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给我赎回来了。

老屋建造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青石基础，土墙，大青瓦。

老屋是西屋，三间通屋，长不足九米，宽不到四米，老式木板门，木格窗，典型的普通民居。

建造老屋需要很多土，这土是父亲和姐姐们用平车从很远的野外拉的。父亲当时患了严重的气管炎，一天到晚咳嗽的不分数，一阵急促的咳嗽之后大口大口的呕血是常见现象。父亲是在要命的咳嗽声中带领姐姐们完成土方准备的。

老屋的土墙是生产队派工筑起来的，筑墙的社员们由生产队开工分，我家既不管饭也不发薪酬。

老屋的建成大大改善了我家的居住环境，也陡增了父亲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老屋的泥外墙粉的很光滑。我上学上到初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豪兴大发，拿毛笔在泥墙上画了两个人像，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还龙飞凤舞了“飞舞”两个大字。两个字和两幅画为我赢得了亲友们广泛的赞誉，我也因此成了左邻右舍心目中的书法家，从此每到过年我都要忙忙碌碌好几天义务给他们写春联。

大约十年后，我们搬离了老屋。我们在村外的新宅上又建起了一个院落。新房子砖木结构，比老屋阔气了许多。新房子是在姐姐们的帮助下建造的，但尽管有姐姐们的帮助我家仍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外债。

姐姐们出嫁了，哥哥也上大学走了，家里人口少了，老屋闲下来了。

有个老光棍托人找上门来了，他要买我家的老屋。

老光棍是父亲的把兄弟，哪有不成的道理？更何况我家正缺钱还账呢？

老屋经中间人说合以七百元的价格卖了，在老光棍的一再恳求和中间人担保的情况下父亲别无选择的接受了分期付款的结果。

不知是否因为老屋那里有我的“大作”，此后我经常到那里去看望她，这种看望最终形成了习惯，这习惯一直坚持到我上了大学后不再可能常去看望她。

但我一直记挂着她，尽管我明知她早就不再属于我们家了。

老屋卖了，但宅基地还是我家的。老光棍是五保户，宅基地给我家带来的经济损失就由公家给出了相应补偿。

老光棍死了，他的继承人继承了他的房产也是他唯一的家产。

老光棍死了，公家给我家的补偿没了，按理说房子不应该再在我家的宅基地里长着了。

但没有人提起老屋的事，也没人提起宅基地的事。

父亲没提起过，母亲没提起过，我们不明所以更没提起过。

不知过了几多年，忽然有一天有人到我家向母亲提起老屋和宅基地的事了。

向母亲提起这事的是位老邻居，她说，老光棍的继承人不仅在我家的老院子里种菜种庄稼而且还栽了树，当这位老邻居提出蔬菜和庄稼种就种了但是栽树很不合适时，老光棍的继承人竟骂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并口口声声说房子是他家的地也是他家的。

老邻居向母亲说着时很是忿忿然，因为气急败坏竟憋得头脸通红。母亲经老邻居的点拨后豁然开朗，也因为豁然开朗而焦躁不安起来，父亲也焦躁不安起来。

当年的中间人已经不在人世，村干部已经换了好几茬，母亲为老宅子的事找到当年的大小队干部讨要结果，无果。

母亲很气恼。适逢父亲患了一场重病给哥哥接到城里住去了，而且父母亲一直的住在城里了。但人在城里心在老家、心系老屋，平时不怎么在乎老宅子的父亲受到母亲的感染也十分关心起老宅子的命运来。他们成天念叨，几乎夜不能寐了。

于是，我对父母亲说，这事由我来解决。

我之所以主动请缨解决老宅子的问题除了替年迈的父母亲分忧的成分外还有我的一点私心，就是老屋问题。对于老屋问题任是什么事都意见相左的父母亲这回却出奇的一致，要他们扒掉！我想留着，与哥哥交换意见，哥哥与我一致。于是我们就劝二位老人说，这老屋可是您们前半生的唯一念想，也是我们的念想啊，能留下最好，合适的话我们就赎回来。二位老人经我们一说态度顿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突然对老屋特别感到亲切和怀恋起来，要求我们尽快将此事办好，哪怕多花一些钱。他们甚至表示很想回老家再去看看老屋。

我和哥哥经过多方面努力，经过多方面求证，经过与当事人的多次接触、协商，最终由我做全权代表与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原价赎回。

原价对我们双方都合适，对方认为房子早已残破不堪扒掉的话连工钱都抵不上，我们出多少钱他都是轻赚；我则认为老屋物归原主、房钱如数退还，这就将当初的房屋买卖关系转化为我借他的钱使、他借我的房住的邻里间极其正常也极富人情味的互帮互助关系。

老邻居们都认为是好说辞，于是，我们办了交接，我给老屋上了一把新门锁。

我围着老屋转了好几圈，我想在她身上找回一些属于我的记忆和印记。可惜老屋毕竟已经太老，斑驳的土墙已经裂开许多条深深浅浅长长短短的裂缝，我当年的墨迹更是踪影儿也见不着了。

面对老屋，我唏嘘良久良久。但唏嘘归唏嘘，我对她却没有丝毫陌生、疏远的感觉。

不知老父老母再看到老屋的时候，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