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乡村老羊翻译

15 破坏第一，建设顺其自然----文化大革命开始（1965---1966）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尽管毛泽东造成了很多灾难，他仍然是中国的最高领袖，并被广大人民群众偶像化。但是，因为实干家运营着这个国家，所以，文化艺术还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大量的话剧，歌剧，电影，和小说在长时间休眠后涌现出来。没有人公开的攻击党，当代题材的作品非常稀少。此时，毛泽东处在防守的位置上，并且，他越来越借助他的妻子，江青的帮助，江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是一名演员。他们认定，历史题材已经被用来影射共和国和毛泽东本人。

在中国，有一个很强烈的传统，就是使用历史典故来喊出反对的声音，即使是晦涩难懂的典故，对现代人来说，作为一种密码也都能弄懂。1963年四月，毛泽东禁演所有“鬼戏，”“鬼戏”是一个戏剧体裁，善于讲述古代复仇故事，死去的受害者的灵魂对那些曾经迫害他们的人复仇。对他来说，令他不安的是，那些鬼复仇者接近于阶级敌人，阶级敌人是在他的统治下被消灭的。

毛泽东夫妇还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戏剧体裁，“明官戏，”明官的主角是海瑞，海瑞是明朝（1368---1644）官吏，是正义和勇气的著名化身，明官冒着自身的生命安全，代表受苦受难的普通民众抗议皇上。他被解职并被放逐。毛泽东夫妇怀疑，明官在被用来支持彭德怀元帅，彭德怀是前国防部长，1959年他说了反对毛泽东灾难性政策的话，灾难性政策造成饥馑。几乎是在彭德怀刚刚被解职之后，明官戏剧体裁就显著地复兴起来。毛泽东夫人想对这些戏剧进行批斗，但是，当她接触作家和负责艺术的部长时，他们只把她的话当做耳旁风。

1964年，毛泽东拟定了一个三十九人的批斗名单，名单里包括一些艺术家，作家，和学者。他给他们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这是一个新的类别的阶级敌人。很多杰出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包括明戏体裁最著名的剧作家吴晗，还有马寅初教授，马寅初是提倡生育控制的首席经济学家，因为这个，他在1957年的时候已经被打成右派分子。随后，毛泽东又意识到，生育控制是必要的，但是，他怨恨马教授，是马教授让大家知道，是他错了，是马教授让他丢脸。

名单没有被公开，并且，三十九人也没有被他们的党组织清洗。毛泽东让这个名单在官员当中传递，一直传到我母亲这个级别，并指示要揪出其他的“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964---65年的冬天，我母亲作为工作队的头，被派到一所叫“牛市”的学校，她被要求在杰出教师和那些写书、写文章的人当中找出嫌疑人。

我母亲很震惊，特别是当清洗威胁到的就是她最敬仰的人的时候。除此之外，她痛苦的看到，即使她是来找“敌人”来的，她却找不出来一个。除去其他的原因之外，因为有最近的所有迫害的记忆，几乎没有人敢开口说话了。她告诉她的上级，包先生，她的感受，包先生负责成都的运动。

Nineteen sixty-five1965年过去了，我母亲没干任何事情。包先生也没对她施加任何压力。他们的不作为反映了党的官员们普遍的心理状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迫害都很反感，他们只想继续改善生活水准，只想建设平凡的生活。但是，他们都不公开的反对毛泽东，并且，的确，他们在继续提升他的个人迷信。少数看到毛泽东被神化、并懂得其危害的人知道，他们没有办法阻止毛泽东被神化：毛泽东有如此的权力、如此的名誉，以至于他的个人迷信是不可抗拒的。他们所能做的最多也不过是做一些消极抵抗的事情。

官员反对毛泽东迫害的号召，毛泽东理解官员的行为，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对他的忠诚在减弱，他们在心里赞成刘主席和邓小平所追求的政策。当党报拒绝发表他授权发表的批判吴晗和他的关于明官的戏剧时，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毛泽东让文章发表的目的是发动人民群众参与迫害。现在，他发现，他已被党的机制把它和他的下属分隔开来，党的机制曾经是他自己和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纽带。他实际已经失控。北京市党委会，吴晗是北京的副市长，和中央的公共事务部，公共事务部管理媒体和艺术，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既拒绝批斗吴晗，又拒绝解除他的职务。

毛泽东感到了威胁。他把自己看成是斯大林式的人物，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要被赫鲁晓夫批斗了。他要先发制人，毁掉那个他认为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人，刘少奇，和他的同事邓小平，还有他们在党内的追随者。他欺骗性地把这个命名为“文化革命。”他知道，他的革命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但是，这给他一种庄严的满足感觉，他不是在和别的什么做斗争，他是在和整个世界作斗争，他在掌控着一场巨大规模的斗争，他还有一点自怜的感觉，因为他把自己描绘成悲剧英雄，悲剧英雄要和强大的敌人----庞大的党的机器作战。

1965年11月10号，在多次想将谴责吴晗剧本的文章在北京发表的企图失败之后，毛泽东最终让文章在上海发表，他的追随者控制着上海。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文化革命”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党自己的报纸，人民日报，就像首都北京党组织的喉舌北京日报一样，拒绝转载这篇文章。在一些省份，一些报纸确实登载了这篇文章。在当时，我父亲负责监管省党报，四川日报，我父亲反对转载这篇文章，他能够嗅出这篇文章是在攻击彭元帅，是在号召搞迫害。他去看负责省文化事务的人，那个人建议打电话给邓小平。邓小平没在他的办公室，电话是贺龙元帅接的，贺龙是邓小平的亲密朋友，并且是政治局委员，就是他，我父亲1959年曾经无意间听他说：“真的应该是他坐在那个座位上。”他说，不要转载那篇文章。

四川是最后转载这篇文章的省份之一，只是在12月18号的时候才转载这篇文章，远远地处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之后，人民日报是在11月30号转载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只是在周恩来在权力斗争中以和事老身份现身后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周恩来以“编辑”的名义在这篇文章上加了一条批示，批示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学术”讨论，意思是说，文化革命不能有政治意味，不能导致政治攻讦。

在之后的三个月中，毛泽东的反对者，还有周恩来，搞出很多动作，试图阻止毛泽东的迫害。1966年二月，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定，决定说，“学术讨论”绝不能蜕变成迫害。毛泽东曾经反对这个决定，但是，没有人理会他。

四月，我父亲被要求以政治局二月决定的精神为基础准备一份文件以指导四川的文化革命。他写的东西就成了著名的“四月文件。”文件说，争论必须严格地是学术争论。任何粗野的指责都是不被准许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党不能使用暴力镇压知识分子。

五月，正当这个文件正要出版发行的时候，文件被突然查封了。因为有了新的政治局决定。这次，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且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占了上风。毛泽东撕毁了二月决定并宣布，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和他们的思想都必须被“根除”。他强调说，是共产党内的官员在保护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和其他阶级敌人。他称这些官员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宣布对他们开战。他们成为著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起来。

谁真正是那些“走资派？”毛泽东自己也不确定。他知道，他想全盘换掉北京市党委，这件事他做到了。他还知道，他想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他不知道，在党的庞大的体系中，谁是忠诚他的，谁是刘邓和他们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追随者。他盘算，他只控制了党的三分之一。为了让他的敌人一个都不能逃脱，他决定推翻整个共产党。那些忠诚他的人会从动乱中幸存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破坏第一，建设顺其自然。”毛泽东对党遭到破坏的可能性并不担心：毛皇帝总是凌驾于毛共产党之上。他对对人造成过度伤害也不感到胆怯，即使是那些对他最为忠诚的人。他心目中的一个大英雄，公元一世纪时的大将军曹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毛泽东很崇尚这句话：“我宁可冤枉天下所有人，也不能让天下有人冤枉我。”大将军是在发现自己因为过错而谋杀了一对老夫妇之后喊出这句话的----那对老头老太，他怀疑他们出卖了他，但是，实际上，是他们救了他的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