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只会舞文弄墨，独立生活能力极差。家里的一应事务，做饭、洗衣、管孩子，全靠妻子。可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五个子女都已能独立生活，年过六十的妻子却患了重度冠心病，起居困难。靠妻子靠惯了的我，生活开始狼狈不堪，家里乱成一团糟。不过乱就乱吧，只要有她在，有事由她拿主意，我心里还踏实。

可是又过了两年，妻子的病更重了，住院成了生活的常态。2002年8月一天，她心脏剧烈疼痛又住进医院。上午9时到医院，医生诊断说是心肌梗塞，经过一番急救，缓过来了。孩子们说，咱在医院招待所开个房间吧，照看妈妈方便。我找到招待所服务员，把房子定好又急急忙忙回到病房。

妻子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一个劲儿说“心里憋得慌，要把人憋死了”。医生说，这又是犯病的前兆，为防止恶化他们在妻子的手上、脚上挂满了吊针。可是到了晚上9点多，妻子的病还是又犯了，打强心针、电击，都无用，十点多妻子还是撒手人寰。

妻子撇我而去，我立即感到失去了相濡以沫的润泽，就像河里的一条鱼儿突然被浪涛抛上了沙滩，将何以生存？我的面前突然一片漆黑，觉得自己是那样的无能和无助，我埋怨“上帝”和命运，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何这样惩罚我？

此时我突然想起，妻子入院时我在医院招待所登记了一个客房，我拿出房卡给了孩子，一看房号：“104”。怎么这么个号码，“一动死”的谐音，凶号啊！我们默默无语，心想这是“上帝”给的暗喻，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把一切怨恨都发泄到了这个“104”上，一时间似乎妻子的死都是这个“104”造成的：可恶的“104”，该诅咒的“104”，万恶的“104”，你罪该万死啊！我也恨自己，订房间时，服务员说“只剩一间房了”，我说“有一间就行”，拿上房卡就走，连房号也没有问，以致铸下大错。我真是蠢到了家！

我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神鬼和宿命。我知道，迷信是人们在命运面前无能无助的产物。因为无能，只有拜跪在命运脚下；因为无助，只有相信冥冥之中有所谓神灵掌管着命运。生活中的某种偶然把某些数字同幸运或厄运联系在一起，人们便以为这是神灵的启示。我想，现实中所谓吉利数三、六、八、九和所谓不吉利号四和七，就是这样来的。久而久之，信之者众，也就约定成俗了。号码本身又有何功、又有何罪？我自然不会相信这些。

还在大学上学时，我们就曾经批判过以数字论吉凶的迷信思想。那时河南洛阳文学杂志《牡丹》上刊登过一篇小说《母亲》，描写一位笃信天命的老太太，在儿子重病奄奄一息时，每天都在自己的卧室和儿子的房间中间踱步，心中暗暗地数着，每次都恰好走十步，多一步或少一步，他都会拐回去重走。说十步就是十全十美，孩子的病就会好起来。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立刻发文批评，说这是明目张胆地宣传迷信思想。评论文章的题目好像是《数字岂能救命》，竟在杂志上也登了出来。现在看起来，未免有些强词夺理，作品里一个落后老人的愚蠢举动并不能代表作者的宣传意向。但我们的做法起码说明了一点，我们是不同意以数字论吉凶的。

但是，此时我却对“104”深恶痛绝。尽管我从理智上认识到，妻子是因为长期冠心病致死的，但理智总是战胜不了感情，对“104”还是恨恨不已，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一段时间，我真想向全中国的饭店、旅社、公寓发一个倡议，建议将所有的“104”房间号一律取消。“104”何罪？尽管我知道，世间的厄运未必都和“104”有关，但是谁叫它摊上“一动死”的谐音呢，活该它倒霉！

世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爱好吉利的。饭馆开张了要起个名字，或“鸿福”啊、“万利”啊；孩子生下来起个名字，或“德福”啊、“有祥”啊！似乎有个好名字，就能带来好运。但是，厄运该来还是照样会来，仅凭一个好名字是阻挡不了的。名字也好，数字也好，它仅仅是一个记号，与吉凶并无内在联系。也许到将来某个时候，科学高度发展了，人们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就不会再在乎所谓号码的吉与凶了；也许只有到那时，这个不吉利的“104”才能从人们的厌恶中彻底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