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书生涯（三）

1986年，是我参加县进修校培训，又经过二年师范专科的学习，从师范学校毕业的一年。这一年秋季，我成为正式的公办教师，户口也随之成为非农业户口，我的工作单位也因现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先前我所在乡的乡长————-的关照变成了城关镇中学。这是我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变————既成了城镇非农业人口，又脱了村皮进入县城成了城里人。这一变化对我而言无异于现在的一位农村青年成为大城市的“凤凰男”。

办理好各种手续，带着父亲的“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和城关镇党委书记的“既要埋头教书，又要善于避免被搅入派系纷争中”的谆谆告诫，我到学校报到。学校还没开学，我初步看了一下学校。学校不大，只有四排平房，两排是宿舍，另两排教室中有老师的备课室和校长室。学校院里坑坑洼洼，有的地方尚有积水。院墙有的部分已经倾斜，用木棍顶着。校舍的墙面和院墙上有一些似有似无的标语。很多窗口上方有烟熏的痕迹，是冬季火炉烟筒出口烟熏的结果。室内多是杂乱无章地陈列着桌椅板凳。当天只见到三个人，校长、总务主任和门卫。校长拿着我的手续看了半天，问了一些不相干的事。让总务主任先给我安排下来，让我后天来上班。

在我正式上班的那天，我来到学校，只见学生乱哄哄地走来走去，有的搬着行李，有的搬着桌椅，有的拿着用具，有的骑着自行车乱跑。还有家长赶着骡子车、牛车，横一辆竖一辆地停在院子里。备课室里，稀稀拉拉有几位教师边整理桌椅边拉着闲话。我找到总务主任，问我的住处和备课地点在哪里。他正忙着，随便说今天顾不上，过几天再说。我在城里没有落脚的地方，背着行李、书本和用具，这该到什么地方投宿。这所学校说是城里，其实在城外两公里处。来回扛着这些东西，找吃住的地方，可真不是个小事。我只好在备课室等。等到快要中午时，见总务主任要回家，我又上前说明情况。他说先问一问校长怎么安排，从校长室出来就领着我给我打开一间昏暗潮湿、霉味熏鼻的宿舍——墙的底部多数糟的脱落了墙面，里面的几张床都不完整————我就算安顿下来了。可吃饭是个问题。老师们都回家了，学生自带干粮，食堂今天不开火。我问门卫老大爷，才知道他家里就卖一些吃的东西。我泡了两包方便面，算是解决了问题。可晚上的住宿还有不少的麻烦。夏末秋初，冷倒不是问题，潮湿的霉味和晚上的蚊子是最令我头疼的问题。我盖着潮湿的被子，湿热难耐；不盖被子，蚊子到处袭扰。起来看一会儿书，就困了；一躺下，蚊子就像抗战时日本人的战斗机又来袭扰。搞得我头昏脑胀一夜无眠。第二天老师们都来上班，有几个住宿的单身教师也都安排在各自的宿舍。相对而言，人家的宿舍干净干爽不少。其中也有空床。老师们都有蚊帐。我向他们问了一些问题，知道了一些情况。托一位老师回家时帮我捎买了蚊帐。在学生食堂挂了火——登记订饭。算是基本解决了生活问题。

我等了四天，也没见给我安排带课，心里不知情由。找到教务主任，说明了情况，他说等校长开完全镇的教学工作会议后，商量着再解决。我强调我先前带的是数学课。教务主任说这里是代数和几何分开由各自的老师带课。我请求带几何课。他说尽量安排。

又过了三天，全校召开教师大会，我才知道其实只有二十多位老师。会上各位领导讲了不少话，有许多事跟教学全无关系。临散会时，校长向大家宣布我是新来的老师，带初一语文课。我当时就懵了，是校长说错了，还是教务主任弄错了？会后我问校长，被他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说你是代数学的，你多会儿说过？你跟谁说过，你就找谁安排！年轻人连方向都弄不清楚，能教好数学吗？现在学校不缺数学老师，语文课也得上，缺语文老师，让你带语文，这是学校的统一安排。你一来就挑三拣四，挑肥拣瘦，每个人都想带什么就带什么，这学校的工作怎么做？我这校长怎么当？我本来是想说明情况的，没想到遭到这样一通责骂。心情沮丧到极点，几近按捺不住，要回敬几句，可一想到镇党委书记的话，就只好忍气吞声的接受了事实，只得去领语文课本和参考书。领书时才知道学校老师大多数不愿意带语文，是因为语文知识量大，知识点零碎，不好掌握；带语文费多大的劲也很难出效果，费力不讨好；语文既得批改作文，又得批改作业。还得兼带地理或历史课。我没有背景，只能任由人家安排，安排什么就带什么。

这时我不由的想起镇党委书记的话，看来校长和教务主任就是各自所在的派别的头目。后来证实我的猜想没错，但学校的派别不止这两派。还有年轻人的先锋派和不问政事的中间派。更为复杂的是，有人说校长的后台是教育局长，校长是教育局长的表侄子；也有人说两人根本没有亲戚关系，教育局长和校长的妻子是一个村的，只是觉着人家和校长的岳丈是一辈，妻子叫叔，他也跟着叫叔，并且到处张扬；其实最大的关系是校长的妻侄儿嫁给局长的侄儿。校长说和镇党委书记是同学关系，其实根本不是一届的同学，充其量只是校友。我还听说校长的一个经典笑话：两年前在全县教育工作大会上作表态发言，放言要在下一年实现考取高中和中专的人数翻番，当即被前任局长免职调离，因为当年考取数为零。去年春季新任局长上台，他又回到城关中学任校长，还把自己的这个典故当做自己的聪明的资本到处宣扬。后来工作一段时间，我发现，每天上早自习，总有不少人和校长在门房火炉边围着拉闲话。而这些人都很得势。其他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的反而常常受到冷遇。更令我意外的是，教务主任其实和城关镇联校长是一派，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叫“倒校长”派。因为校长到处仗着教育局长故意和联校长作对，而联校长又极有心计，到处找茬儿，安置亲信，与校长唱对台戏，以使镇中的大权不致旁落。至于年轻一派，既看不惯校长的小人得志做派，又不屑与教务主任背后使阴招的做法苟同，我行我素，随性由情。1985年冬季到11月底了，天气很冷，校长还不让给教室生火，几个年轻班主任带头把学生放回家，引发全校罢课风波。使得校长在年轻教师面前稍有收敛。但是一有新人来，他就一定给你一个下马威。我谨记书记的话，既不盲从，也不随波，成为各派都不喜欢的对象。所以处境十分艰难。

之后的十一年里共换了三次校长。现任因成绩始终上不去，被镇领导联名罢免。第二任是个赌徒，白天在学校耀武杨威，吆五喝六，晚上到赌场无所不作。因连续被警察抓到看守所多次，被家长联名告状，只当了四年，就被免掉。第三任是个酒鬼，嗜酒如命，每天酒不离口。早晨喝不多，在家喝二两，嘴里边喝边念叨“不喝卯时酒，昏昏醉到酉”，路上碰到早点摊，但有熟人喝酒，蹭上去至少二两，边喝边念叨。一路走到学校，至少溜两个摊儿。中午喝酒那就顺理成章，学校谁和他喝酒谁就是亲信，谁最能喝酒谁就是至交。他最喜欢上边下来检查工作，往往一喝就是一下午。晚上也喝不多，因为白天几乎处于醉态，回家吃饭时涎皮赖脸地打开酒瓶说，喝一个啤酒，只是簌簌口；喝两个啤酒，省下饭和粥；喝三个啤酒才能醒了酒。第四个没等喝完就鼾声如雷，酣然成仙了。这样的怎么就当上校长了？我和其他人都在纳闷，但存在就是真理，必有其合理性。直到联校长退休，城关中学的倒霉日子才算结束。

1997年，一位代表年轻一派的校长正式走马上任，经过短短的一年整顿，校风得到很大扭转。校舍建设也有了改观，尤其是校园残破不堪的围墙经过整修，彻底改变了宽处走大车，窄处迈腿出，无处如平地，有处是危墙的局面。多年未能从学校迁走的七个坟墓也终于动迁，学校再没有但逢正月初五、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十月一就出现纸钱烟灰乱飞，炮仗齐鸣的现象。学生数量猛增，由原来的每届两个班，每班不到30人。增加到每届四个班，每班近45人。教师人数逐年增加。由教育局和镇政府联合投资又新建了两排教室，垫平校园地面，加修两条路，重建了大门。教师工作状态全部处于正常，一些歪门邪道自然消失。教务主任连续几任都未当上校长，现在一看比自己年轻的当上了，觉得今生无望，主动请辞，回村教小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