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娘，也就是伯母，一直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负疚感情。这倒不是我欠她什么，而是我的家族，欠她的实在太多了。

大娘出生在也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书香门弟的士绅之家，因为是门当户对，十四岁的伯父就娶了十七岁的大娘。以前的大户人家规矩多，事儿也多。奶奶三十几岁就当上了老太太。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大娘没上过学，当然，那时连女校都没有呢。爷爷本是个很开明的长者，所以对大娘还很好。但因他常年在外做官，很少过问家事。奶奶是个很严厉甚至有些苛薄的人，大姑、二姑又常年在家管事，这样，本来就心眼不活泛、手脚不麻利的大娘处境就更艰难了。伯父结婚后仍继续读书，等他在县高中毕业，已经有了大姐和二姐。他18岁时，正赶上“九一八”事变，热血沸腾的伯父只身闯关，高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考入黄埔军官学校。从此，就再也没回来。直到已成为“国军”上校，才通知家他已与另一个大娘，一个中将的女儿结了婚。虽然当时有纳妾之风，但已谢任归隐的爷爷对此事仍很生气，认为这愧对老友——大娘的父亲。但木已成舟，天南地北，鞭长莫及。文人爱面子，所以还必须有个说法，于是爷爷说把伯父过继给独身谢世的一个远房的爷爷承继香火，出人意料的是，大娘的父亲竞也赞成，其实也是自欺欺人。

很长时间大娘才知道实情，但作为士绅之女绝无再嫁的可能，她只好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这样，大娘就成为家庭的特殊成员。既不出户，又无人可依。即使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她仍留在这个家庭中，以继续完成她侍候人的使命。尽管这期间家庭成员和侍候的对象一变再变，大娘侍候人的使命仍然没有任何改变。直到三姑去世，最小的两个叔叔相继成家，大娘在这个家庭中的重新定位问题才提到日程上来。两个年轻的婶子无论如何不愿意让年纪越来越大，又没有工资收入大娘继续留在哪一股。其实，这也不怪他们。大娘已经失去了她应有的价值，身体起来越差，又不十分通情达理。如果她是婆婆，可能也就认了。但问题她只是一个嫂子，一个被整个大家庭榨干了的油老太太，叫她们哪一个承担这大家庭的孽债，都不能说这是公平的。于是，大娘只好暂时由两个叔叔分担一定数量的生活费，和因产后风去世的老姑（最小的姑姑）遗下的孩子，这个从出生三天就一直由大娘抚养的表哥生活在一起。

可没多长时间，这个表哥也该下乡了，而他又不想养日渐衰老的大娘，理由是她不是她妈。虽然大娘曾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他的身上。

几经辗转，大娘只好投奔到她女儿—我那十分吝啬的大姐。在大姐家可想而知，虽然不会受到虐待，但也绝不会有什么福可享的。

虽然爸爸很早就离开了大家庭，我们这一股人和大娘也缺乏联系，应该说，对大娘不存在直接的欠疚，但直到爸爸晚年，仍经常给大娘寄钱，一为使她的处境能好一点，二为偿还一点大家庭的孽债。爸爸总说，应该把你大娘接来，但他的身体也起来越差，妈妈年纪也大了，我们都相继成了家，事情就更复杂了，爸爸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直到大娘去世。听说一生懦弱的大娘临终前竞变得十分凶悍，有人说是什么邪魔借了气。爸爸听了十分难过地说：“这是在发一辈子的怨气呀”。对于她，我时时感到愧疚，这是永远无法抵偿的一笔孽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