少金钗或者玉坠之类的东西；《圣经》表面黑色的硬纸皮已经掰损了，上面的金色烫字几乎磨光，里面的纸页也已泛黄卷角，我翻了翻，朝鲜文的，很厚，但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对那张泛黄的老照片印象最深，照片上的人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足有二三十口子，背景上露着些许古老的朝鲜族瓦屋向上翘起的屋檐，前排中间坐着的应该是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及其那一辈分的长者，大家身着朝鲜族民族服饰，男士们大多穿着皮鞋，戴着礼帽，女士们也不乏挽着坤包，举着阳伞的雍容华贵，我奶奶居然还披着白色的西洋婚纱；奶奶的结婚礼服层次繁多，虽然年代久远，颜色和纹饰已经老旧，却依然看得出是质地绝好的精纺桑蚕丝和精美的手工刺绣，因而我断定，当年的新娘子应该是珠光宝气，色彩斑斓的，应该有一个同样精致而美丽的名字。奶奶，您真的是个大小姐诶，我指着照片上的前排就座者说，地主老财才穿得起绫罗绸缎呢，这些人都是地主和地主婆！地主，大大地地主！奶奶一边收拾起木箱，一边说。他们现在在哪里，还在朝鲜吗？他们地，早都死啦死啦地！为什么？日本人地，统统砍头，奶奶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为什么？因为你地“赫尔阿巴基”（爷爷）地“阿巴基”（爸爸），是一个大大地叛逆。什么是叛逆？就是把日本总督地，打倒！什么是日本总督？就是朝鲜人地，没有了自己地国家……。
20年前，我父亲应延边人民出版社的邀请，参与编辑出版《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的时候，曾经在长白山地区朝鲜族姜氏老乡家里发现过一簿朝鲜的《晋州姜氏派谱》。我曾在父亲的案头见到过这簿由近代族人整理并保存的汉字手抄簿记，发黄的宣纸，工整的小楷，蓝色的封皮，很像中国明清时代的线装古籍。那上面记载着我爷爷他们那辈人及其上溯26代先祖们的生卒、婚姻、官阶和功绩。父亲说大约距今460年的时候，由我上溯至第18代的那位祖爷爷受命北上戍边，从此“晋州姜氏”的一派子孙曾经在鸭绿江流域，或战功显赫，或战死疆场，生出过诸多民族英雄。我的曾祖父原是朝鲜“李氏王朝”末期，鸭绿江边陲碧潼郡的郡守，由于不甘沦落为日本人的亡国奴而积极主张光复祖国，并逐渐接受了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1919年初，因被日本人废黜的朝鲜国王李熙突然“暴毙”，已经亡国九年的朝鲜人民群情激愤，自3月1日汉城学生宣告《独立宣言书》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朝鲜去”的抗日复国运动便在全国迅速蔓延。曾祖父积极响应这一运动，在碧潼及其周边的溯州、昌城、楚山一带组织民众，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手持刀枪棍棒的起义大军缴了日本宪兵的枪；占领了日本警察署；捣毁了日本人专门用来防范和抵御中、俄、朝三国抗日活动的江防工事；处决了日本官吏和部分亲日的民族败类，夺取了一方政权。然而，那时不仅中国的资产阶级软弱，朝鲜的资产阶级也同样趋利妥协，三个月后“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