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一进腊月（中国农历的十二月），母亲就爱叨咕一句北京童谣：“老太太老太太您别馋，过了腊八就到年。”腊月八日那天，她用各种米、豆、干果熬出香甜黏糯的腊八粥，喝起来热热乎乎，回味无穷。喝上腊八粥，即意味着快过年了，于是我就天天翻着日历数日子，盼望着“年”的到来。
腊八以后的节日是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民间称之为“过小年”。灶王爷姓张，正式官名叫“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他主管中国人的家庭事务，被尊为一家之主。传说他平时把一家人在一年中所犯的过失，都用蛛网、塔灰（中国北方方言，指附着在蛛丝上从房顶垂下来的线状灰条）记载在房间顶棚和墙壁上。腊月二十三，他上天向玉帝汇报，到大年三十除夕夜，带领天兵天将回到人间，按所记的“黑账”来惩罚有过错的人。但聪明的中国人有对付他的办法：先在二十三这天用糖稀制成的“糖瓜”祭灶，把灶王爷的嘴巴粘起来，使他只能为自家说甜蜜的好话。然后在祭灶之后开始大扫除，把屋子里的灰垢统统扫除干净，以“销毁罪证”。这样灶王爷回来以后，丢失了犯罪记录，惩罚一事只好作罢，继续为这家人赐福降祥。这就是灶王爷神龛两旁对联所说的“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我家虽不信这一套，也从不供奉灶王爷，但“过小年”吃一顿好饭，放一挂鞭炮，还是从俗的。可见“吃”实在是中国人最顽固的“民俗”。无论多么神圣的日子、多么高雅的事件、多么自命清高的人，“吃”都是永远挥之不去的魅影。
灶王爷收受了人间贿赂，醉醺醺地上天“言好事”去了，地上家家户户则开始了一项在当时相当艰苦的劳动——扫房。
旧时说中国年俗，有这样一则童谣：
二十三，糖瓜粘（音zhān）；
二十四，贴对子；
二十五，烤白薯（甘薯的北京叫法）；
二十六，炖大肉；
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用发酵的面粉蒸各种吃食）；
二十九，喝烧酒；
三十晚上熬一宿（音xǐu）；
大年初一撅着屁股扭一扭。
所谓“二十四，贴对子”，就是说在二十四日这天要搞清洁卫生，然后张贴年画、对联之类的装饰品。那时我家住在老旧的平房，俄语里有个词叫“Фанза”，大约就是直接从中国话音译过去的。这种房子墙壁潮湿，内墙粉刷的石灰、大白（用来粉刷墙壁的白垩土），用扫帚或鸡毛掸子一扫，就哗哗地往下掉灰皮粉末。所以扫房首先要把自己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再用旧报纸、破被单一类的东西，把家具遮盖上。抡起长把扫帚挥扫一番之后，整个人灰头土脸、须发皆白，成了西方的圣诞老人。而这项工作的艰苦还不在扫房，而是扫房之后的收拾。先是擦洗家具，然后清洗自己，最后还要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进木盆搓洗干净。所以腊月二十三一过，也是街上的公共浴池最忙、最拥挤的时候。那时很多中国平民家里是没有浴室的，年前都要到公共浴池去排队洗浴。实在工作忙没时间，或排不上队的，只好在自己家里把火炉烧旺，蹲在大木盆里洗个热水澡。洗得干不干净难说，反正主观上做了沐浴净身，算是把污秽留在过去，以清新的面貌来迎接新年了。
扫房、贴对子之后几天，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年夜饭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年夜饭可能是普通中国人家庭一年中最好的一顿晚餐。胡同、院子里到处飘着炖肉、蒸馍的香气，吊人胃口，引人垂涎。童谣中“二十五，烤白薯；二十六，炖大肉……”那一套话，就是说的这几天家家忙碌筹备年饭的情况。我家人口少，没有那么多菜肴可做，母亲最主要的工作是蒸豆包（即用发酵好的面团包上豆沙馅蒸成的甜饼）。她自己用红小豆（俄语：Угловатаяфасоль）制作的豆沙（把豆子煮熟后去皮碾成豆泥，再拌以红砂糖），是当时邻居中做得最好吃的。当煮得烂烂的红豆糊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发出阵阵甜香，令我至今魂牵梦系的“年味”，就随着那锅沿边升腾的雾气，幽幽地飘逸出来了。
经历了大约一周左右令人精疲力竭但又兴味十足的年前劳作，除夕夜终于在一阵紧过一阵的爆竹声中，在家家门前红灯笼、红对联、红窗花的红光喜色中，姗姗降临了。旧时中国人的除夕夜，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祖拜神。这风俗，在鲁迅先生的小说名篇《祝福》中有描写，在今天许多农村地区还可见到。但我家没有这些讲究，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过革命化春节”的政治导向，也不允许这样。因此，我和母亲两人的除夕夜，不过就是吃一顿母亲精心制作的美食而已。
饱餐之后，人口多的人家往往要摆开牌桌，打上一通宵的“麻将”或纸牌。北方家庭还有家人围坐在一起，包初一早上吃的“素饺子”（用蔬菜、豆制品做馅的饺子）的习惯，以求一年“素素净净”，没有邪恶之事。这就是童谣中所说的：“三十晚上熬一宿”，正式说法叫“守岁”。中国人几千年宗法制社会形成的民族心理，无论天涯海角、富贵贫贱，四方游子都要在这一天赶回家中，举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这就是某年央视春节晚会上一曲《常回家看看》响彻大江南北，感动亿万中国心的原因；也是时至今日，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年年令中国铁路几近崩溃的“春运”这一人文奇观的历史文化根源。
我家在本市没有亲戚，所以没有家族团聚的热闹。但我家房子在当时相对宽绰，加上母亲好客，我爱神聊，总有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来我家聚会。清一色的男孩子，三十晚上聚集一堂，在中国人看来是很吉祥的事情。再加上邻居家几个女孩也来凑趣，用今天流行歌曲中的话来说，真是“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呀，比什么都快乐！”我们一起打扑克、下象棋、讲笑话，喝茶、吃糖、嗑瓜子，比起今天呆坐在电视机前围观已成“鸡肋”的“春节联欢晚会”，要更自得、更互动，也更温馨。“熬”到午夜零点，大家到院子里放迎新鞭炮，然后分享母亲煮好的宵夜——“汤圆”，分吃几个象征平安吉利的苹果和橘子。到后半夜实在太困了，就一起和衣躺在我家床铺上小睡。想想七八个男孩枕藉一床的样子，今天仍是美好的回忆。
除夕夜的觉是睡不踏实的，还没天亮，就又有人放起了开门炮，炸响震耳、硝烟刺鼻，让你不得不起床。再说，这时往往就有人来拜年了。这就是童谣中说的：“大年初一撅着屁股扭一扭”。我儿时比较内向，对串门拜年、说虚情假意的“拜年话”很不情愿。为鼓励我的积极性，母亲总要说一通“家里第一个来拜年的是小男孩，会给人家带来好运”之类的话，让你感到使命神圣、义不容辞，而无法拒绝。我只得十分勉强地到平时关系比较近的几家晃一圈，然后就找个借口，溜回家来了。母亲则要拿出她每逢过年才肯穿的好衣服，跟相熟的婶子大娘一起组成团队，浩浩荡荡地到邻居各家去拜年，一走就是大半天。中华文化自古重伦理人情，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孔孟之道，其核心精神是一个“仁”字，“仁”字的字形是两个人，讲的就是人际关系。故中国人过年不是去教堂向上帝、神灵忏悔，而是要以到人家拜年来联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许多以往的误会、摩擦或齟齬，往往通过一声拜年的问候而悄然化解；许多相互帮助欠下的人情，也借拜年的机会表达感谢和报偿。这里的奥秘，我也是在长大之后，在步入社会多年以后，才慢慢悟到的。
过年，实在是中华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过年，也实在是凝聚中国人心的最佳熔炉。无论离家多久，无论身处何方，只要时时想到“过年”，只要时时记得那浓郁的中国“年味”，你就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