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干妈

杜书文

我有两个干妈，一个叫赵妈，一个叫宋妈。过去，在农村有个乡俗，孩子过满月这一天，便要去撞亲，就是由孩子的奶奶或其他女性长辈，抱上孩子在村巷里撞亲，撞到的第一个人，便被认做孩子的干亲。听母亲说我那时被姨妈抱出来时，正好在巷口同时碰到了两个女人，所以便有了两个干妈。

在旧社会，由于我父亲在城里有生意，又是县上商界的头面人物，能说话，会办事。在村里人缘极好，也有一定的威信。赵、宋两家家境都比较清贫，自从和我家结了干亲以后，相互往来便十分频繁。他们经常在农忙时节帮我家春种、夏播、秋收、碾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也经常给他们以帮助，他家有困难，需要用钱便到父亲商铺的柜上去支。由于是干亲，他们每年过年都要给我送花灯，时头八节还要相互走瞧。我慢慢长大以后，每年清明节还要去上两家的祖坟。不仅好吃饭，还要分好多麻花、馓子、花馍、点心等，非常开心。宋家的干爸干着收购古旧书画的营生，我经常到他家翻看旧书，有用的还拿回几本来。赵家干爸做着卖元宵和炒油粉的生意，我常常被干哥哥领上到集镇上看戏，顺便吃干爸的炒由粉、喝熬稠了的元宵汤。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干亲家的关系相处非常融洽。

解放前3年，父亲就弃商归田，五二年土地改革开始了，依照土地改革法，根据我家财产土地情况，经工作队反复衡量，认为我家成分应定为小土地出租。但村里的一些人为了多分浮财，硬是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我家许多所谓的“证据”材料。极力要把我家划为地主成分。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工作队迟迟定不了案。我的父母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核对事实。为了防止通风报信，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外出活动必须请假。我那时正在县中上学，以往是由父母每周送馍，现在却不行了。过去一些和我家关系不错的人家，也迫于形势和我家疏远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为了解决我在学校的伙食问题，便悄悄找到了宋妈家，求她帮帮忙，每周在他家烙些馍给我送到学校去。可是宋妈一听这事，就像见到了瘟神，吓得脸上没了血色，哼哼唧唧，找了好多推脱的理由，连一口水也没让父亲喝，就把父亲推到门外，生怕连累了他家。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她还向另一派反映了我家一些不实之事，增大了工作队落实我家成分的难度。从此，两家极少往来。这让自尊心很强的父亲很有点想不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便硬着头皮来到赵妈家，试探着说明了来意。赵妈这人一向豁达耿直，说话做事说一不二，听了父亲的一番叙说，一口应承了下来。说：“娃这事你甭管了，甭怕！你家的情况我最清楚，只要工作队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村里那些人翻不了大浪。给娃送馍的事你放心，由我一手包了。”此后，每周不是干爸就是干哥准时来到学校给我送馍，不是白生生的大蒸馍，就是硬面锅盔，间或之间还送来油葱饼。并把我换洗下来的衣服也拿回去洗干净再送来。还叮咛让我安心读书，不要操心家里的事。父母对赵妈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慷慨帮助十分感激。（现在我已到了古稀之年，赵妈虽已去世多年，但两家的情分依然如故。）

1953年冬季，我家的成分终于在县委县、政府几位领导的直接干预下，维持为小土地出租，并且在行政村联合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以后不准再翻腾。这下村里人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特别是过去那些落井下石的势利之人，也主动上门示意讨好。而宋妈也许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过分做法，不好意思再登我家的门，远远照见父母不是有意回避，就是尴尬地点点头。两家关系基本到了互不往来的地步。我到西安上学以后，假期回家探望的总是赵妈。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就对我说：“你小时候宋妈对你还是很疼爱的，只是她在那件小事上做得有点欠妥当。这也不能怪她，那时，村里两派斗争很激烈，人都想着保护自己，想起来，她也没有什么大错，现已时过境迁，容人一步天地宽，况且她毕竟还是你的干妈，现在人已老了，带点礼物去看看她吧！……”。我认真想了想，父亲的话是对的，人常说：“君子一笑泯恩仇”，在一年的假日，我提上礼物去看了宋妈，她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龙钟老妪了。看见我，老人两眼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是激动、是忏悔、还是内疚？我除了安慰，还能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