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
1、
村庄名字叫徐大庙，地处皖北黄淮海平原，属淮河流域。虽然在国家地里、历史上无可圈可点的记录，但她的变迁却烙上了淮河沿岸普通村庄沧桑的印痕，一代代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构成华夏民族的一分子。
这里的土地是黑色的粘土，而从村子往西北方向去不足百里，就有了红色的淤土，那些是黄河泛滥时流经过处淤积而成的，我们的村庄有幸逃过历次黄河泛滥，而未成为黄泛区，这该是缘于祖上的阴德吗？
多年来，我仔细琢磨，我们村里的方言里怎么混合着山西、陕西以及东北的方言元素呢？这疑问后来从老辈人口里得到解答，村里的人早先有过走西口和闯关东的经历。至今，与我家相邻的一个本家，仍有几个家庭生活在黑龙江一带，到现在已经是第四、第五代人了。而我的父母当年也曾肩挑着一双儿女，远赴西安附近农村讨生活。直到“60年”大饥荒过后，他们才又返回故土，我有幸在家乡这个平凡的村庄出生，让我的根扎在祖辈生息过的土地上，使我在以后每次填写籍贯时毫不犹豫地写上家乡的名字。原来从这个村庄走出去的人家大多都回到了故乡，他们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我记事的时候，村庄分为前队、后队、东队和西队共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有200多人口，各自组织生产劳动。使我一直不理解的是，村庄里的人口分布和所属土地不在一个方向，而是相反，比如，东队、前队的土地在村庄的西北方向；西队、北队的土地在东南方向，到现在，这在我还是一个谜。记忆中，四个生产队在收获粮食、婚丧嫁娶等方面都在暗暗较劲，哪个生产队的土地肥沃、粮食打下来的多、家庭富足等都会成为这个队里每个家庭的骄傲。我所在的前队一直处于弱势，地里庄稼长势不如东队，粮食收获也跟其他队相差一截儿，在孩童伙伴里说话就没底气，小小年纪就懂得了自卑。入学前就有过很深的印象，那时候东队有骡马，时称快牲口，那是他们的骄傲；而我们队就只有黄牛，慢牲口，几头牛有的还老弱病残，没少让当饲养员的父亲唉声叹气。东队的生活好，他们的老牛不能拉犁干活的时候，就宰杀了分肉，那是让全村人羡慕嫉妒恨的事。有次，我混在他们的孩子中间，赶到杀牛、煮牛肉的地方去想分口牛肉汤喝，结果被人家分辨出来，没得逞，还是从伙伴那里讨得几口汤喝，满口留香，经久不忘。直到土地分开前，东队仍是全村最富裕的生产队。为什么同在一个村庄，东队人日子就好过呢？后来我自己动脑子想原因，发现一个现象，东队人家多生女孩，其他队的人家多生男孩，这就奇了怪了，难不成是不在一个井水里吃水造成的吗？有女孩的人家不需要为娶媳妇下聘礼，也不需要考虑给孩子建房子等等，而男孩多的人家就惨了，要多花很多钱来迎娶儿媳。后队、西队还出现几个鳏夫，就不奇怪了。土地到户后，生产队不存在了，原来男孩多的人家日子翻天覆地了。劳力多，人手强，庄稼旺，粮食就丰收；胆子大的青年劳力还外出赚钱，那时候还没有打工的说法，外出的人也就是凭力气到淮北、平顶山一带的煤矿上干苦力，每年都有几个人家到年底欢迎他们的孩子衣锦还乡，让多少人家羡慕啊！谁家有个外出当工人的，谁家就先富起来了，土地越来越留不住人了，到现在，村庄上就只有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了。
2、
村庄的名字缘于村子的最东头儿有个庙，供奉的应该是关公吧。庙里有三间大殿，两边有厢房，有大门。我上小学前，那里已经是村小学了，有几个年级不记得。有一年夏天，好像是暑假里，村人把那老旧的大殿和厢房全部拆除建成了瓦房。我清楚地记得，从大殿西山墙上拆掉的带有砖雕图案的青砖被丢弃在一片瓦砾和泥土里，要是现在，我得把它们收藏起来。
我的小学是在新修的学校的教室里开始的，教我们一年级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人们都叫他大先生，后来知道他早年上过私塾，家底殷实，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打成过右派。那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好像是他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而对他的学生都当自己的孩子对待。有个学期结束，班里学生举手评选“五好学生”，我没被选中，还是大先生用提名通过的方式让我当上了“五好学生”，我把奖状和作为奖品的一支铅笔骄傲地拿回家，高兴了好长一阵子，同时，这也是我下学期继续上学的砝码，没有这个，开学能不能还去报名就是个问题。几年小学，我家堂屋的东山墙上贴满了我的奖状，看起来很是壮观。
新修过的小学校舍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又有过一次翻修，我外出求学，工作期间就很少去那里了。大约在10年前的春节期间，我听说村人又在学校里开始恢复烧香、放炮，祭拜关公了。那时候，学期中学校还有学生在上课呢，春节放假，年初一，村庄的人都聚集在学校院子里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说是祭拜关公，保佑村人平安。听说那一年因为外出打工的青年中，有好几个都出了意外事故，死的死，伤的伤，不知道是谁率先提议，要在庙里烧香敬神才能破解灾难。
再后几年，年龄大的孩子都到集镇上去上学了，学校也没有新老师来代课，校舍破旧不堪，唯一的一个小操场也被村委会卖给了村民所有，闲置的校舍还被人挪作他用，真正是“学生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老，校园越来越小”，村小变成了教学点。5年前，教学点终于撤掉，新校舍建在离村庄2公里外的地方，村子最北边的孩子去上学甚至要走得更远。有的人家就索性舍弃了新建的学校，由家人接送孩子到集镇上去上学。前年的一天，我回到小镇的家时突然有人告诉我，说是谁谁的孩子在从集镇上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车祸，两个孩子当场没命，我听了心里一阵阵地发紧，眼泪瞬间流下，我们的村小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这个村庄的未来啊！我为那逝去的村小和逝去的村人孩子作默默的祈祷。
3、
村庄的西南角有一口老井，啥时候有的那口老井，我不知道，反正从记事儿起，我就是吃那井水。井口直径大约八十公分，井沿用青砖砌成，井底幽深，夏天冒凉气，冬天冒热气，我一直对它敬畏有加。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储水的大缸，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担水。各家的青壮年劳力是担水的主角，扁担放在肩头，忽悠着两只水桶出门，一路还留下几句河南豫剧或者淮北梆子，水桶早先是木桶，后来渐渐有了铁桶，男人们聚集到老井旁边先是互相打招呼，然后是谦让着从井里提出水桶，肩挑走人，如此往返两三次，家里的水缸就满了。
夏收时节，水井旁边热闹了，中午时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围坐在水井旁边的大树下乘凉，喝水。那水刚从井里提出，冰凉冰凉的，喝一口，满口清爽，暑热尽消。孩子们在水里放了稍许的糖精，比现在什么冰激凌都要强上百倍。
我每次上学、放学都要从老井旁边经过，对村人的印象也多是在这里留下的。有一次，我从外地上学回乡，路过井旁边时，看见邻居那个我叫太奶的老人用一个小瓦罐提水，她佝偻的身躯，破旧的衣衫，迟缓的动作让我唏嘘不已。那时的她应该有70多岁了吧，这么大年纪怎么还要提水呢，我不解。我放下行李，夺下她手里的水罐，送她到家。她还是那样少言语，慈祥的脸上，盛满温暖。从我几岁的时候，她就对我很是关爱，每逢她手里有好吃的东西都要给我留下一些，暗暗地塞到我手里。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她从自家鸡窝里，拿了一个还有温度的鸡蛋塞我口袋里，叫我快些回家，估计她是怕她的家人看见，引来麻烦。我一边是紧张一边是感激，对她的种种好一下子全印在脑子里。再后来，我到外边工作，很少回家，见到她的次数就少了，但每次回老家都要去她家里坐一会，看看她。后来，就有一次，当我还要去她家的时候，母亲说，你太奶已经在入冬的时候去世了，我在她家门前驻足了良久，想她，念她，我流了泪。
后来，家家户户都在自家院子里打了压水井，再后来还有了自来水，老井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但至今它仍在那里，走过老井，仍能记得当年它身边发生的诸多往事。
4、
几百户人家，千把口人的村庄，出人头地的不多。村里人对出人头地的标准就是出了个吃皇粮的人。改革开放后，村里第一个吃皇粮的人是我，那是因为我初中毕业考取了的中专，读了师范。在我之前，有一个是文革前考取中专的人，在外地的商业部门工作，算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早年随刘邓大军的老兵，打成右派后回乡，在我们村小教书，后来甄别后给安排了工作，在某政府部门谋职，算是一个。后来就是我这个回乡到镇上教书的，吃上了商品粮，在村人眼中是个公家人了，有出息了。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对教书的不怎么推崇，而是对公社干部，哪怕是村干部都另眼相看一些。有次闲聊，邻居叔叔说，你咋不考个官当当呢，你看人家当官的多吃香。继而他又说，谁谁当官就只有挨骂的份儿，看他能有个好下场？我无语。除了吃皇粮算是光耀门庭，就是当个工人也比在农村打土坷垃强的多。
我考上中专的第二年，我的大哥从部队转业回乡。那一年，村里有个推荐去淮北煤矿工作的名额，按政策，我大哥是第一人选，但是我们家里对此消息无从知晓，也没有门子去活动，后来，这个名额被别人代替了。原来那个取代我大哥的人，他的一个亲戚在公社是个官儿，帮他们办好了当工人的一切手续，我哥仍在村里当他的农民。我娘后来说，咱没那个命，算啦。后来，那个代替我哥去当工人的，在矿上出了事故，一条腿断了，还好不严重，回家疗养，工资照拿。每次他都是提着拐棍去淮北取工资，回来后该干啥还干啥；该领工资了，就又提了拐棍去矿上。再后来，他又不满足工资的收入，到某个砖窑厂去掘土，结果土坑塌方，他被埋在了下面。后来撤销公社，成立区公所，又撤区，成立乡政府，每次都有村干部易人的机会，而每次机会都有人推荐我哥当个村官儿。在这个问题上，母亲的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让我哥当什么村官。她的理由很简单，不想让人指着脊梁骨骂。有次，我哥被人说动了心，真想当，征求母亲的意见时，老人家说，你要当干部，就别认我这个娘，大哥这才作罢。后来还是亲近门的一个去当了这个村官，再后来，这个村官在一次召开广播会的时候，话筒不知道怎么就漏电了，当人们发现的时候，他身子扑倒在地，话筒压在身下，早没了气息。当时，我在政府部门谋了职的，还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善后处理事宜。大哥一生贫穷，子女多，上顾老，下顾小，力气没少出，汗没少流。近些年，儿女成家了，他负担轻了许多，但还是花钱太珍惜，连自己的病都不当回事，没少让家人数落。
如今，村里人对出人头地的判别标准早就改了，谁家钱多谁就风光。有的人家起了几层高的楼房，有的人家把小汽车开回了家，有的人家举家搬到城里居住。但是，很少有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们看到的是眼前的利益。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了，即使楼房再宽敞，也没几个人住。当阳光照射下来时，那些高高的楼房后面，是一幅幅暗暗的阴影。
我的村庄，是我寄放乡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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