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常年头戴一块分不清本色的毛巾及破衣褴褛的装束，还是抡圆了镢头刨地、压在重担下攀爬山路的形象定格，都确切无疑地表明，我的父亲是农民。
父亲本来可以不再是农民。
在我12岁时那个有月亮的早上，父亲领着我们一家5口徒步向晋中平原太谷县城长途汽车站走去，那里有提前一天包好的运送我家全部家当的卡车。在栽着高大柳树的长长河堤上，父亲呆呆地伫立了好一阵，似从心的底处喊了一嗓子：“走喽，回老家当老农民去喽！”父亲就此再度沦成农民。
父亲是不是农民直接牵扯着我的人生，决定着我的命运。父亲于那场波及全国的“六二压”中强行请求下放，返回到太行山区的老家来做农民，注定了我“老鼠生儿会打洞”的宿命，一出初中校门，便别无选择地做了农民。
小时候母亲引我去算卦，那瞎眼的老头无论说了多少鬼话，可有一句话是对的：20岁以前我用的是父母的命相，20岁以后才能用自己的命相。可这20岁以前的父母命相，已经把我的命相撕扯得面目全非。我在后来的人生打拼中，虽然脱离农村参加了工作，但做教师是民办的，入政界是临时工，苦做苦熬了若干年，只到年届不惑后才凭实力挣到一个职工的身份，以后因起点太低，耽误了站点，再不能有何进身。
事情本来可以是另外一副样子。在那“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的时候，20刚出头、很有几分俊朗的父亲披红挂花登上运送新兵卡车，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被运往离我家乡100多里处的长治市某军“独立团”。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所在部队始终没有开赴朝鲜战场。这理当是我之大幸，否则这个世界上极可能不再会有我。部队三年后，已成了炊事班长、共产党员的父亲转业到了离老家更远的太原钢铁公司设在太谷县的结核病院，依然干炊事员的老行当。
从部队转业地方，无疑是父亲命运的重大转折：他完全摆脱了黄土里刨食的农民命运，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公家人”。须知从我爷爷记事的上几辈里，我家中从未有过入公门吃皇粮的人，是典型的农耕传世。父亲转业地方后，有公职，拿薪水，是地地道道跳出了土地，跳出了农门，是交了后来连我这代和下代人都梦寐以求的“鸿运”，算得上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父亲是身高180还多的大个子，我成年后身高则是1米75。在我有了评判事物的能力后，我一直以为我不仅没有父亲个子高，做人的风格、风度、品行也没父亲高。被人直呼为“老高”的父亲，为人随和宽厚，乐于吃苦吃亏，性格非常开朗，在从心底里发出的哈哈哈大笑中和高声大嗓丝毫不参假的言语吐谈中融洽于一切人，在领导和同事中口碑、人缘极好。他的为人忠厚，踏实苦干，使他每年都成为单位的先进、劳模，并获得太钢总公司和所在地太谷县总工会的奖章。他的这些宝贝都披挂起来，金灿灿满满一胸脯。他去世入殓时，因属于他的荣誉，我们子女商量后并征得母亲同意后，都让他带走了。就凭这满胸脯的荣誉，“六二压”时父亲断无可能名列下放人员花名册。事实上当时结核病院尽管被撤掉建制，仅剩的十多个人撤回设在太原的钢铁总公司，但父亲确实不在下放人员名单中。是父亲三番五次地找单位领导要求下放回农村老家，在领导不予批准反而一再做工作让他留下时，专程乘车到太原找总公司领导，坚决要求批准下放，最终获得了允准。
长大成人以后，我曾在心里无数次地对父亲产生过怨愤，暗暗指责他做了“小农经济思想”的奴仆，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也葬送了我们兄弟姐妹4人可能会顺溜得多的命运。改革开放初落实“六二压”政策时，父亲因以外受伤小腿骨折不能出门，我曾代他到太钢公司跑落实政策的事，见着了他当年的两个同事，也见着了“家属压缩”时一起落户城郊农村并做邻居的“董医生”的孩子。那时小我一岁的他和妹妹猴一样精瘦，常年拖两挂黄龙鼻涕，连做我玩伴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后来落实政策与母亲、妹妹都跟父亲进了省城太原，重新吃上了供应粮，并早早接班成了正式职工。如果父亲不一再要求下放，我一家也一准是太原市民，我最少也会是接班的太钢职工。
可惜，在人生这棵树上什么果子都可能结出，唯独不结如果。只到太原之行后的第10年头上，年届中年的我靠着没明没黑的文字打拼，弄出些名堂，才熬出一个职工的身份！
我反反复复揣测父亲当年那个命运关头的举动，觉父亲当时那样做确有好多客观原因，首先，我爷奶40多岁方得了大伯和父亲，当时都已是年届70高龄的人，大伯一再来信诉苦，父亲也想回老家守在爹娘身边尽孝道，这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其次，父亲久做站立工作的炊事员落下腿部静脉曲张的职业病，虽两度手术仍经常腿困犯乏，因此厌倦了工作。但最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60年家属压缩时，母亲和我、妹妹、弟弟都失去供应粮并迁移户口至城郊农村租房而居的缘故所致。那时是困难时期，粮食极度匮乏，饿死人司空见惯，我一家为了果腹连包括槐树叶、臭椿叶在内的各种树叶野菜都吃，母亲一度得了浮肿病。父亲假若不要求下放，就必须随取消了建制的保留人员到百里外的太原去，为了不饿死我们，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遥望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填饱肚子曾经是无数代农民的最高奢望。作为逃荒人的儿子和参军前就是农民的父亲，又身处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在他心中，天大地大，肚子最大，一个人如果衣食性命都不保，何谈其他？
父亲坚信，在宽容大度的太行山中，生活成本低，生存空间大，不但人可食用的山蔬野菜多，而且茫茫大山中随便在哪里也能开垦出几片荒地，种点粮食和瓜瓜蛋蛋，足以保全我一家人的性命。
可惜那时父亲并不知道，中国正在经济调整中到达一个新的拐点，尽管人们还是吃不饱肚子，可很少再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
父亲最信赖的是力气，最崇尚的是土地，因此把未来命运交付给了自恃的力气和不啻就是信仰的土地，毅然决然地向家乡靠拢，向土地回归！
（二）
父亲于踏上故乡土地的第二天起，就投入到生产队的劳动中去，并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在外职工到农民的角色转换，原来有型有派的发式变成了全剃的光头，常年捂上一块不辨本色的毛巾，渐次变得土灰邋遢，风霜满面。
父亲刚回来时，因没有分家的缘故，把500多元的离职金全数交给了他的哥哥我的大伯，包括离职的全套手续。第二年夏天，雨水超乎寻常的多，大水成灾中，我一家住的土窑洞坍塌，不得不动工修建，用石头重新券起，并按大伯的意思新建了一座平顶房，父亲带回的离职金由此告罄。奇怪的是父亲离职的那套手续，本来由大伯转交爷奶保存却离奇丢失，使后来我为父亲跑落实政策的事泡汤（太钢历经文革档案遗失也是原因之一）。为了这件事，爷奶和大伯狠狠地生了一场气，父亲心中不悦，却为他哥挡事：“算了算了，找不见就找不见了吧，我还计划重回太钢当职工不成？”但终于因这场气闹得弟兄分家，主窑洞和新修的房归大伯所有，爷奶暂住主窑洞，我家仅得刚修复的里外套间的窑洞一套。
父亲不仅一分家便两手空空，而且母亲从来身体羸弱，做工分甚少，更兼生最小的妹妹时大出血抬送县医院抢救，不得已从信用社贷款300元（我当民办教师后方攒钱连利息还掉）。以后母亲几乎每年都因这样那样的病住院治疗，父亲很快沦为村里数得着的穷光蛋、贫困户。
经济紧张的同时，粮食也非常短缺，记忆里没有一年不是青黄不接，食不果腹。父亲期望在山坡开荒种地的愿望，因被严令禁止而化为泡影，最多就是种好自己的几分自留地，还有院子周边屁股大的几片山坡地。在当时“糠菜半年粮”的常规态中，我家吃得苦似乎更多一些，凡是能入口的野菜都吃，包括秋天霜后发黄的大豆叶、姹紫嫣红的杏树叶煮熟切细泡制的酸菜。不掺一粒玉米磨出的糠是食谱的常项，尽管用榆皮面黏合蒸出的窝头不至于一拿就散，可吃在嘴里还是唰唰响。我知道，在好多年里，个头高食量也大的父亲，吃着低能量甚或没能量的食物却最卖力气地劳动，没有一天不饿肚子，除非村里遇红白喜事、公社开会，他去给人家当大师傅，才可以吃到真正意义上的饱饭。为了对付日子，养活我们，父亲经请求到粉坊干过，每天夜里吃一顿滤粉后用酸得倒牙的粉渣捏的煮疙瘩，好每天为家里省下一顿晚上的饭。父亲还包养过队里两头“老犍”，除了多挣工分外，还可以像好多包养牲口的人家一样，从牛嘴里倒换出一些饲料。可命运不济的父亲连这样的光也沾不了，一个大雨如注的夜里，一头老犍暴病，肚子鼓涨，暴躁不安，当父亲冒着大雨跌跌撞撞将村干部叫来，牛已倒地毙命。父亲搂着那头牛哞哞地痛哭，杀掉的肉一口也不忍去吃。第二天，另外的一头牛也让别人牵走，他再没胆量喂下去。还有对父亲打击最大的一件事，我最小的妹妹9岁那年出麻疹并发急性肺炎，因手头困难的缘故，仅叫来公社医院一名医生服用了常规的药，半夜里小妹因高烧脱水酸中毒，在转瞬间丧了性命。母亲当即昏厥过去，以后身体每况愈下，父亲和我们也遭到精神的重创……我爷奶都是年逾80方于一年里先后辞世的，他们临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父亲。
父亲沦落为一个破衣烂衫、神情惶然的人，一副很落魄、很无尊严的样子，已懂人事的我看在眼里，心一阵一阵绞痛。或许是父亲一个人苦撑家计太需要一个帮手、一个支点了，我小学毕业要上高小时，尽管学习成绩一直在北大片各学校名排第一，老师没教过的算术课也能在联考中拿回100分，可在他迟迟不决中迟报到了一个多月。我高小一毕业，父亲就和队里说好，让我去和牧羊的姑表哥哥做了小放羊。一个月后，我考入全县三所正式初中之一学校的一纸通知送抵我家，可眼看要开学，父亲却依然迟疑着做不出决定。我大伯对此持反对态度，嘴上却说反话：“上吧上吧，只要能上到人家谁谁谁一样小车接小车送的，干啥不上？”精明太过的大伯凡事都以眼前利益作计较，大我三岁和一岁的两个堂姐小学一毕业便成了生产队劳力，一家人兵强马壮，工分分红多，工分粮也分得多，光景自然比我家高出好多。可在很久以后他的5个子女不仅都是铁定的农民，而且都或多或少秉承了他的性格与作派，锱铢必较，寸草必争，兄弟间常因鸡毛蒜皮的事闹得鸡飞狗跳，连大伯老两口都被分了家，两个堂弟一人一个，出门的闺女则难以进家门，弄得我父亲三天两头往哥家跑，在按下葫芦浮起瓢中反复做劳而无功的调停。大伯病重时紧紧攥住我的手一再叮嘱：“我闭了这两只眼以后，你这个做老大的千万千万来主事把我打发了，你那俩兄弟不行！”大伯谢世，真的是我主持打发的，可是我那两个堂弟中，已有一个服农药弃世而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作为当过兵在外工作过的人，当然知道上学对于我一生之重要，他实在是太难了，连我入初中的9元钱都拿不出来，同时也太需要我这个长子为他分担点生活的担子了。好歹，我高小的老师专到我村登门做工作，父亲终于咬牙让我入了学。三年多后我初中毕业，因文革停止一切招生的缘故，在村里劳动了三年。每年征兵开始，我都梦寐以求想到那绿色兵营里去，可父亲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因社会关系有点问题，我终于没有实现参军的愿望。我猜度，为了留住越来越成为壮劳力的我，同公社武装部长、村支书颇有点交情的父亲，有没有在某个重要场合表示了反对意见？我不得而知，也从来没有向父亲问起过。一则，我是从小被父亲小簸箕一样大的巴掌打大的，对父亲有着一种莫名的敬畏，二则，我理解父亲的难处，感觉参军走是一种逃避。
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操纵着国王宣不宣战，百姓成不成婚。这句来自外域的名言使我理解了父亲的这一切，甚至理解父亲曾想把我百分之百地打造成一个标准农民的意图，包括态度强硬地为我包办了婚姻（女方理所当然是农村的姑娘，好在人好，婚姻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他的境遇，他所处的环境，特别是身置一个蔑视践踏文化、使文化人毫无价值的时代，使他看轻了子女们的上学，而把土地看得高于一切，看成是生活、生存的底线。
父亲还当过几年生产队长，他不会像别人那样图谋着怎么沾光，也不会光站在一旁指手划脚或找份轻省活儿耍奸取巧，而是越是重活苦活越带头去做。歇息的时候，就和大伙呼儿嗨啦的海聊胡侃，年轻一辈的人既喊他“高队长”，也敢没大没小喊他“老高”，可除了生产上正事正办，他就是不恼，也只有这时，他才是愉快的，尽管属于那种穷高兴。他当队长最让后人记得住常念叨的，就是带着所在一队的人马，连年于秋冬和夏天的雨后连年苦干，在沟下顺河道用石头券起拱形暗河，上面铺土垫地，使一河两岸的土地连接成最大、最平整、最产粮的“大寨田”。其他坪头地和山坡一垛垛的梯田，绝大部分都改造成外高里低的高产稳产田，以此寄托他的那个“黄土梦”。可是，那时多产粮食的先进生产队和村庄却因被多派公粮比后进村分粮还要少，父亲和我一家人的肚子一直因此而受尽委屈，父亲也一直在恓惶之中。
父亲唯一动用队长的权利为自己办事，是先后两度把自留地调换成梯田最靠上的一块地，那是被普遍认为最不好的地，有人认为他这是犯傻的，就是没一个说他是在搞特权。父亲这样做究竟是何目的呢？原来在他看来，越是靠山沿的地才越有改造拓展的余地：从靠山的一溜起石头挖下约二尺深去，再还进土使之变成地；起出的石头则将地边斜坡式土岸坎砌成竖直的石堰，填土进去，这样，地块里外都能多出一耙宽的地，多可以种几垄庄稼，加上施肥足，功夫到，差地在他手里变成了最好的地。这话，说起来就是几句，做起来谈何容易！不仅需要力气的源源付出，还需数年时间的积累。那时革命加拼命，时间抓得很紧，这些活都是肚里无食的父亲中午搭晌晚上搭黑干的。当然我只要在家，就必须跟他去捡碎石头，手稍一慢，父亲就会呵斥：“赶快拾，卖啥野眼！”有月亮的时候，父亲还去加夜班，溶溶月色下，他高高扬起的镐头划一道带风的弧落下，与石头相撞叮咣叮咣响，夜深人静时，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三）
父亲的生活有了亮色，是天下农村和城市的人都能够吃饱饭以后，我一家也不再为一张嘴而犯愁。
那时，我家集一家之劳修起了7间土坯的平房，搬离了窑洞，我们兄弟姊妹四个都各自成家，父亲和母亲单独过。按说，父亲完全可以种种责任田，带带孙子外甥，比较消停自在轻松了，可他却又在承包的土地上动起了大工程。
我村的土地按质量区分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田是南北走向的土崖峡谷下的河滩地，地平土肥产量高；二类田是土崖上的坪地，地大平整，易种省力，产量居中；三类田是山坡上的梯田，土壤较差且不耐旱，运肥收秋爬上爬下耕种费力，产量也偏低；还有就是等外地，是那种斜铺在山体上的坡地，大雨一来，跑水跑土跑肥力，产量很低，一般都种小杂粮或土豆萝卜等，捡着一个是一个。土地下户时，由于实行按人头分地，村人都倾向于要好地、近地，为此争得得红眉毛绿眼睛的，不得不在各类地搭配的前提下抓阄捻纸蛋来解决。父亲却一反常态，不惜浪费人头土地指标要了一块５亩大、离家３里多远、每亩定产只有50斤的一块等外地，他认定的理由就是这样的地有改造头，有潜力可挖。
已年近花甲的父亲又孑然一身在那块坡地摆开了大阵势，要把坡地建成好多块的梯田，使每块地变成平地。
那时我已经进了乡政府专职搞文字工作，偶尔回来，总是听妻子、母亲念叨父亲改造地的事，说起早贪黑不说，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中午饭都是用小桶锅带了去，中午就在山坡用柴草烧一笼火，热好了吃。我专门跑到那个坡连坡的地方去看父亲，只见一片厚厚的土层斜面贴在山坡上。父亲的工程是从下着手，用高处起出的石头在最下方砌起一道一人多高的石堰，碎石垫于最下边，上边最少垫起三尺深的土层。地块到一定的宽度，于上方再砌一道石堰，一块块地修上去。已经修好的地块，外高里低，绝对是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正修建的地，成一片就种一片，因季节差开，先成的种玉米，后成的种豆子、红白萝卜等，一块地闹得五花八门。为了提高效率，除了镢头、铁锨这些基础工具，父亲还借来了石匠用的锤钻、打石移石的老锤和铁撬，尤其还鼓捣来一辆平车用以拉运石头和土，铺开的摊子比过去一个生产小队修建大寨田的工程还大！
我和父亲说了好一会的话，不外乎说就你老两口过，吃住吃不住花这么大力气搞这样大的工程。父亲边吧嗒吧嗒抽老旱烟，边讲他的想法：土地承包到户，一定几十年不变，等于就成了咱自己的，咋就吃不住？将来我死了，也是你弟兄们一份遗产。力气是奴才，使了再来，你爹我不怕累着了，歇却能歇毛病来！“你给我记住、记死了，就算是吃亏，可哪个人是吃亏吃死的？不想吃亏，才处处吃亏！”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身上鼓胀着一种希望和力量，还有浓浓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属于男子汉的自信和尊严又回到他的身上。父亲的价值在有支配权的土地上，得到最大化的释放与体现！
父亲花费了几年工夫完成了这处工程，一共８块地，全部种小麦，因地势高，一年只种一茬，麦子收割后犁一遍地把麦茬翻到下边沤烂了，并在秋耕秋播前让购买了大队一群羊的姑表哥连着几个傍晚赶羊来“卧地”，使地表铺一层肥力大的羊粪，精耕细作后播种。那些年，父亲每年都打一两千斤的小麦，加上其他责任田的收获，不仅把粮囤装得满满的，父亲也因此最少连续三年出席乡政府的劳模表彰，把他从太钢回来最初那个梦，染出金光灿灿的色彩。
然而父亲却没在他人生得意的时光纵深里走多久。那年秋后他承包了一段出村道路的修建，七天承包量的工程他仅用四天就干完了，可突然发现咳出带血的痰。那时我已在县城工作，得知情况后赶快把父亲逼到县城医院，诊断为肺脓肿，经住院治疗明显好转。可出院后再次发现咳血，赶忙再度检查，治疗，数度到长治和平医院病检，癌症排除了，却越治越严重，以至于转移到右肩胛处，手术打开骨头都已腐烂了……我们彻底绝望了的兄弟姊妹四个，团团围着父亲，陪伴他最后的日子。父亲一直很平淡，说人迟早都有这么一回，再大的人物也躲不开。他不惦记我的母亲，知道儿女和儿媳们会善待于她。唯独让他纠结不已的是我那９岁便夭折了的小妹，他说后悔死了，因为穷，当时没有及时送进医院里，如果去的话，也就是两瓶水的事，她就有救了……
父亲进入昏迷状态，到了危重时期，我们给他穿好了送老衣，眼看气息越来越弱，可三天头上忽然又清醒过来，舌头发僵发硬说着含混不清的话：正经要死，一时还死不了，传出去叫人家笑掉大牙——你瞧他家，死个人好几天都死不了！我们几个不期他说出这样的幽默话，都捧腹大笑，可转瞬一个个哭成泪人……
父亲最终还是去了，埋在了爷爷脚头他一辈子也没有亲近够的黄土之下，时年65岁。打发了父亲，在母亲主持下我们弟兄每人分得父亲存下的不下千斤的小麦、玉米等粮食。作为老大，我领着兄弟和妻子、弟媳来到父亲耕种的承包地和新修建的梯田，我说这是咱们老子给咱们留下的最丰厚的遗产，咱们分了吧。办法很简单，大小块掂量，好中差搭配，一劈为二，你们妯娌两个捻纸蛋，抓住哪个算那个，原则是都享有一份。我特别缀上一句：“千万记住了，这些土地不光打粮食，父亲的为人做派、精气神在里边，像他这样做人做事，我们的日子就过得差不了！”土地分了之后，一连好几年，父亲用农家肥喂出的地比我们任何地块都结穗大，打粮多。后来我因全家都到县城生活，土地才渐次都转包了出去。但是，我仍有种有恃无恐的感觉，一旦发生大的饥荒或人生变故，有这些土地在，何所惧哉？
不知多少回梦到父亲，都是在田头地边，依然在不计辛劳地开田修地，把人生的全部希冀砌进石堰，掺入土中。
清明和其他上坟的日子，站在父亲坟前，我都想，父亲属于土地，如今能圆了他的“黄土梦”，也算酣畅淋漓、快慰平生了，能躺在这青山怀抱的土地中，该是此生无憾、心安理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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