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伯走了，他以89岁的高龄在深秋的季节里安详、静穆、无牵无挂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留给人们无限的悲戚和怀想。

杨伯伯无儿无女，但向他作最后告别的人们却络绎不绝，他们怀着悲痛、崇敬、景仰的心情纷纷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敬上一柱香，祝他在通往极乐世界的路上一路走好。香烟袅袅，以悱恻的缭绕，述说着老人平凡而不平常的一生。

杨伯伯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搬到我们村子居住的。那时，像我们这样的晚辈都叫他杨伯伯。他年轻时参加土改工作，后来一直担任基层干部。虽然住在村子里却不是生产队的社员，老伴也不从事生产队的劳动。他家只是村子里一户有着干部光环的“客居”住户。但杨伯伯从不认为自己身上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显得清高，他极随和，和村子上的住户相处得融洽、和谐、友好。他不参加生产队上的劳动，也不参与年终分红，但生产队上的庄稼长势、收成、农民的收入他都放在心上。有时从外面劳动回村扛着一把锹，他就像生产队长一样在田畈中走走看看，见到阡陌中的牛粪或撒落的农家肥料，就一点不落的铲到田里，不浪费一点肥料。那年代化肥是紧俏物资，凭指标供应，为了给生产队多弄些化肥，他利用结示人多的优势，为生产队争取了不少化肥指标。生产队的粮食增产，有他做出的一份贡献。

杨伯伯不仅关心生产队的生产，还极关心村民的生活冷暖，坚持默默地做善事义举。村前有口水塘，方便着村民的晨洗晚沐。那时，不像现在有条件用水泥在塘沿砌成一级级的台阶，不论水涨水落，都能无防碍的洗濯，全凭着伸入水塘中的几块跳板濯洗，跳板是固定的，涨水时被淹着，水落后又吊得太高，极不方便。这些杨伯伯都看在心中，及时利用休息时间对跳板进行升降，对坏了的进行更换，年年如此，不厌其烦，从不要村民操心。

杨伯伯有一颗宽厚、仁慈的心。他是拿工资的，比村民手头宽裕些，只要谁家有困难向他开口借钱，从不推辞，多时十元二十元，少则三元五元的借予，解决了不少村民的燃眉之急。有的特困户年终想办法还给他，他还问清楚别人是否有钱过年，确实难过年关的，恻隐之心顿生，坚持不要他们归还。村子上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像自己家的事情一样对待，出主意想办法给予解决，帮困难户度过难关。记得70年代初，哥哥得了急性阑尾炎，得到县城医院治疗，母亲急得直落泪，一时又没有主意，杨伯伯得知信息后迅速赶到公社医院，毫不犹豫地替父母作出转院的决定，果断地叫医生拿来担架，自己带头领着几个村民将哥哥抬往车站，送往县城医院。到县医院后，住院费医药费都是他一手垫付的，在火烧眉毛的情况下，帮了我家的大忙。手术后，他又对父母说：你们家困难，儿子又做了手术，政府有这方面的救济，我让人帮打个报告，你们到公社批点救济金下来，也能缓解家里暂时的困难。父母照杨伯伯指导的方法去做，及时得到了政府的救济金，确实缓解了家里一时的困难。

杨伯伯60多岁退休了，退休后他仍不肯闲着，除种点菜园锻炼身体外，仍一如既往地做善事义举，并乐此不疲。后来，老伴先他而去，他一个人生活，但并不孤独，尽管没有儿女，但来关照他的人特别多。村民们念及他做的不计其数的好事善事，经常到他住处陪坐、陪聊，帮着做些洗衣、购物之类的事，但他总是婉言谢绝，说只要他能做的事情，就不必麻烦大家，尽量自己做。他坚持简朴的生活方式，老来仍有些积蓄，除了帮助村子上的困难户外，还多次给敬老院捐过款，少时几百元，多时一千多元。他虽然自己也是个孤单的老人,却时时怜恤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说人生在世对可怜的人能帮就帮一把，这样才对得住良心。

杨伯伯在我的记忆中一生都在做着好事善事，确实做到了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以海洋一样宽广的胸怀对人对事，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至死都是这样。

在最后送别向杨伯伯的时候，我想，人生的价值不一定在于他做了多大的官，创造了多少财富，也不一定在于他是否做过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情，或许对一个善念一生的坚守，或许将高尚的品行自始至终浸润在生活中，崇高的人生形象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这样卑微就会变得高尚，渺小就会变得高大，平凡就会变得伟大。杨伯伯做到了这点，他的人生活出了闪光的价值。他逝去了，人们发自内心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