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近古稀，身体却健朗，是个瘦小精干的老头儿，头顶秃光，像犁过多少遍的田地，如今，连根庄稼茬也找不到了。我佩服父亲，他可以沿着一掌宽的高墙走个来回，如履平地；他可以顺着溜光的铁杆在你愕然中轻松攀援。过去行，现在也行。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盖了一辈子的房。那几件手头工具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为自己盖，为别人盖。他的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小心谨慎地托举着自己花园中的小小风景。
走出童年已经很久了。当我静下心来再次推开儿时的门，我就又看见父亲还半蹲在屋顶，一块坯一块坯地垒着高墙，一片泥一片泥地抹平房顶。他哼着歌盖起了自己的第一个安乐窝。冥冥之中，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小男孩手提录音机，摇摇晃晃地爬上山坡，走近房子。他就是我，那年，我才四岁。之前，父亲因为家庭成分不太光明，在当地被人指指戳戳，便见不到光明，只好背井离乡，来到内蒙落户。我家一直在租房，居无定所，我和弟弟都出生在别人家的炕头上。记得房子很高，盖在坡顶，遥望就像是一座孤独的庙。屋子就这一间，玻璃七拼八凑、大大小小、薄薄厚厚，好像很没规矩的样子。房子没顶棚，不过，椽岭却是直的，像年轻的父亲简单而有力地笼住自己的一片天地。房屋很丑陋，却很实用，平时住着也惬意、舒适，阳光毫不吝啬地泼进来，暖烘烘的。月光也洒进来，清清幽幽，铺了一屋子的银。没有电视，我就靠着父亲听录音机。最怕，临近年，便是临近年关，我的一双小脚就冻得像煮熟的肘子一样深红，发紫。我便报怨父亲没本事，盖间破屋子，父亲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望着我，那目光像用精火提炼过似的一般深刻，然后把被子裹在我脚上，说：“将来盖间好的。”后来。后来，就变成了两间、三间、四间，围了院墙，土坯做的，是父亲亲手用模具脱成的。虽然是土坯，却能在风雨中挺着，一挺就是三十年，不倒。里面很温馨，刷白的墙壁上挂起了风景。青山绿水，长鸿排阵，燕雀掠波，游船如织，柳下美人……这一处处胜景就出自父亲一对爱美的眼睛，一双奇巧勤劳的手。父亲用笔把带着色彩的憧憬图从心中搬上了四壁。家里像挂了孩子的笑容一般喜气，像牵住了阳光一样暖气，可不，冬天再也没有冻疼我的脚。一住就是十年，十年就是一条线段，两个端点就是可以撑起家庭的父亲与母亲。
十年后，仿佛是个落雪化雨的早春时节，雪花、雨丝默默地投进泥土，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全家人坐着卡车穿破雪原的曲折、深邃，像风雪中的种子，扎根大同。老舅住进了房子，房子却永远住进了我的心里，一直老，成为一句挂念中的老话。
记得暮色苍茫中，村子亮起几盏灯，喘着幽幽的气息。拉着我们的车顺着夕阳下沉的方向挤进了夜色，筛豆似的颠簸着进了村子，在昏暗的灯下，伴着几声萧萧地犬吠，我们落户了。除了陌生，更多的失落与慌恐，尤其是晚上，我稚嫩的心灵就陷进了无限宽广的暗里，所以我渴望白天那掬金色的阳光，甘愿没有夜晚里的星星和那些牛郎织女的故事。不管是什么颜色的风，什么温度的风，我始终惧怕它拉动枝叶飒飒地响，因为它没有根，流浪的，没有根就是凉，会吹到人的骨头里。
房子又是租的。房东东边两间，我家租用西边两间，寄人篱下的滋味是阴郁的，像茂林中灌木丛，渴望阳光的怜悯。房东是个讲究的人，我们活泼惯了的性子就得收敛，小声说话，小心玩耍，即便这样，父亲还常常教育我们要争气。我忧郁的性格可能就是那时形成的。
自从搬迁到大同，父亲就顾不上盖自己的房子了，而是拼命盖起别人家的房屋来。他很少哼歌了，那个录音机就落满了灰尘，一尘尘覆盖上去，不管是人还是物，失宠就是孤独的，像件古董。一天当中，我只看到父亲是如何进门的，那是晚上，有时很迟才回来，叮叽当啷地把工具往下一扔，长舒一口气，或者叫“叹”，意思却很复杂。但在我心里却划过了灰色的痕迹，多年后还顺着时空传过来，引起我的思考。直至我也成为父亲，成为家里的中流砥柱，才渐渐悟到父亲的叹息声的分量，那是担子压在身上走失的真气，搞不好，会使人精神和身体一天天垮下来的。回到家，父亲也很少说话，他草草地吃上几口，就带着满身的泥土囫囵着身子躺下了。在他周围抖下一圈泥土印迹，在堂屋都能闻到处理加工后的泥垢的味道，再加上汗水做佐料，味道很怪。
父亲在工程队盖房子，永远是满工，从来不缺勤。他常常对母亲说：“孩子们大了，房子还没着落。”但我觉得他更像在自言自语，很多时候，母亲并没有在意，更不去搭腔。即便是阴雨天，工地无法开工，父亲也不闲在家里，穿着雨披去工地走上一遭。他绝不让“大概不上班，可能不开工”在心里蔓草似的滋长，以至于荒了正事，挣钱就是他最为正经的事。
两年后，父亲又摞起票子买了房。人们咂嘴赞叹说：“郝师傅，两年的时间就买房，你真行！”房子已一大把年纪了，土房土墙，与大地俨然一色，驮起背，像很能撅起屁股低头咳嗽的样子。我平躺在炕上，有时会听到纸糊的顶棚里大块的泥土砸下来，槌鼓一般有力，还能听到老鼠毫无顾及地溜达声，老房子的顶棚竟然成了鼠辈的游乐场。父亲说，闲下来盖几间新房。
时光总把诸多艰辛浓缩成一个点。等父亲闲下来时，我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父亲也是花甲之人。他并没有闲置在家，只不过又把盖房子的阵地全盘做了转移，盖起自家的房子，他说，盖自家的房子就是一个永恒的梦想。父亲把手头的几个钱统统买了砖头与椽岭，在院子的南面又要盖房了。打地基就是一件艰难的事。先用镐头抛下四四方方的坑，又需用石头有模有样地垒成石基，要比地面高出一米。父亲说，打地基就要向长远考虑，这样盖起房子几辈子都不用重新动工。他这样说，盖房子就有了难度，石头从哪里来？老父亲并不服老，六十几岁的人，放开毛驴车练起了农用三轮车，能上正路了，就把车开到了远处，更远处，找到了石块，一块一块地搬上车，一车车运回来，一块一块扔下去。他常常磕破了头，磨破了手，粘了药胶布就重新上阵，就是没让手头的活慢下来。村子里闲散在家的年轻人见了，便有颇多感慨：“这么大的年纪，干出这样的活，真是神了！”他们出神地望着父亲，像瞻仰一本藏着奥秘的圣经。父亲也不谦虚，笑着和年轻人开玩笑说：“神吧，要想日子甜，就得神点。”
地基打好了，便是砌墙。拉线、和泥、搅灰、搬砖、搭架、垒墙，从始至终，没有雇用过一个人，父亲就是总指挥与主要劳动力，母亲就是尖头兵。起先，有院墙围着还看不出什么，后来，房子的几堵墙就远远高出了院墙，闲暇之余，人们就围过来欣赏，父亲像骑着高头大马一样英俊地骑在墙头，像耍件玩具似的摆弄着砖头。撒灰，放砖，再上一层。村子里的人传开了，父亲成了家家户户茶余饭后的焦点，人们总说：“近七十岁的人了，两个胳膊两条脚的，也不见什么三头六臂，五间砖房就站起来了。简直是神话！”那年，我们全家老老少少就在新房子里过年，家里春意盎然。
父亲和拜年的人说，搬过年再把正房西边的两间拆掉，起两间大的。我以为父亲只是一时兴起，话说过头了，便不去理会。谁知，寒气刚刚松了口劲，仿佛又是个雪化成雨的日子，父亲就拆了西边的两间。我再三劝阻，父亲却说：“趁我老骨头还不酥软，就将来给你们留点有用的吧。”这话一出口，我的眼角就浮起两团云，心里像给足了盐的酸菜不是滋味。父亲执意去做的事，火车加足马力也拉不回来。动工了。盖这两间房可比不上从前轻松，家里已没有一块砖了，父亲又驾驶着三轮车来到城里，把拆迁下来的墙砖一块块扔上车，拉回家，再用斧子、瓦刀把砖上的石灰、水泥砍掉，一块块摞起来。直到院子里里外外挤得尽是砖，连个落脚处也没有了，才开始施工。我知道，自己是说服不了父亲的。他不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只要他乐意，做什么都有模有样的。干脆我也下手为父亲加油吧。只要有时间，我和父亲就上上下下地忙活起来。
父亲真的没有老，我望着父亲从手臂粗细的搭架上穿梭过去，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可他却活像个快乐的精灵，来来回回地搬运。父亲有使不完的劲，哼着曲子“吱呀，吱呀”几下，就利用滑轮把灰运到了高处。最让人头痛的是架起中梁，它是屋子的脊梁骨，岭必须得粗壮坚实，它是要挑担子的，像一家之主，有了责任就得承担一辈子，直至整个人朽去。这样的梁是有分量的，位置最高，抬头一望就有几分恐惧。这根岭一抱之多，怎么上？我对父亲说：“这回不找人是上不到顶处了。”父亲坐在岭上，不声不响地吸起了烟，好像与那根岭进行智慧的交流，半支烟的工夫，他说：“听我指挥就成。”只见父亲把岭滚到墙边，在岭南的两头都拴了绳子，然后，让我和他骑着墙头一同拉起绳子的一头，“哧——哧——”，岭扶着墙体摇摆着站起来，这头就趴在了最下面的一层架子上，我俩又骑在对面的墙头使劲，岭的另一头也上了搭架，几经辗转，一根难以撼动的梁就位了。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放好了另外一些椽岭，放在高处仔细端详，才发现这些椽岭不像从前的那些有精神，驮背弯腰，一副饱经风霜后老朽的样子，但它们却不屈地举起又一个高度。我很少敢夸父亲，父亲从小就告戒我不能当马屁精，方就是方，圆就是圆，可我这次的确很激动，“爹，怪不得人们说你神了，你可真是神了。”父亲却正经起来，说：“神吗？要想神，在事情面前就得动脑筋。”父亲的话，我牢牢地把它钉在心房里，高高地悬起来，在我走了弯路折回来时，进进出出都可以看到。
房子已经俊模俊样的了，西边是还没有拆掉的老屋，紧挨着它们的就是刚刚挥汗如雨盖起的两间。那老房子，里面还顶着歪歪斜斜的柱子，最怕没落的秋雨像喝高了似的耍性子，纠缠不清，外面下，屋子里也得下，时常修修补补，在岁月里硬撑着。
那一年，父亲笑得最灿烂，像一大朵开旺了菊花。他老是疾疾地笑，笑什么，不知道，只是笑。
我也望着这前前后后浩大的工程，看着看着，就走进了童年，走来了年轻的父亲，还走进了饱经风雨的老屋，推开它的门，一间、二间、三间，我就站在这片苍老的风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