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旺

这文章其实二十年前就就想写了，可是，因为诸多担心：担心别人说我为文革唱赞歌，担心我的政治前途被摧毁，担心家人受到连累，可是，这几年来，能够告诉我们文革真相的老人纷纷离开我们了，我自己也已经五十岁了，如果再不把真相告诉后人，历史将是一笔糊涂账。如果再不秉公直言，自己的良心将要受到多大的谴责啊。

想想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他们，他们都是年轻的时候就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生命，我一个已经到了知天命年纪的人还怕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像安徽凤阳小岗村那么穷的村真的是有，但是，偌大的中国，难道没有个别，难道都能富裕得那么整齐吗？毕竟是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时代啊。文化大革命，真正受到迫害的，估计只有贺龙陈毅他们。其实，贺龙和陈毅的后人都对于文革没有太多的怨言，其他人怎么好意思不断地追究文革的所谓“错误”呢。每个人都因人而异，严凤英和老舍他们都是死在了文革的早期，他们毕竟都没有说要建立文革纪念馆。可是，老作家巴金却对文革深恶痛疾。巴金的才干我很钦佩，可是，他所谓的要建立文革纪念馆的说法实在是过分而又可笑。看看今日的中国，要不是习近平总书记力挽狂澜，要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的。

我是1972年读小学一年级的，那时候，除了没有高考制度，其实小学和初中的教学还是正常的，只是课本的程度不深，文化薄弱一些，但是学费十分低廉。农村的斗四类分子，也是十分偶然的事情。远没有文革初期那么厉害。其实，只要是恢复高考和给大部分四类分子摘帽，中国的事情也就改革得很不错了。可是后来的改革越来越过分，把社会主义性质慢慢改变了，还美其名曰“不管姓社姓资”，说什么把这问题搁置起来再说，先发展了早说。可是，随着大量的私营企业的出现，多少国营工厂倒闭，多少工人下岗，工人的利益被出卖了。国家的颜色都已经变了很多了。白猫黑猫，那么人的道德本质还要不要，人的善良还要不要啊。

文革的时候，生活是有些平均主义，但是由于各家各户的人口不一样，生活还是有些差别的。所以，改革的时候说是“打破平均主义”其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1970年到1979年，我早已经是记事的年代了，人们的生活根本不像宣传的那样穷。人们过年杀猪——————杀整条猪的年头还是不少的。不过，那年头的市场很少，各家各户杀了整条的猪后，不得不腌制起来，不然就会发臭，只是吃新鲜肉的机会少多了而已。我们村的腌制的肉一般都能吃到春插以后，有些人家可以吃到端午节————那可是整条猪啊。其实，腌制的猪肉也没有什么不好吃，毕竟，那时候吃饭的人多，兄弟姊妹多，很热闹的，所以咸肉也比新鲜肉好吃。

我们村在1979年就能靠着自己的力量造自来水，如果没有文革时候的基础，就是改革的速度再快，能够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两年多就做自来水吗？一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能够吗？

所以，部分地否定文革还是可以的。要是全盘否定文革，也许中国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所以，有人说：不能以改革前的事物否定改革以后的事物，反之亦然。这是多么伟大的论断啊。

文革的时候，一个公社干部到我家吃派饭（因为我哥哥当时还是一个大队干部），坦诚地把七毛钱压在我家的碗底下。我父母发现以后，也觉得他给得太多了，追了不少路都要送还，坚决不要，可是他一分也不收，执意要给，那是多么淳朴的干群关系啊。

文革的事情一时也说不完，但是，文革真的不像有些宣传那么龌龊，那么肮脏。真正的水利建设和维修，大部分是在文革的时候做的。真正的国防，真正的中国的人的尊严，那时候是做的最好的。那时候的中国人是最自尊的，在外国人面前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啊。去你妈的英语，去你妈的圣诞节吧。这就是我这个觉得英语不难学的人的心声。

中国人，要让外国人学中国话，那就是真正的爷们。中国人，如果还有骂毛主席的，你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比慈禧太后、蒋介石、汪精卫还要可恶。尊重毛泽东，恰当地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