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无悔一腔血寸草难报三春晖
张坤敏
今年的清明格外的沉重，我的恩师在二〇一一年三月四日去世，我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却不知从哪里写起。
我只知道他姓崔，名济民，河北饶阳人，年轻时曾用“向红”笔名发表过杂文，并因此坐牛棚，被发配在安国县（今安国市）偏远的崔章中学任教，至于他是哪所大学毕业，学的什么专业，他没有提起过，我也没有问过。
我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因为他自从教了我们这一届，就没有再教过课，而是升任伍仁桥中学校长，后又调到安国中学任政教处主任，最后退休在南王买中学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的岗位上。
一
我成为他的学生是在一九八四年，他教我们语文课。我是他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也是最调皮的学生。
记得那时学校要求我们七点到校上早自习，而我和另外一个从青海转来借读的王同学则每次都是七点多到。我的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看到我们终于出现了，便露出了微笑，伸出胳膊露出手腕上的表，让我们自己看几点了。那时，我们的脸皮好像很厚，竟不以为意地朝他做个鬼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过不了五分钟，我和王同学就又从教室出来，直奔操场北侧的厕所。其实，也不是上什么厕所，而是因为河北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时间要到了。王同学有个袖珍收音机。有一次，他试图拦住我们，那个很高傲的王同学便不屑地乜斜了崔老师一眼，扔出一句“女生上厕所也管呀？！”，然后毫不犹豫地冲出去，我也像跟屁虫似地尾随着。
我的人生观的巨大转变，源于一次崔老师的作文课。他给我们讲了当代保尔张海迪的故事，海迪那句发自肺腑的呼唤“给我一份工作吧，我不要工资！”震撼了我的心灵。一个残疾人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映射出我这个身体健全人灵魂的卑琐。我积极行动起来了，主动承担班内工作，学习也日渐刻苦，立志考取大学法律系，将来当一名为民伸张正义的法官。
一九八五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当时已升任校长的崔老师，建议学校开个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六周年的联欢会，崔老师把信拿到教师会讨论并通过。这一年的青年节，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在全校联欢会上，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表了《历史赋予我们的……》演说，崔老师在我的演讲稿上批了一行让我一生都难忘的话：“这是八十年代的希望之光，尘埃中的明珠！”。
但这种春风中的行进没过多久，青春的烦恼便不期而至。一个男生要求看我的演讲稿，并在演讲稿旁边写了与我不同的意见。由于这个男生在写旁批时遮遮掩掩、躲躲藏藏，被另一个男生误以为写情书并开了句玩笑，于是两人发生了争执，最后竟动了手。打架的事轰然传播开来，越传越离谱——两个男生为争夺一个女朋友打架。我百口莫辩，走到哪里都被同学们指点。我找到校长室便泪如雨下。
崔老师听完事情经过，利用下午自习课召开了全体高中生会议，澄清了事实真相，批评了造谣中伤的恶劣行为，整学风，树正气。我感激涕零，八十年代有句流行语“理解万岁”，我觉得崔老师亲比父母。
一九八五年六月，我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成《给老师画像》寄给《中学生》杂志社，参加该社与《中国教育报》文艺部联合举办的“我的老师”征文活动。九月十日，在中国法定的第一个“教师节”，我的文章发表并荣获联合征文一等奖，给我的恩师献上了一份他最喜爱的贺礼。
二
一九八六年，崔老师调到安国中学任政教处主任，我也在他的帮助下转学到安国中学文科班。由普通中学转到重点中学，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最差的，但我无疑是班上学习最刻苦的。八七年高考，我的思想压力过大，从考前一个多月我的食欲就很差，考前两天到考试结束，我五天之内未能进食，发挥失常，自觉考取本科法律无望，填报志愿时，在专科段随便填了个河北大学法律专业，中专段填上了并不可能被录取的河北劳改警察学校（我身高不够），希图落榜后复读一年，朝自己的理想再冲刺。
高考成绩公布了，我的成绩454分，省属专科线456分，地区属专科线439分，中专线399分，我的高考作文《让虎添翼》被省教科所选中，作为优秀作文刊登在8月6日《河北日报》上。
崔老师冒着酷暑，从安国县城骑自行车三十多里来到我家，问我报了那些志愿，当他听说我报了个不可能被录取的中专时，很焦虑：“今年你五天没吃饭，明年也可能十天吃不下饭，有上大学的机会就争取！”。
我的父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对报高考志愿提不出建设性意见。崔老师问我在专科段填没填服从调剂，我说填上了，但第二志愿录取希望非常渺茫。于是，他又冒着酷暑，拿着我发表过的文章等材料，骑自行车返回县城，再坐车一路颠簸到保定市招办，咨询有没有希望破格录取。
一九八七年八月底，我接到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老师劝我说：“你有文学天赋，从事教师工作正好有时间和精力搞写作，鲁迅、叶圣陶都是边教书边写作的，思想工作对社会的推动力更大。”我也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于是坦然接受了当教师的事实。两年后，我被分配在安国最偏远的南郭村中学任教。
三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的一天，崔老师骑自行车三十多里来到我的单位，这次，他给我带来个好消息，他自豪地告诉我一件事：他和作家魏巍有联系了，他们之间已通了几封信了。老师叮嘱我多创作些文学作品，他寄给魏巍斧正后发表。
原来，十月的一天黄昏，崔老师从安国回家，在南楼底村南的路上，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吃力地提着一个兜子在赶路。看天色已晚，一个小姑娘在这荒郊野外行路，正直善良的崔老师便主动上前问小姑娘去哪里，需不需要帮助。小姑娘说是要去枣营村。崔老师想，从南楼底村到枣营村至少还有十五六里路。于是，他告诉小姑娘，自己是安国中学的教师，家在茂山卫村，让小姑娘消除顾虑。这样，崔老师便把小姑娘送到枣营的家。他并没有留下姓名。
几天后，小姑娘的哥哥找到茂山卫村，寻找一个在安国中学工作的教师，村民便自然想到了他。原来这小姑娘是作家魏巍家的保姆，巧遇崔老师，回北京后告诉魏巍路上的事，魏巍很感动，便让小姑娘的哥哥打听好心人的具体名姓。
又过了些天，崔老师便收到著名作家魏巍的亲笔信，于是两人很投缘地书信交往起来。崔老师把这当作我能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绝佳时机，五十多岁的他冒着严寒，骑自行车三十多里到我单位，鼓励我课余时间搞创作。
我最终还是辜负了恩师的希望，因为我结了婚，生了子，随之家务缠身，随之丈夫下岗，又随之债台高筑——我的婆母患老年抑郁症两年，在北京治愈后，没超过半年时间，又罹患癌症三年；继而公爹又患脑中风瘫痪在床五年。巨额的医疗费、养家糊口等完全仰仗我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再加上大姑姐在我伺候老人方面鸡蛋里挑骨头，搬弄是非，家庭矛盾重重……内外交困，使我的精神几近崩溃。我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看不到希望和出路。同时，我所在的南郭村中学由于地处偏远，师资力量薄弱，学生流失严重，综合评估位居全县末位。尽管我兢兢业业十三年，也只在二〇〇二年获得了一次政府颁发的“中考教学质量综合评优一等奖”。
我在绝境中挣扎，我的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十三年期间，他曾无数次拿着我早年发表的作品到县文联、县教师进修学校、县实验中学等单位游说，虽然都以无力回天而告终，但我的老师从来没有放弃铺平我前路的努力。二〇〇二年，他终于让南王买中学的王校长了解了我，并在王校长的帮助下，把我调到南王买中学高中部。我终于逃难似地来到老师身边，这时，我的老师已在这所学校退休五年。
四
崔老师退休前在南王买中学担任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职务，退休后他并没有离开学校，依然居住在教工宿舍楼里。
南王买中学教工宿舍楼和教学楼之间只是隔了一道一人高的铁栅栏，自教工宿舍区直接就可以看到教学区发生的一切：学生们嬉闹蹦跳、活泼可爱的身影，教师们端庄典雅、潇洒从容的风姿，上级领导检查督导教学工作来来往往的车辆……
二〇一〇年九月，崔老师的孙女考入安国中学，因为她很不习惯学校紧张的住宿生活，刚入学时经常吃不饱饭，儿子、儿媳工作忙，脱不开身，所以师母打算住进在安国市区买的房子，这样孙女就能够走读，早饭、晚饭能吃好点。没想到，无论大家怎样做工作，一向疼爱孙女的崔老师就是不肯去。他不去，师母就得留下来照顾他，因为他已经得过两次严重的脑血栓了，现在只能勉强拄着拐杖走动。
要不是老师的突然离世，我们根本没人理解到他的校园情结。他过世后，我悲伤之余，静下心来思考老师所有反常行为的原因——
每天，我的老师都会从教工宿舍楼里拄着拐杖走出来，步履蹒跚地走到铁栅栏边，神情怡然地望着教学区，站着累了，就在栅栏附着的矮墙墩上坐一会儿；然后再吃力地走到操场边，在甬路上远远地看学生们上体育课；有时又走到食堂附近看学生们打饭、洗漱……目前学校里的学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拄拐杖的老人是谁，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老人总微笑着目送他们来来去去……学校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的老师都看着那样亲切，割舍不下。
我的老师最后一次拄着拐杖到我住的教工楼来，是问我南王买高中撤并的事是不是真的，我很欣喜地告诉他是真的：县长、教育局长亲自来学校宣布的，三年内分三批把这儿的教师调进市区，这儿不再招生；这是农村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必然结果，教师们大多数在安国市区买了房，许多农民也在市区买了房，这所拥有五十多年历史的乡村高中招生也面临种种问题……我虽然没在市区买房，但也因为有机会离开偏远乡村到经济文化发达的市区而喜不自禁。
现在想起这些我是多么心痛，痛极了我便用手拧自己的嘴巴。我是多么得愚蠢透顶，自以为很懂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在恩师面前高谈阔论什么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大谈特谈撤并南王买高中的合理性，说了那么多让老师失魂落魄的话，我作为他付出心血最多的关门弟子，竟丝毫没有理解老师上楼来印证此事时他心中的那份惆怅、悲凉、感伤……
当年，我的老师调到这所学校任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时，这儿只有四个高中班。他和张振坤校长带领师生努力打拼，使校风校纪焕然一新，教学质量综合评估在三年内迅速进入保定市普通中学前五名；他协助继任的王海英校长奋斗九年，使王中走向辉煌，招生达到千人以上，综合评估进入保定普通中学前三名；退休后，他继续为学校招生倾尽心力，他从茂山卫村招来的学生马亮考入清华大学，使南王买中学在焦建军任校长时达到鼎盛。
现在，曾经携手并肩的张校长去世，叱咤风云的王校长调进教育局，声名远扬的焦校长成了安国中学掌舵人。而我的老师，在人生的深秋里，偏逢了学校撤并的沉重。孤独、落寞、沧桑、悲怆自然充斥于他的内心；而我，不但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感受，反而言辞凿凿，句句化作钢刀，刀刀刺痛老师流血的心。
五
学校的搬迁对我的恩师是一个打击，我即将离开他的视线对他也是一个深重的遗憾。我突然想起我父亲在我找对象时说过的一句话：“就选咱村这个吧，你从婆家去学堂，过来过去我能看见你……”。父亲为女儿找婆家的条件很简单，简单得让人流泪。要撤并南王买高中了，我恩师的心愿却没能说出——也许是他看到我那样喜笑颜开不忍心打搅我欢乐的心情吧，也许是他真正希望我远走高飞做一番事业吧。
在恩师去世后的第七天，我和他的子女一起去上坟。在去坟场的路上，他的大儿子对我说：“今年正月下雪后，我爸举动就很异常，他整理了自己的证书和喜爱的书，有好几次问我哪个窗户是你家的，我告诉他后，他经常去厨房，朝你住的那边望，我们怕他摔倒，不让他去，他还为这事和我们闹气……”
我顿时泪流满面。从他家厨房望我家，距离就近那么一点点，就为了这一点点的距离，双目昏花、体态龙钟的恩师，竟然冒了这么大的风险！雨雪阻住了他出门的脚步，在他出事前的几天，他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有多少心里话想对我说呢？我是他从教三十多年数以万计的弟子中离他最近的一个，当我不能承受生活之重时，曾无数次向他倾诉，他是我忠实的听众兼导师；而我，却没留一点点关心给恩师，没给过恩师一次诉说的机会。
因为恩师的腿脚不灵便，而我家的楼层又高，地板砖光滑得很，恩师的家人是不允许他上我家的。偶尔他拄着拐杖上得楼来，我往往又要去办公室备课，去教室上课。即便是周末，我能抽出时间去看他，我也只问问他身体状况如何，吃哪些药。闲谈不过五分钟，我便与师母及他的子女聊天，恩师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听，高兴了，他就笑笑；不高兴了，他就起身回自己的卧室。粗心的我从来没有注意，我的哪些话会惹得恩师不愉快。甚至有时，恩师与师母发生了小的矛盾，师母向我诉说她的辛苦委屈，我也就顺着师母的意思去给恩师做工作，向他一再声明：有师母的照顾，他是多么地幸运；气病了师母，后果是多么不堪设想。恩师也从来不会在我向他侃侃而谈时辩解什么。现在想起来，我才觉出，我是多么地自以为是，我自始至终忽略了恩师的心理诉求。
八年了，我来到恩师身边。我匆匆地穿梭在教工楼和教学楼之间，我的恩师，拄着拐杖，微笑着看着我匆匆地来去。有很多次，远远看到恩师拄着拐杖的身影，我没有迎着上前去问好，而是绕道避开恩师的视线。因为每次看到他，我内心的愧疚便油然而生，恩师赏识我的文学天分，而我二十年来，却似江淹失锦，一文不发。
“等我所有的烦心事都过去，我一定静下心来写点东西，让我的恩师看到一颗他托起的新星……”，这份我心底重复千百次的承诺，再也无法兑现了。我的恩师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摔倒了，住院了；在我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去世了……他突然撒手尘寰，而他心中的这颗希望之星，依然没能升起……
当我赶到他在安国县城的家，跪在他的灵床前，任我怎样摇晃他，呼唤他，他再也不回答我了。
六
我的恩师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他们遍及大江南北，渉身各行各业；而他倾注了无限心血、时刻放心不下的、最没出息的我，唯一能做到的，是为他守了三天灵。
从他安国的家到火葬场再到墓地，我失声失态地痛哭了几十里路：诉不尽的哀伤，诉不尽的愧疚……我再也没有机会倾泻在他面前了！
我的恩师迷了路，在不该走的路上走得太快了；我的恩师用这种出我想象的方式，堵住了我报答他的路，也永远堵住了我的心，使我每想到他为我付出的一切，便泪流不止……
在恩师殡葬的三天里，已升为教育局局长的原南王买中学王校长，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师母及其子女；已调任安国中学校长的焦校长，从安中调派后勤人员帮助料理丧事；有许许多多知道恩师病故消息的教育界同仁、学生及其子女，从四面八方赶来吊唁，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奉上自己的尊敬和哀思。
我的恩师生前寂寞，身后却并不冷清，不知这些能否告慰他远逝的灵魂？
二〇一一年四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