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祭水
瓮安采风的第一站是江界河。
夏末初秋的太阳特别炙人，下午二时许，我们顶着高天热辣辣的太阳，驱车直奔当年红军长征强渡乌江的江界河渡口遗址。
车子向西北行驶，约40公里，经一小时左右我们便来到了江界河渡口的南岸坡头。
此时，太阳白晃晃地灼人。让人难以睁开眼睛。放眼眺望，高空迷蒙，远峰低垂，山脚蒸腾着一湖瀚海烟波。
不敢相信，这就是乌江了。
再沿着崎岖的公路折转曲下，就见得不远处的青峰巨石之上，赫然勒着杨成武将军手书的“乌江天险”四个漆红大字，笔力遒劲，刻工古拙，沧桑有时。
再前行，几间低矮的棚舍和几丛荒草荆棘之间便立有一通“红军抢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的纪念碑，这是当年红军主力和毛主席就此强渡乌江的标志，也是电影《突破乌江》所再现的红军强渡乌江战役的遗址。
好生纳闷，这一通“战斗遗址”纪念碑，想来应是立于当年江界河的渡口之处，如今何故见于半山之腰？
人世间总多未料沧桑，许多人事、物事都会因了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显然，江界河一战的“遗址”也已绝非当年的渡江之地—江界河渡口了。从绝对高度来说，由于江界河水位的大幅抬升，当年的渡口显然已沉入了“淹没区”百米之下的江心。
瓮安县文联的同志说，这是由于构皮滩水电站的修建、动迁、后靠、上移的结果。
显然，我们现时凭吊的“遗址”，已不再是当年红军的渡江之地。
大江虽在，今日之江却已不再是昨日之江矣！
有资料显示，乌江乃贵州的第一大河，由西南向东北斜贯省境，把贵州切割成南北两部。两岸山高崖绝，陡峭的山岩动辄高达数十丈；江面宽处多达200余米，最窄处也有数十米。水深流急，漩涡如沸，险滩重接，白浪翻腾。便自古就有“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的俗谚。
江界河即是乌江流经瓮安县境一段河流的称呼，属于乌江的中游。由于瓮安河即瓮水在此与乌江汇流，清浊分明，故称“江界河”。
旧时，江界河边有村，曰“江界河村”，因村里多犹姓，又名“犹家坝”；村旁有渡，曰“江界河渡口”，是瓮安北上通往遵义的要道关津。
当年，从南岸下到江边渡口，要走10多里的陡峭山路；过江后还得爬行10来里的小路，才能上至通往遵义的大道。由此，“江界河渡口”就成了勾连起这条江水南北两岸的重要关隘津口了。
史载，“江界河渡口”开渡的历史远自于唐，距今已有1000多年。过去，这里曾有许多历史遗迹，有古碑、古驿道、古栈道、古渡口和摩崖石刻等，曾记录着古代先民们生存、发展和繁衍壮大的无限艰辛。
时光走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前，我有幸能站在黔南瓮安这个叫做江界河渡口的地方，静下心来倾听一截历史跳动的脉搏心音。
抚摸一截衰草，捧起一握江水，叩问一颗石子，拂开一缕烟尘……一切完全出乎意料。青峰江水依旧，硝烟战马已远。我在冥冥中追赶着一群头戴八角五星帽子、脚穿草鞋、腹果南瓜红米饭的大兵们的脚步，走进七十七年前的那场未尽的战火硝烟中。
江界河，一条属于红军的河流；江界河渡口，一个属于红军的渡口。
1934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左路纵队三军团攻下瓮安县城，右路纵队一军团疾驰在前往余庆回龙场渡口的途中，中央军委纵队的前卫团（一军团二师四团）已抵达瓮安猴场一带……目标直指乌江，欲渡江北上。值此时，国民党军队的乌江防线长达100余公里，沿江所有大小渡口均有重兵驻守。因此，守江的黔军曾夸下海口：共军长途跋涉，疲惫之师休想飞渡乌江天险。
当红军抵达乌江南岸时，前有王家烈的黔军在北岸沿江重兵布防，后有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十数万之师的尾随追撵。
中央红军，如果一旦渡江迟缓或是渡江受挫，必将招致灭顶之灾。
当天晚上，中央召开“猴场会议”，作出了红军强渡乌江、击败黔军、向遵义挺进的战斗决定。
当时，中央红军在乌江之南沿岸抢占了三个渡口，分三路渡江。一路是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从余庆县回龙场渡江；另一路是红三军团，从开阳县茶山关等处渡江；再一路是红一军团红二师先行在瓮安县江界河强渡保护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由此过江，保卫中央的红五军团也由此过江。
中央红军成功地突破了乌江天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之南的美梦。
一群“疲惫之师”，在一个历史巨人的率领下踏水而去，北上遵义。从此，“突破乌江天险”战役，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当年的江界河，两岸山峰乌青，壁立万仞，谷深如渊；水深流急，江涛咆哮，令人胆寒。整个江界河象一条“乌龙”由西向东奔腾而去。因此，当地百姓又将其名曰“乌龙江”，封称为“乌江天堑”。
遥想当年，红军长征强渡乌江、奔袭遵义时，不知在此曾葬送了多少年轻战士鲜活的生命？
而如今放眼望去，烟波浩淼，平湖如镜，倒影着两岸山峰，完全没有了当年“咆哮如雷，震天动地”壮观景象。
渡口的踪影已难寻觅。正当纳闷时，瓮安县文联的同志说，当年的江界河渡口已被淹没在百十米之下的江心了。
原来，也正赖于构皮滩电站修建，我们如今也才有踏上这个被抬升了百十米之上的“江界河渡口”的可能。
如此说来，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遗址虽然已经永不可睹。可是，此刻我们却真切地凌驾在了当年的“战斗遗址”之上。
相对当年只有竹筏、木船、门板强渡乌江的红军们，我等是幸运的，也是渺小的。
七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只有凭借机械快艇才能荡波于乌江之上。
往返于大江—阔湖之上，在“老虎洞”前，我们看到了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勇士们夜间偷渡过江的地方。可是，当年“崇崖如劈，悬壁临水”“咆哮如雷，震天动地”的激流已温顺地蜷伏于世界第一的单孔跨度“桁式组合拱桥”，即江界河大桥之下了的平湖深渊里了。
仰望大桥，桥面距离水面足有二三百米之距。一些云朵重叠地堆砌在云崖之上，一些云朵则悠闲地飘逸于山涯之间。有的若絮若棉，有的如兽如禽。天工开物，自然妙化，造物主如椽大笔，景不胜收。
谁能想象，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强渡乌江，不仅挽救了红军、摧毁了敌梦，也震惊了世界的王者之地？
有时，现实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在影视作品里复原，也难能在想象之中存盘。因此，有时卧游的好处是，能够避免发生事物“真相”灭失后“落荒而逃”的尴尬。
面立于今非昨是的乌江—江界河之滨，我似乎是在一座虚拟的遗址上面低徊走秀。
自从得知此行有前往“红军渡”观光的安排，就已在心中作过种种猜想。可是，当眼前所出现的情景与心里的希望大相径庭、天地迥异时，无论怎样还是难以接受，让人产生一种喘不过气来的窒息感。
早年那座叫做江界河村的小村及其村庄旁的古渡，一定是先遭受了长着钢筋铁臂的挖掘机、吊车和推车无情的碾压和粉碎；即或是一些有幸存留下来的残骸，也必定经受不住风霜和雨雪的剥蚀，抵挡不了颓败和荒芜的吞噬而纷纷选择了“战败”后的“逃亡”。最后，连同废墟、颓败和荒芜也一起丢干丢尽，埋入了时光的深处。
在这个夏末初秋的晴朗时分，我企图穿越岁月的积淀，努力打捞和检视眼前这一处废墟所沉落的一些吉光片羽。梦回当年的战场，我极力想象着，当年的英雄们呼啸而来又超绝而去，共同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身躯作为典当质押战友和兄弟姊妹们最终活下来的生命……。那些幸存者，后来有的成为了元帅、将军，成了各种奖章、奖证的佩戴佩戴之人。
那些一直活到今天的幸存者们，一定还会珍藏着自己的昨天、今天乃至明天所能记忆的一些琐屑物事和时光秘密的体温。
这让我想起去年4月在《人民网》上看过的一则资料，说的是江界村一位活到86岁的老人，回忆起当年帮助红军强渡乌江时的情景。强渡乌江时，国民党的火力很猛，许多红军战士还没到江心就被敌人的炮火击沉而葬身鱼腹了。很多受伤的红军转移到老百姓家里，也终因医疗条件太差而未能幸存。江界河村的百姓曾把渡江牺牲的一些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在河岸。可是，后来修建构皮滩水电站时，村民们只迁回几块墓碑，那些红军烈士的坟墓和江界河渡口一起淹没于被抬升了一百多米的乌江水底了。
这是一个听起来颇令人痛苦不堪，却难以再有续篇的故事。
早年，那些被江界河村的老百姓们掩埋在江边的红军烈士们的墓冢荒垒，还未能等到替代自己活下来的战友、兄弟、姊妹们几十年后寻梦般“重走长征路”再度抵达此地时，来给亡人的坟头培上一掊土、烧上一炷香、焚上一张纸、酹上一壶酒、点上一支烟……他们的骨骸，他们的灵魂，早在电站下闸蓄水的那一刻就注定彻底“灰飞烟灭”，就注定永远失去了英雄鬼魂和凡胎灵肉再度重握的机会。
世事茫茫，亡人已矣，生者何堪？
一个时代的革故鼎新，难道总是要在前人的旧迹上把今人自以为不值一文的东西悉皆无情地破坏、处置和荡涤么？
一切新生，未必先从选择一种决绝的告别和埋葬作为开端。
临水而思，乌江祭水。昔日英雄的身躯与亡灵，如今早已沉入了深窅的湖底。当年的门板、木船、竹筏，如果忽而遭逢今天这个溟濛浩淼的“乌江天险”，英雄们疲惫的身躯，落后的渡江工具，何容再奢谈呼啸而起、踏水而去，飞越眼前这片渊深茫茫的库湖水域？
而今日我等生者呢，昨日的一切心思和秘密，也都注定会埋入那众多的茫茫浩淼的水域深处，不再接受时人的质疑和拷问。
亡人已逝，生者何为！无以作祭！
猴场寻迹
次日上午，去赶“猴场”。
夏末初秋，早晨还颇觉凉爽。然而，一到中午，骄阳似火，凉爽的天气马上又转入了炙人的炎热。
赶场，本乃民间一种交易、交流、沟通的活动，其场集则自然成其活动的重要场所，故称乡场或集市。赶场的日子，有些地区是按照公历的日子来计算，而有些地区则是按“十二生肖”来计算的，每一天对应一个生肖，如逢“申”属“猴”，则称赶“猴场”。久而久之，地以场集为名，就产生了诸如“牛场”、“羊场”、“猴场”等约定俗成的地名。乡场的出现，本源自于商品经济的兴起，如今却已成为民俗民间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成为了一种永远难以割舍的生命情结。
可是，此次我们去赶“猴场”，却并非真的是为了去赶赴一个场集。我们赶赴的将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红色文化”精神盛宴。
此刻，我们为了“猴场寻迹”而来，为了一段如今已鲜为人知的历史而来。
下午二时许，匆匆的脚步终于贴近了瓮安“猴场”—宋家湾。
可不要小觑了这偏居一隅的黔中乡野村落。
就在这座乡野村落“猴场”—宋家湾的私人住宅里，却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的前夜”。
眼前这地方，就是当年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们讨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大事的地方。
猴场寻迹，穿过时空的隧道，我们回到七十七年前那个滴水成冰的寒冬。
1934年1０月，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国民党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重兵布置了重重封锁线，妄图在湘粤边界全歼红军。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一路损失惨重，仅湘江一战红军就损失过半，人数由开始长征时的8万多人一下锐减到3万人。
红军何去何从？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一群历史的巨人驱动着长征的铁流于12月31日来到了眼前的这个小村落—猴场。并且在此宋家湾驻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后来史称的“猴场会议”。
会议从当日下午5时，开到次日的凌晨。此次会议，不仅解决了红军“军事指挥权”的问题；还确立了红军“由消极防御、消极避战转为积极作战、积极防御，消灭敌人主力”的指导思想；并且明确了“红军战略方向”—渡江北上建立新苏区，完成了红军战略方向的转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猴场会议结束，宣告了博古、李德“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地位的终结，开启了一个毛泽东军事指挥大权在握的全新时代。
红军“强渡乌江天险”首战告捷，成了验证“猴场会议”正确与否最好的试金石。
此次战役，击溃了国民党黔军，不仅在江北的桐梓建立起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及其武装，并且直捣遵义，真正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由被动防御向主动出击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完成了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当年红军突破乌江天险一战，作为战争史上的典型范例，被搬上了银幕。从此，“乌江—江界河渡口”一名，也永远地定格在了我党领导下的红军战争史册上而熠熠生辉。
究竟是一处怎样的灵宅，怎样的一个群体在这里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呢？
据了解，“猴场会议会址”原来的主体建筑，建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是一早年曾到四川西康藏族地区经商晚年返回原籍定居的本地商人宋泽生（宋小安）的私人宅院。宅子为标准的四合院建筑，俗称“一颗印房子”。其特点是内建木楼，外围桶墙，石嵌天井。正面围墙高大雄伟，正中设大门，其余三面围墙略低，墙左侧面开一小门连通碉堡、马房，正厅后面为花园。墙右侧茂竹掩映，后山古木参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中国工农红军军委纵队长征到达猴场时，借用该宅院作为中央机关的驻地并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8年，该宅院因产业纠葛被宋氏撤散变卖，屋基遂改作耕地。1982年8月25日，瓮安县人民政府将“猴场会议”遗址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始按原貌进行恢复重建，2004年2月竣工，耗资80余万。2005年1月1日布展正式对外开放。
恢复重建后“猴场会议会址”，占地面积比原来增大约一倍，占地面积6667平方米，还增修了围墙、门楼。
此刻，我们正立于“猴场会议会址”高大雄伟的门楼之下。
中午时分的阳光格外的耀眼，“猴场会议会址”朱红色的高大门楼，在太阳强烈的光照下，显得分外肃穆而庄严。
抬头仰望，门楣上“猴场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大字夺目耀眼，乃张爱萍将军的手迹。
朱红大门，红檐青瓦。推门而入门，迎面是当年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伟人们的一组高大铁色的群雕塑像，共10人。塑像底座上“转折的前夜”五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反观门楣，上面则书有七个金色的草体：“伟大转折的前夜”。
沿着宽阔的台阶拾级而上，两端有耿飚、杨成武、张爱萍、萧克、廖汉生等老将军、老红军的题字碑廊和若干展览室。正面则是主体建筑即被称作“一颗印房子”的典型四合院，也就是召开“猴场会议”的地方。
最令人难忘的是，四合院正厅一楼正中的“堂屋里”，十把靠背木椅左右各三，两端各二，端端正正地围坐由两张方桌拼起来的一方长桌，上面置陶瓷茶罐一只，马灯二盏；墙壁正中，左右两边分别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画像两边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党旗。左右墙壁上还悬挂着当时参加会议人员的照片，从外向里，左边依次是秦邦宪（博古）、周思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右边依次是李德、邓发、刘少奇、王稼祥、陈云。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在这个堂屋里召开的。该想，刚才在门楼里所见到的10人群雕塑像，当是与之对应吻合无疑。
正厅一楼的两边和厢房的一楼都是展厅，陈列有红军长征历程的文字介绍、图片和实物；正厅的二楼、左右厅的二楼都是卧室，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除了毛泽东外均住在这里，还有领导们的警卫、翻译等其他随身人员也住在这里。外厅一二楼还陈列有许多老将军、老红军为“猴场会议”及强渡乌江的题词题诗200余幅。其中，特别瓮安籍的红军老作家、老将军陈靖的题词题诗，尤其让人感到亲切。
这是1934年那年最后一天、最后的一个晚上，“猴场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的凌晨。想不到，一个短短的会议从头年的黄昏开到次年的黎明，跨越了旧历和新年整整两年漫长的时空。
中国—共产党—革命—红军的命运从此改写！
七十七年前在乌江、在乌江的江界河渡口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战斗，一处曾刷新过红色革命胜利前程的战争遗址，乃至红军由湘入黔再自黔出川漫长而艰难卓绝的革命历史，奇迹般地在这里得到了“复活”！
不曾想到，隐藏在黔南瓮安喀斯特地貌深山中的猴场小镇的民宅里，那么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这段中国革命极其重要的历史—1934年12月31日，戎马倥偬的一群赫赫有名的人物来到这里，关起门来，开了这么一个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一切非正常的遗忘和放弃，一切机遇发展与金钱联姻，操纵左右乃至扼杀历史的外力终究不堪一击。
历史终究回归到了它的本来正确轨道。七十一年后的2006年7月31日，一群“情系长征路”的开国元勋的子女们抵达瓮安猴场，乌江祭水，找寻红土地上先辈们的足迹。他们当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后来中央五大领导的后代，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等元帅和粟裕、陈赓、罗瑞卿、徐海东等大将的后人，还有董必武、左权、秦邦宪等领导的后裔。
在一个可知的未来世界和一个不可知的未来状态下，人们最易堕入一种“无有”或“空净”的佛境里，但在这之外的一切固有的“存在”却不会改变，它依旧“客观”地停留在原地，静静地等待。
猴场，一个真正开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前夜”的地方，一个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的“红色基地”，永远值得国人尊重和铭记。
草塘赏荷
夕阳渐垂，出得猴场会议会址后，已是薄暮时分。
下一站的活动，是“猴场文化新村”观光。
要去的地方，虽曰“猴场”新村，其实原来是草塘的一个村子，名叫“下司”，如今改为了候场文化新村。但老百姓叫惯了，便仍旧称作“草塘”。
迎面可见平畴沃野、千户人家。十里农田，碧禾迎风，绿浪漾波。一派田园风光、富庶景象。
入了“猴场文化新村”寨门，沿着水泥路一直走近草塘下司。
远远地便已听到了鸡们的欢唱：
“咯咯哆—得个蛋！咯咯哆—得个蛋！”
母鸡下了蛋，正在高兴地向主人报喜呢！
“咯咯哥—咕！咯咯哥—咕！”
听了母鸡的报喜，公鸡们也为之高兴。
大狗们爱凑热闹：“好！好！好！”
犬吠声便在无意间搅了鸡们的兴味。
时间就这样在乡野里悄然慢慢地滑过。
山间坝子里靠坡的边缘地带，随意地点缀着几处村落。
四野多绿树，坝间多农田。山泉婉转，溪畔沟浜，清流浅溅。
显然，这里还真实一个安详而恬适的乡居所在。
也真是这样。此时的草塘下司古村落已远离瓮安县城三十余里。褪去了市井的铅华，少却了闹区的烦嚣。村子就恬然、安静地掩卧在这方迷人的绿色景致里。
未入草塘，先已见得一片荷塘轰轰烈烈奔至眼前。
关于草塘的得名，瓮安旧志有云：草塘，在旧草塘司北有塘，长数里，弥望平湖，故名。
人间夏历六月，正是荷色生香的美丽时节。
阳光高照，荷塘生烟。岚气熏蒸，淡香萦绕。
几丘荷塘，田田碧叶，纤纤花茎，艳艳莲朵。
荷叶团圞，莲花雪白或粉红，像夜晚天幕间密密匝匝，不断闪烁的繁星。
这是大地精美、曼妙的花语，这是自然鲜活、绰约的情韵。
草塘赏荷，出之天意，得来确实属意外。
草塘的确是一块美丽、多彩而神奇的土地。
草塘无草而有荷，荷塘与村庄相依相偎、互为映照，自然原生的山野之景与村庄古朴典雅的人文格局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数亩荷塘，天然地出落在这黔中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台地之上。景境合一，天人互彰。这是我事前料所未及的。
此前，刚翻阅过县里赠送的《千年古镇—草塘》，这是一本图文并茂、可读性较强的图书。该书从“历史”、“商贾”、“红色”、“人文”四个方面对草塘的历史沿革、文化遗产、人文景观、史迹寻踪、自然大象、乡风物产、传闻轶事、重大事件等作了饶有兴味的梳爬。
于是，掩卷之余，一个带着神秘气息裹挟着千年历史风烟的草塘从远古的鬼方时代向我们走来；一个弥满织染油盐药茶烟棉的繁嚣集市吸纳八方商贾文明的草塘正从远方的驿路帆樯向我们驶来；一支脚穿草鞋吃着红米饭衣衫褴褛的队伍在此神奇般地舟筏乌江飞越天堑凌波而去；一个孕育了诗书传家的傅氏一门与读书入宦的宋氏望族赫然卓立于黔中大地之上……一部陈年古旧的历史，透过草塘斑驳楼宇的青砖灰瓦，穿越千百年岁月的时光，在浑厚沧桑的历史中蹒跚向我走来……
草塘孕育了如傅龙光、傅玉书、傅如怀“傅氏三儒”及傅亿、傅如砺、傅如楫、傅如璋、傅瑶光等文化俊杰，及至出现傅宾、傅必大、傅如梅、傅如棫、傅占爵、傅毓琪、傅崇嵘、傅汝怀、傅槛书、傅占櫺、傅瑀、傅良佐、傅泽炳、傅匡宗等科贡连绵和宋世裕、宋如嵩、宋毓璋、宋楫、宋梅、宋衍镛、宋延芳等人文繁茂的绮丽景象；也放飞了如宋景阳、宋苗老太祖、宋都裕、宋钦、刘淑珍、宋诚、宋民倚等名垂青史的历史名人羽翅，闪现出叶应甲、文瑄、牛腾、陈靖等光耀文坛的文化名人，更有丁松岭、宋伟、宋雨村、宋良仲、宋麟生、王定仪等各有建树的芸芸文武科术之人……
无疑，这部图文并茂的“大书”为我们“寻找回来的历史记忆”足已彰显了发聋振聩的效果，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事非经过，非实地的理性认知总是难以在头脑里形成历历在目、生动鲜活的感性形象。
于是，我们便真正走进了草塘。
庄子很宁静，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去了，留下的只有老人带着儿孙们坚守着自己的千年村庄和土地，一边陪伴着午后的斜阳，悠悠地吐纳着世袭土司的古宅、文化大儒的院落、风流宏巨的宗祠、沧桑古旧的司署、崩坏颓圮的官衙、冬残夏茂的荷塘……《桑梓述闻》、《鸳鸯镜传奇》《黔史》、《西樵山房诗文集》、《金沙江畔》、《红军不怕远征难》、《诗言志》……读几卷地上铺排的大书，静享其传递出的无限温情及其浑厚、沉雄、大气而悠远的人文气息。
于是，风儿依旧在吹，夜没晨出，日升月落，田园村庄依旧在四季的更迭里轮回着身披的装束。千年往复，时光老去。
翻阅一部珍藏在大山深腹里的“自然大书”，与走马观花游览一座宫阙城廓的心情是大不一样的。没有了金钱“打造”的辉煌与灿烂，只有风雨阳光剥蚀后的沧桑与古朴，但却附着了春夏秋冬时光轮回打磨抛光后的无数简约与纯美。
一如草塘赏荷，眼前是有形的荷塘，塘中是无言的碧荷，在一张张宽大的荷叶里收藏了一支支莲朵清辉无限的光芒。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然而，欲掬无握，赏荷只宜用心。
大美无言，在其灵，在其气；大韵无形，在其精，在其神。
淡影藏品，在其养，在其涵；淡泊藏格，在其质，在其魂。
区区一草塘，还赫然收藏着“毛泽东行居”、“红军干部团休养连旧址”、贵州古代政治家“奢香夫人行居”、明代贵州宣慰同知“宋钦故居”、清代文化巨擘“傅玉书故居”、“草塘安抚司署”、“牂牁古治”、草塘龙狮、“生命起源—瓮安动物群化石”展厅……一处处人文景观，格局虽非宏阔奢华，甚至还偏显逼仄，但其简约清幽而典雅，古老古厚而沉静，浑朴古拙而高贵。淡影淡泊而魂魄自存，素景素形而品格自彰。一股不俗的大气直逼心门，一如屋前的荷塘，塘之藏骨，水之蕴气。虽藏之乡野，散发出来的却是满地无言的山川和人文大美。
自从长征以来，毛泽东贵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由于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猴场会议期间，他虽然还是没能够安排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与之相隔里许的草塘下司村的“傅氏宗祠”里，即如今的“毛泽东行居”，但这已是长征以来最好的一次礼遇。
“衣、食、住、行”，素被称为人生的五大件。一次住宿待遇的改变，不经意间预示了一个即将出现的人生转机。
毛泽东由住所到宋家湾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间隔着一个坝子、一条溪流，还得走上一段蜿蜒曲折的小路。
好在，山间绿野，阡陌田园，溪水潺缓；坝上平畴，村中鸡犬，荷塘生烟。这的确是一处能给人带来好运的人间的福地。
一条人生之路，就在这一处人间福地里悄悄地发生着转折。
山里的冬天，夜晚来得特别快。借着尚未黑尽的天色，毛泽东绕过门前的一方荷塘。只见得眼前的莲荷早已颓败不堪，满塘枯叶。但是，水下泥沼里的荷茎却经历了一冬的韬光养晦，早已吸纳了春夏秋冬无穷时空里的天地精魂，蓄势待发。
一如暮冬的猴场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得到中央的采纳。毛泽东即将走上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前景已显端倪，阴霾即将扫去，长征即将迎来新年光明的曙光。
于是，毛泽东的心情格外地高兴起来。这是一个转折的前夜，一个酝酿春天的冬日。道路艰险，前途光明，顺利在望。
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和心境也一如眼前的荷塘，吸附满日月星辰光芒万丈的无限灵光和神性。
啊！七十七年，在时光的长河里，仅是弹指一挥间。
告别七十七年的那个莲荷颓败，枯叶满塘的冬日，眼前已是七十七年后的七月。
暑风畅荡的七月，山村草塘的荷塘，花事正盛。叶葳朵蕤，鲜活沉静，馨香袅袅。
当年那个面庞清癯、身材高大的男子，土灰色军服里面露出雪白的衬衫，衣袂飘飘，正骑着一匹殷红高头大马荷塘吟诗归来：
西风烈，
梧桐树下黄花发，
黄花发。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此词，始名《调寄·忆秦娥》，创作时间署为1934年。1935年2月红军重占遵义时，作者将该词中“梧桐树下黄花发”句改作“长空雁叫霜晨月”，正式定名为《忆秦娥·娄山关》，发表在1957年1月号的《诗刊》上。
啊！七月的猴场，草塘赋诗荷塘吟，我那青青郁郁的爱人正袅婷迎诗，自那一爿碧叶红花的莲塘里袅袅走将出来。
走出满塘绿风的荷塘！
走进伟大转折前夜之地的猴场！
草塘赏荷，岚气氤氲，莲馨满怀。
一方村落，几袭荷香，竟见证着瓮安—红军—中国革命几度更迭、几经兴衰的历史进程。
换言之，草塘又未尝不是替我华夏收藏了半部民族发展的文明史。
这算是一个奇迹。
草塘赏荷，诚心、澄明、沉静；幽静、洁净、空灵。
意外收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