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星洲
编辑：赵应书
编者按：潘文华是解放前四川重要军政人物之一，近现代历史名人了。1949年12月参加彭县起义，解放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病殁。笔者曾左他部下任职多年，知道他的一生经历和重要事迹，特简述于后，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由学徒到将军
潘文华号仲三，四川仁寿县人，生于一八八五年，父母务农，佃耕小量土地。潘幼时，曾就读私塾二、三年，因家里生活困难，乃到成都谋生，经人介绍到岳府街四和春中药铺当学徒。当时清朝派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全国拟共设新军三十六镇(每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师），四川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拟成立三个镇，但以军官、军士缺乏，川省除新办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培养军官外，又创办弁目队两个营，招收中学程度及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入队学习，为新建陆军培养上、中、下士。潘即放弃学徒一事，考入弁目队。毕业后由弁目队申送投考陆军军官速成学堂，亦被录取。当时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思潮和革命党人在各地起义，从事推翻清朝的一些壮烈行动，已传播到四川，对速成学生影响很大，甚至在校内出现了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团体。炮兵科学生余成龙（内江人）与步兵科学生谢炳（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后裔。太平天国失败后，其父避祸来川，依外家姓氏，改姓谢）约集了廿多个同学，用拜把形式作为掩护，暗中进行反满活动。参加结拜的弟兄有罗伟、李树勋、潘文华、潘泽举、范猛、傅常、陈竹溪、李挽澜、李干、李雅材、杨栩、游泽浚、唐思渭、向成杰、吴震、毛诗、杨建业、何天衢、周云伟、党倜、傅绍基、李尧云等。在兰谱序言中有“黄帝子孙，岂戴胡儿天”等词句，这是明目张胆的反满行为。不幸序言底稿被人窃取，大家惊惶失措，喘喘不安。有人主张：同死无益，不如悄悄离校，各自逃命去罢。潘文华坚持不跑，但又提不出救命的方案。正在紧张惊惧时刻，突然旗籍学生鹤龄持柬帖，单独邀请他们弟兄廿余人宴餐。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说：如此情況v走亦不可能，不如前去，我想如鹤龄同学果有歹意，我等早已被捕，何待宴叙。大家于无可奈何中，只好硬着头皮，前往赴宴。鹤龄之父出面待客，并执出兰谱序言底稿向众说：“诸君皆有志之士，但此等重要文件关系着你们的身家性命，何儿戏如此？好在为小儿鹤龄拾得，不然，诸君殆矣！”言罢投诸于火。满天阴靈，一时散尽。众为之涕泪叩谢。鹤龄父当时任将军衙门协领，又系满人，能宽厚持平如此，宁非奇事？或以为，当財苹命潮流弥漫全国，他以此示好，为子孙未来计耳。
一九〇九年，川边巴塘发生变乱，清政府电派成都三十三协协统钟颖率军一协入藏戡乱，并进驻拉萨。入藏官佐多系四川陆军速成学校学生和教师，第一标第一营营长为陈庆。第二营营长为张葆初，第三营营长为陈修梅。潘文华随同入藏,任第二营张葆初部副排长。当时进藏的速成同学还有毛诗、唐式遵、马德洪、王贞杰、邓点云等二、三十人。潘在巴塘一带作战，卓著战功,生擒头人哈巴龙，以此得升任正排长，后又升任连长。辛亥革命成功，潘回川在第三师锺体道部任营长。一九一五年，潘升任团长，驻防巴中，广种雅片烟，抽烟税，收入甚丰。刘湘从陕南过境，钱粮两缺，潘以速成同学之雅，馈赠二万元，刘甚德之，后潘归刘，颇得刘的倚重信赖。一九二〇年，刘湘任四川陆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时，潘任该军第二旅旅长，一九二五年升任十一师师长,驻防宜宾。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潘一直跟随刘湘，转战四川各地，几于无役不与。刘、杨（杨森）下川东之战，刘湘蹙处重庆市、巴县、壁山，当时称刘湘为“爬壁虎”，而杨森除自己拥有几个师外，还联络李其相、罗泽洲、赖心辉等，一齐向“爬壁虎”进攻。刘湘处境极为困难。潘向刘说，击溃杨的主力，则李、罗不足惧矣。乃自请击长寿杨汉域（杨森侄子）部，苦战两昼夜，潘左臂负伤，也不下火线，仍奋身率部猛扑敌军，终于击溃杨汉域一师一旅，稳定军心，奠定了胜利基础。同时刘文辉令师长张清平驰援刘湘，并亲击赖心辉部。于是杨森部全面溃败之后，刘湘乃拥有川东二十余县。其后在二刘大战中，刘文辉以存亡关系，在荣、威投入大量主力部队，战火之猛烈，为川战历史上所仅有，刘湘已有招架不住之势，幸有潘文华坚守住老君台要地，从而稳定了全线阵脚，导致了二刘和谈。一九三四年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川、滇、黔边境一带，潘曾任刘湘部队的川南“剿共”总指挥，与红军几度接触，后在名山一战，被红军打得丢盔亮甲，溃不成军。一九二七年,刘湘投靠蒋介石，反对武汉政府，蒋任命刘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潘任该军第四师师长，旋改任教导师长，（在此以前，北京政府还曾给潘以植威将军的头衔）。( 文章阅读网：www.telnote.cn )
任市长名利双收
一九二八年起，潘文华又兼任重庆市长八年。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是川、滇、黔门户，是这几省土特产品集散码头，是外省外国货物进入的总口子和转销站，交通便利，商贾辐辏，人口众多。我国在甲午战败以后，徇外人的请求，把重庆定为对外通商口岸，工商业务更趋活跃。但市区狭窄，房屋年久破滥，街区凌乱，市容不整，实不足以适应当时新形势的要求。潘有鉴及此，爰从事扩大市区的开辟工作，把通远门外及上清寺一带的乱坟荒地，积极开辟出来，作为新市区，开辟的新面积约等于旧市区一倍。并修建了七星岗、两路口、上清寺的大马路，重庆市容，始略具规模，为后来继续增建、扩建打下了很好的塞础。在掘挖乱坟荒坡时，遭受市民激烈反对，潘并不以此气馁，一直坚持到底。但他个人也得了不少地皮，后来地价大涨，他的财富增加不少。他还倡导成立了重庆市商会，使商业行业有了组织，以乃弟潘昌献为商会会长。
当时重庆市民的生活用水，全靠用人力挑运江水供应，坡陡路远，十分困难。如遇火灾，更苦无水施救。在历史上重庆曾遭几次大火，均损失惨重。因此市民对用水一事，伤透脑筋。潘文华乃倡议开办自来水厂，初采取官商合办形式，后官股退出，全归商办，成立重庆市自来水公司，以潘昌猷任董事长，解决了市民生活用水及工业用水问题。但重庆市贫苦大众，靠挑水为生的，几及两万人，自来水公司成立，无异端了他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生活，乃群起反对，集众向市府请愿。潘初则派秘书长石体元出来向群众解说，继则采取高压手段，由市府警卫队逮捕了十多人，并打伤二、三十人，群众改赴二十一军军部请愿。后经决定：自来水公司除在机关、工厂等设立专管供应处，市民用水在全市设立十多个放水站，由挑水工人在放水站自由挑售；离河岸较近地区，不设放水站，仍照旧习办理，始解决了这场风波。
重庆市以工商业逐渐发达，需要电力较多，原有商办烛川电厂，规模不大，发电量极小，不仅工业无法用电，商业用电亦不能供应，更无法满足居民用电需要，潘乃令工务局局长傅友周(傅留学美国归来，学电气工程）改组烛川发电厂，成立重庆市电力公司，购置大型发电机，在大溪沟建厂发电，满足了重庆市工商及市民的需要，乃弟潘昌猷则任电力公司常务董事。另外，、潘还以二十一军武器增补的需要，在重庆建立较大的修械所和冶铁工业，这又为重庆的炼钢工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甲午战后，日本提出把重庆开为商埠，并要求把重庆王家沱地区划为日租界。清政府腐败昏庸，无法抗拒，样样照办，因此几十年来王家沱成为重庆市的特殊区域。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全国风起云涌地展开了群众性的抗日运动，全国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抵制日货。重庆市除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外，群众还要求收回王家沱日粗界，并到王家沱游行示威，情绪十分激昂。潘在群众请求下，乃派市府外事处负责人陶守诚多次向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并说现在群情愤怒，租界素为我政府军政力量所不逮，对安全方面，我政府恕不负责云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领事馆感到群众的压力，为保护日人生命财产，始允交还王家沱日租界，但须由市府作出保护日人生命财产的保证。这件事在当时来说，也可算收回了一点国家的权益，雪了一点国。
综上所述，潘在八年市长任内，或多或少替市民作了一点有益的事情。可是在这八年当中，潘利用政治上的权力，在公私不分的情况下，也奠定了他在重庆的经济基础，自来水公司资本二百万元，潘股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电力公司的股本潘也占到百分之三十几，这两大公司实际成为潘家的产业。他还把重庆市银行改为商办重庆银行，潘昌猷任总经理，该行也逐渐变为潘氏独资经营的私家银行了，在抗战期中，蒋政权入川，潘氏兄弟更利用—些特殊政治关系，使他们经营的企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潘氏经济实力更为壮大，号称西南财阀，其资力已架于聚兴诚银行老板杨烂三和金融巨头刘航琛之上了。
出川抗战锻羽归来
一九三七年初，日本海陆空军大举入侵我国，全国人民愤慨填膺，一致主张奋起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全面抗战，决不妥协求和的主张，它的游击部队，早巳在东北打击日寇，在全茵舆论强烈要求之下，蒋政权不得不作出抗日的决定，四川各军将领，在中共和人民群众抗日爱国热情的推动下，亦纷纷请缨杀敌，出川抗战。蒋介石先是委任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司令部设河南郑州，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烈霧,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华。第一纵队由北路出川，第二纵队由夔巫东下。部队甫出动，旋奉蒋令，撤销第二路预备军幡号，改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辖两个集团军：邓锡侯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兼四十一军军长，并辖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统由邓锡侯率领仍取道;lt:路出川。刘湘自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为唐式遵，下有两个军：二十一军，军长由唐式遵兼，辖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一四六师，师长刘兆黎，新编第七旅，旅长田钟毅。二十三军，军长为潘文华，辖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一四七师，师长杨启文，仍由夔巫东下。北路邓锡侯率领部队刚到西安，蒋介石即电令邓、孙二人将四十一军、四十五军调往山西省的奉阳、娘子关、介休一带，归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指挥；将四十七军调往长治等处，拨归卫立煌指挥。东路刘湘、潘文华部属郭勋祺师刚到河南新乡，又奉令改调江苏宜兴P其他后续部队到达武汉后，即奉令乘轮东下，开到宣城、广德、泗安，拨归第三战区顾祝词指挥。至此，刘湘第七战区所属部队，一在北，一在东南，一阎锡山、卫立煌，一归顾祝同，刘则成为光杆司令长官，，只好在南京“卧病”对抗战作壁上观了。潘文华所部一四四、一四七两师在广德、泗安遭遇日寇先头部队，经过奋力截击，将敌人全部击溃，获得初战胜利，缴获汽车二十多辆、机枪十多挺、迫击炮十余门……。而唐式遵心存忌嫉，匿不报捷，后为国防部知道，特奖给两万充。日寇以先头部队遭到打击，乃集结重兵，用飞机掩护，装甲车前导，冲向泗安、广德，潘部奋勇堵击,战火激烈,师长饶国华殉国，郭勋祺负伤，杨启文失踪，官兵伤亡很大，部队受到严重损失。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政府西迁重庆，蒋介石在武汉设行营，指挥前线军事，当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亦设武汉。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刘湘在武汉病逝后，蒋介石就裁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所辖部队亦大事调动，以广泗之役归罪于潘文华，撤销他的二十三军军长职务。刘湘率领出川抗战的川军，至此已成支离破碎的局面，达到了蒋一贯企图消灭异己的目的。潘文华被撤职后，护送刘湘灵柩回川，结束了他出川抗战的一段历史。
继统“甫系”在川部队，重绾军符
刘湘刚死，蒋以为这是直接控制四川的机会，不能放过，迫不急待地发表他的亲信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消息传来，全川各方，群起反对，而反对最为激烈和有力的是刘湘的武德学友会。武德学友会是刘湘军队里的核心组织，控制着刘的军事实力，当时刘部将领如周成虎师长，系刘湘的妻舅，刘树成师长是刘的侄儿，还有师长彭光汉，五十六军军长郭昌明，师长陈兰亭，旅长严啸虎、李元宗、彭泽厚、宋_等，均系武德学友会重要骨干，统率着刘湘留在四川的七、八个师的部队。同时，四川省政府保安处所辖十六个保安团的团长、大队长，亦多系武德学友会成员。这支武装力量所处的位置，又是抗日的大后方，他们反对张群主川，在日寇当前，外患紧急的情势下，蒋介石不能用武力来压服，蒋不得不慎重对待这件事情。武德学友会过去由刘湘任会长。刘湘死后，领导无人，该会乃召集大会，推举继任会长，实际上就是要确定刘湘事业的继承人。当时王陵基、王缵绪均在成都，都想继承刘湘衣钵，争取当选为武德学友会会长。过去二王在峨山受训时，巳与蒋有勾搭，并已暗中加入了复兴社，蒋亦盼二王中任何一人当选，便于控制四川。潘文华虽在成都，但在前线被蒋撤职处分，大伤颜面，情绪消沉，奉丧回川后，即杜门谢客，不问时事。二王私心窃喜，以为此次当选，有如坛子内捉乌龟，手到擒拿。殊不知武德学友会召开大会时，首先由二十一军元老派锺体乾发言，大意说：甫公（指刘湘）死后，这个班子，需人领导，我个人意见，选一个平素甫公最相信者来继承他的事业，使他放心于地下，等语。话音甫毕，刘树成高呼：“推潘文华继任本会会长”，全场鼓掌赞成。宋时仙继说：“潘作领导，是我们的愿望，如有人反对，定是川奸，我们当共去之”！在这种情况下，二王也只好面红耳赤地同他们的喽罗蔡君识等勉强附和，拍了几声巴巴掌，离开会场。
蒋见刘部将领一致拥戴潘文华，不得不改变策略，对潘大事笼络，当即发表潘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由潘统辖的部队计有：五十六军，军长郭昌明，军司令部驻万县；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部队驻防成都，副师长严啸虎兼任成都市警备司令；一六三师，师长陈兰亭，驻防川东梁、开、达等县；新十七师，师长刘树成，驻防乐山、峨眉、邛崃、名山等县；新十八师，师长周成虎，驻防潼川、中江等县；独立旅，旅长朱果，驻防彭县、什邡、绵竹等县；潘清洲的警卫团，一部分守卫玉皇观二十八集团军总部，一部分驻东门外中和场、中兴场沿府河一带。蒋介石并调回在前线的邓锡侯任川康绥靖主任，以分割潘的权力。绥署班底全系刘湘旧部，如潘以副主任名义主持绥署事务，则邓可能作傀儡主任，造成邓潘的矛盾。但潘颇识大体，从不到绥署，仅将图章一方，交与绥署副主任办公室秘书刘挹清，照例会签而巳。因此邓、潘相处无间，加强了地方力量的团结。此时对张群主川一事，武德学友会仍坚持反对，各县也纷起响应，全川为之浮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拟改任王缵绪为省主席，并示意潘给以支持。王亦亲自请潘在武德学友会面晤，进行疏通，并许潘的弟弟潘昌猷任四川省银行董事长，又允给三个专员及若干县长的名额，来安置刘湘旧部。潘在当时，巳志得意满，不能得陇望蜀，再秦情于省政，况王又系刘湘旧部，乃为之各方疏通。蒋乃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发表王缵绪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死后争夺四川军政权力的一场风波，至此始告平息。
但是，蒋介石对四川仍有两种顾虑：一是怕邓、潘、刘（刘文辉）加强团结，壮大地方力量，使他难于控制；二是怕日寇沿袭过去共军徐向前入川故道进入四川，动摇抗战后方，因此采用“一星管二”办法，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再发表潘文华为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绥署由国防部指定设于阆中，使潘与邓锡侯分驻两地，但仍兼川康绥靖副主任，以示优异；同时又以卸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为副主任，对潘起一些牵制监视作用。潘受命后，不得不离开成都，爰将玉皇观街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改为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行署，留驻一部分人员，以便他随时回省与各方联系。潘到阆中后领到国防部发给的大巴山构筑防御工程费用二十万元，积极构筑防御工程，西起陇南的阳平关，经陕南地区到达湖北城口,派部队在各重要地区驻守，严防日寇侵入。当时还有巨匪王三春啸聚匪徒二、三千人，盘据川陕边境，抢劫行旅居民，经潘派五十六军一六三师梁国华，协同一五〇旅王家兴团及当地秦烈初保安团，联合兜剿；王匪不支，溃散陕南地区，已不足为患：潘以戍区防务告一段落，乃称疾返蓉医治，即经常住在成都，与邓、刘往还仍密，蒋介石亦无可如何。
图主川政未成，蒋施小惠笼络
王缵绪任省主席后，违背过去向潘作的保证，对甫系军政旧人，不仅不予照顾安排，还撤换了大批在职人员，尽量安插复兴社和CC份子。四川省银行董事长一职虽给了潘昌猷，但以郭松年任省银行总经理，采行总经理制，董事长就形同虚设。同时王有蒋支持，气焰嚣张，在省府纪念周上，大骂地方军政领导，说他要抓大烟犯(指刘文辉），要抓登徒子（指潘文华），还要打击趟在烟盘子上煽鹅毛扇子的诸葛亮（指张斯可）……等。因此川中军政旧人对他愤恨万分，乃酿成了七师长灰电驱王事件。七师长中有潘部的彭光汉、陈兰亭、刘树成、周成甫；邓部的杨晒轩、陈静珊和刘部的刘元琼。七师长不过是在前台唱戏，后台导演当然是邓、潘、刘三人。他们已拟定王下台后拥潘出任省主席。当时抗战前方宰事吃紧，需要后方有个安定局面，何况前线所需粮食供应，兵员补充，大半依靠四川。七师长反王通电发出后，蒋介石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乃电召邓、潘、刘三巨头到渝，好言安抚，并说，王缵绪供职无状，定予撤换，但时局艰危，希望大家风雨同舟，共挽危局。并单独召见潘文华说：省主席一职，本拟借重你来担任，但以大巴山防务重要，关系国家安危，恐难兼顾。因此由我（蒋介石）暂兼省主席，一俟时局稍缓，此席仍留着给你，大巴山设防工程费，过去批准二十万元，为把工程搞好，今由国防部决定增拨十万元，回去后希将要隘工程，从新予以捡察。蒋介石一席话，使潘哭笑不得，只有唯唯称是而已。
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设宴招待潘时，当面约为弟兄，送交兰谱，对潘加深笼络。从此，孔来成都必邀潘的弟弟昌猷同来去，来时必住潘公馆，以示亲近。因此，潘昌猷在渝，声价骤增，借此靠拢。孔宋财团，获得不少好处，也壮大了潘家的经济实力。例如潘的重庆&来水公司是公共事业，如须调整水价，必须呈报财政部同资源委员会核准，方能加价，公文往返，至快也要两三个月，当时法币巳经大幅度贬值，如待核准后加价，已成明曰黄花。而该公司呈请增加水价的呈文，由潘昌猷亲自交孔祥熙后，孔即当面批交经办单位照办，时间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重庆经常遭受轰炸，自来水公司必籍此诳报损失，请求政府补助，每有请求，孔必批给大量数字。又如因法币贬值，大宗交易多用支票，市面现纱缺乏，私家银行无法付现，营业颇受影响，而潘的重庆银行则可向中央银行以每日交换余额，取得现沙。同时潘昌猷又系四川省银行董事长，省行分支机构遍设四川各地，凡有重庆银行机构的地方，该地省行均大量给以同业浮存资金，使重庆银行营运赚钱。潘的崇德贸易公司跟在孔、宋财团后面，作了一些国际贸易，获利也很巨大。所有这些，都是蒋在经济上给潘的好处，显然，是故意用来笼络他的。其后在张岳军(张群)主川时期，蒋又以潘的部属石体元为财政厅长，陈怀先为省田粮管理处长，尹静夫为粮食部司长、次长，黄应乾任立法委员I潘昌猷任立法委员后，.仍保持省银行董事长达八年之久，潘的女婿史维也被任为四川矿业公司总经理……。所有这些，则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给潘文华的好处，蒋满以为在军、、政、经济等方面都给了潘以极大利益，一定以把潘收入罐中，听其驱使，以忠于刘湘者忠于他了。殊不知潘也看透了蒋对他实际并不信任，不能不对蒋保持警惕，转而与刘文辉、邓锡侯加强团结，以图自保，并与蒋暗中作对，使蒋对他最为顶心。
团结刘、邓，与蒋作对
潘文华团结刘、邓,与蒋暗中作对的事，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1、建筑康藏公路事件
抗战以前，刘文辉曾几度参加反蒋活动，早为蒋介石所不满。抗战期中，国防部拟调刘军一师入出川，刘以防藏为辞，予以拒绝。同时文与进步人士接近，给蒋造成一些政治上的困难，并竭力拉拢邓、潘，联络滇龙（龙云）企图联合西南地方力量，与蒋政权对抗。在成都创办的“建设日报”系由邓、潘、刘三方出资，由邓派旅长周绍芝、刘派过去住南京代表邵石痴、潘派副官长夏奇峰同上校秘书赵星洲等共同组织，并以赵星洲任报社社长，统一言论，表示精诚合作。刘又拿出一笔钱组织俱乐部，一在前卫街谢秉钧公馆，一在宁夏街邵石痴公馆，借以加强三部中层人员的联系。而邓、潘、刘三人，则同邓鸣阶等随时聚会于桂王桥街魏敬叔处，以打“乱擢”为名，经常密聚。凡此种种均为蒋所嫉视。一九三九年冬，刘文辉到重庆，蒋召见时说，日寇以全力西进，长沙可能有问题，我国国际交通线大受威胁，为未雨绸缪计，拟赶快建筑川藏公路，打通第二国际路线，经费一项，由中央负担。至于建筑工人，因川边和西康人口稀疏，不能雇用民工，拟用军工建筑，叫刘准备两个团，中央派三个团来，归刘指挥，共同建筑在两年内完成。刘骤龄之下，无词反对，只好唯唯听命。第二日国防部派人与刘磋商细节，刘勉予应付，但对中央派兵来康，心存疑虑，回成都后商诸邓、潘，佥谓，此事决不能答应，就是蒋介石攫康咽川之计。因为川藏公路以康定为起点，修抵印度边境，长达四、五千里，高山峻岭，险滩恶水，何为胜数，工程浩大，难于川康公路十倍，岂两、三年可凑肤功，蒋宁不知之，知其难而故为之，醉翁之意不在酒明矣。中央军以三团入康，挟其优势装备，再辅以政治力量，西康之势危矣。不仅危及西康，而四川亦陷于腹背受敌之势。现在必须设法拒止，方是上策。刘说：“蒋当面指示，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以致无法推脱，现今之计应如何对付？”后经商定，由刘去电国防部，说西康全部军力加上保安部队，已有两万多人，筑路工程，已足胜任，勿劳中央军入康等语。同时顾虑蒋来硬的一手，不能不预作应付准备，刘乃返回西康布署，临去时，潘在夹江军火库提赠刘手提式机枪若干挺，迫击炮若干门，冲锋枪若干支,子弹若干发，以充实刘的战斗力量。潘并密令宜宾、乐山的周晓岚师，邛崃、名山的刘树成师暗中警戒，支援西康。蒋介石的成都军校有官兵学生几千人，潘令彭光汉暗中监视。成都东北外围，由邓部杨晒轩师负责，与彭师内外策应。消息传出，谣言四起，一说中央军已过内江，一说军校学员全体武装，枕戈待旦。以致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蒋知道这些情况，对潘仇恨万分，但以前线锋火炽烈，不能让后院起火，只好勉为隐忍，于是电告刘文辉，说他对修筑康藏公路，能独任艰难，以分中央之劳，殊堪嘉誉。这段公案始告结束。
2、华西日报事件
一九三五年一月刘湘统一四川后，蒋介石任命刘为川康绥靖主任，并兼任四川省主席，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刘不免志得意满。野心勃勃，企图进一步插手云贵，做个西南王，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为此他特别重视宣传工作，筹办了华西日报。以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为社长，省政府编译室主任王白与为总编辑。这报纸的目的，要抬高刘的政治地位，同时要把四川地方利益，置于蒋所谓的“全国利益”之上，这就不免与蒋中央发生一些矛盾，为蒋政权所不满。抗战军兴，刘湘病死汉口，蒋发表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后，遭到川人反对,而华西日报反张尤为激烈，使蒋大伤脑筋。王缵绪继任四川省主席后，立即派他的亲信，成都警察局长唐毅兼任华西日报社长，但为刘湘的武德学友会所反对，彭光汉师长特派武装部队保护华西日报，使唐毅不能到职。当时武德学友会的负责人为潘文华，以此蒋对潘大为不满。同时，蒋在抗战期间，仍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政治，排除异己，打击民主力量。而华西日报，却站在民主立场，给蒋政权大唱反调，攻击独裁政治。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发刊后，人民极表欢迎,报纸运到成都，即抢购一空。蒋帮特务分子，见到这种情形，十分着急，乃在车站和邮局，实施严格捡查，不让新华日报迸入成都市，而华西日报则将自己所得新华日报（因报社彼此有交换报）张贴在华兴街营业部及五世同堂街印刷厂门口，观者如堵，街道为之阻塞。特务分子对此莫可如何。由于华西日报在成都扛起民主大旗，在言论和消息报导中，竭力宣传民主，反对独裁，新华曰报总编辑潘梓年来成都时，特别到华西日报拜访，给报社和同人以莫大鼓励。潘在这次访问中代表新华日报，与华西日报约为兄弟报纸，商定以后，华西日报所撰有关民主论文，重庆新华日报予以选登，而新华日报的言论消息，华西日报亦予以转载或改头换面予以刊出。凡此种种，都遭到蒋介石的忌恨。一九四五年三月，蒋介石电召潘文华到重庆接见他时，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朱家骅在座。蒋对潘说：“华西日报被异党利用，言论极其反动，影响人民思想，妨碍国家和平大计，你身为该报董事长，是有一定责任的。我们的意思把这个报停下来吧。”朱家骅也说：“这个报社内部，潜伏异党分子，从中捣乱，仲三兄(潘号)事忙，不暇深知，还是如委座所说，把他停下来好了，也免替人受过。”
潘骤聆之下，几无词以对。乃说：“华西日报是刘甫澄创办的，我名为董事长，但实权操之武德学友会，俟我回去商诸该会停刊或改组，再奉报中宣部。”蒋继说：“你是军人，何须负此闲名，你回去给他们讲清道理，最好是停下来，不然我给你派一个副社长来。”潘回到成都后，虽与报社有关人员几次商讨，未得结论，拖了两月，人们几已淡忘了，突然中宣部派魏绍增来任华西曰报副社长，潘又向武德学友会实力派商谈，仍不得要领，潘只好称病婉拒，使魏绍增无法到职，悻悻返渝。事后张群愤怒地向财政厅长石体元（石系潘旧部）说：“潘仲三真糊涂！他到底要沙帽，还是要华西日报”？由此可见蒋以华西日报事对潘衔恨之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夕，同盟国在旧金山召开成立联合国的首次大会，中国的代表团除国民党要员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参加。在会议进行中，美国有家报纸的言论说：“中国积极主张民主的潘文华将军，为什么没有代表参加呢？”由此，可见华西日报主张民主，不仅国内知道，国际间也很重视了。但这就更加遭到蒋之大忌。
3、蒋拟使杨森主康事件
蒋对刘文辉始终不放心，总想把刘摆下来，但以邓、潘、刘拉得很紧，投鼠忌器，同时以修建康藏公路前车之鉴，不敢懵然下手。他知杨森与潘文华是速成同学，又曾同棣刘湘部下，较有交谊，乃示意杨求潘支持，如得潘同意，中央即下令撤换刘文辉，以杨森为西康省主席。杨以此找潘昌猷密谈说，此事如得令兄支持，中央对令兄当更信任，今后主持川政，舍令兄其谁？同时，事成之后，中央决升你任经济部次长等语。潘昌猷即衔命到成都，告知乃兄。潘文华以事关重大，乃约集锺体乾、张斯可等商议9佥谓杨桀傲不驯，反复无常，如令其主康，则四川亦不能安枕矣。我们既支持刘于前（指修川藏公路事），何可撤台于后，现在邓、潘、刘一体，合作无间，蒋不能不有所顾虑，如从中打进楔子，则必遭各个击破。众议既定，乃由潘昌猷返渝婉言谢杨。蒋以此虽更恨潘，但不得不打消去刘的想法，另发表杨为贵州省主席。
支持民主，遭受打击
抗战期间，人民群众要求民主政治的愿望，与日俱增，而蒋介石则顽强抗拒，仍继续实行法西斯专政，排斥异己。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李公朴即因积极主张政治民主，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潘文华是站在支持民主这一边的，他与著名和平老人邵明叔、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十分接近。邵每到重庆开国民参政会和参加蒋介石开的政治协商会，必住在曾家岩潘公馆；四川省银行改选董事財，潘昌献并聘邵明叔为董事。邵、张二人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力争民主，享有很高声誉。但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嫉恨，暗中监视极严。张澜在成都主持闻一多、李公朴的追悼大会时，就遭受特务的殴打，并受到暗杀的威胁，情形极为险恶；蒋帮特务又在成渝两地，发动组织川汉铁路索债团，矛头针对张澜，企图诬张以侵吞川汉铁路股款的罪名，将他公开逮捕。在此期间，潘对张极力保护，使特务不敢下手。由于张澜的介绍，刘文辉、潘文华都秘密参加了民盟，成为民盟成员，但以刘、潘均系现役军人，恐影响他们的职位，在民盟组织内，未予公开（此事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所载刘文辉自述的文章）。华西日报内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潘亦力为掩护。潘先后到重庆，都曾与周恩来、王若飞见面，董必武来成都，潘亦两次与之接谈。这些行径说明他想靠拢共产党的心情是相当浓厚的。
在川陕鄂边署成立不久，蒋介石派潘的仁寿同乡、且与潘有瓜葛之亲的戴高翔来任参谋长，又派黄埔四期毕业、潘的仁寿同乡傅炳勋来任副参谋长，企图借他二人拉拢潘文华，并进一步在甫系内部起些酵母作用，使之忠于蒋介石。戴、傅二人虽然用尽各种方法，为蒋工作，但效果很微，潘和一般甫系旧人，都对他俩抱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以致七师长通电驱逐王缵绪这件重大事情，戴、傅二人事后始知，因之，他们感到处境极为尴尬，为时不久即相率离去。
由于潘一贯反蒋的行径，使蒋怀恨在心，必欲去潘而后快。—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蒋介石的势焰高涨，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撤销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又下令裁撤潘清洲的巴山警备司令部，对裁撤各单位人员，’一律停发薪资予以遣散。其来势之迅猛，可知其衔恨之深矣！至此潘仅保留五十六军军长及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头衔。同时，四川省银行改组，潘昌猷的董事长也下台了。潘集团连遭打击，十分恐慌，乃使潘_猷找孔祥熙设法，并找湖南省主席程潜向蒋说话，希望给潘以合适的新职。程潜于清末曾在四川弁目队任教官，与潘有师生之谊，潘对于器械训练有独到之处，颇得程之青睐。潘在弁目队毕业后随锺入藏，亦系程的推荐。在抗战期中，程经常来重庆，潘氏兄弟之均极礼遇，以此程竭力从中斡旋。兼之抗战胜利后陈诚来成都整编川康部队时，潘对整军方案极表赞助，陈以亦对潘表示好感。于是蒋乃另下新令发表潘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令潘部队整编后，移驻酉、秀、黔、彭及湘西边境。从此邓、潘、刘控制的川康形势，顿成土崩瓦解之势矣。
“甫系”、“潘系”、在扯内皮中被蒋消灭
川黔湘鄂边署设黔江，直辖部队有一六三师，师长陈兰亭，副师长李元宗；一六四师，师长彭焕章，副师长潘清洲；新十七师，师长刘树成;新二十五师，师长李根固，另还有特务团、汽车大队等组织。边署副主任傅仲芳，系由国防部直接派来，傅原任沅陵剿匪总指挥，领率一部份人员并入边署。重庆行辕第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派范龙骧为边署少将政治部主任，他也带来一部份政工人员。因此边署的情况，趋于复杂化。同时潘系内部，也有新旧之分。在潘任川陕鄂边署主任时，其长子潘清洲，由陆大毕业回来，初任特务团团长,，后升巴山警备司令，在绥署独树一帜，团结一部份年龄较轻的军政人员，其中包括他的陆大毕业同学张诚文、张一为，曾任旅长的宋时仙，上校秘书赵星洲，中校秘书蒋式荀，曾在广西任过专员的郭载民，团长何鸾，电务处长宋子丰等，称为川陕鄂边署的少壮派。迨川黔湘鄂边署成立时，郭载民、杨续云、张诚文、潘清洲等又称为新少壮派，其他一些师旅团长，不属这一派的，均为旧派，新旧之间不免有些矛盾。
川黔湘鄂边署设黔江，受国防部直接领导。后重庆行辕成立，以黔江属四川范围，故又受重庆行辕节制。边署所辖地区有四川酉阳专区，贵州铜仁专区，湖南芷江、沅陵、永顺三个专区，湖北恩施专区。边署任务，为安谧地方，清剿土匪。在川黔湘交界地区，匪徒滋聚，巨匪有彭金镛、瞿白垓两股，各拥有人枪千余，为患最烈。边署乃决意清剿，投入部队七、八千人，四面堵截，击毙匪首彰金镛，活捉瞿匪老婆和儿子，瞿匪率余众逃入湖南境内，被程潜收编。不久得国防部指令，说“共匪”李人林、王定烈、田子方股，有窜扰湘西趋势，要边署集中兵力，予以扑灭。电达后，潘集众商议，傅仲芳、薄骏昌、范龙骧等均主张出击，而潘以为共军行踪不明，主张严阵以待，以逸代劳，不需糜费劳师。后得情报李、王、田等已越江北去。但范龙骧等仍煞有介事似地在辖区清查户口，阻拦行人，并以“共特”罪名逮捕秀山中学校长刘兆丰，龙潭中学女教师谢若英等十余人，闹得群众惊惧，各县骚然。潘以逮捕的所谓“共特”，均无确凿证据，经当地机关法团证明，均次第予以保释，颇为范等不满。
一九四七年秋，国防部第二次整编军队，规定军编为师，师编为旅，一个师压缩一个团，只留两个团。潘奉令后考虑整编的人事安排，与郭载明、杨续云秘密研究，决定将所属五十六军编为五十六师，以潘清洲为师长，杨续云为副师长；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适返成都，拟将该师编为一六四旅，以郭载明为旅长，推荐彭光汉为芷江区警备司令；一六三师师长陈兰亭，拟推荐为边署副主任，将该师改编为一六三旅，以冉良臣任旅长；新十七师师长刘树成也在成都，该师改编为十七旅，以徐正刚为旅长。这个方案拟定后，由潘文华偕同郭载民携去南京，从事活动，国防部如拟照准，并改调潘为川鄂边区绥靖主任，绥署设宜昌，限期移防；惟对请任彭光汉为芷江警备司令一职，则未照准，改调彭为重庆行辕少将附员。这样一来，就惹起了一场巨大风波。
在未述这场大风波前，我得简单介绍潘清洲、郭载民同杨续云与甫系的历史关系。潘清洲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时，潘文华给以警卫营营长一职，后又保送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二十八集团军及川陕鄂边区绥署特务团团长，后又任巴山警备司令，均随潘文华左右，与所谓“甫系”关系十分淡漠。至于郭载民其人，据说曾在桂系工作，抗战期中以仁寿同乡关系，投奔潘文华，潘给以少将附员。此人谙于世故，深懂处世哲学，竭力靠拢潘清洲，不久即深得老潘的信任，但他对“甫系”更是毫无关系，“甫系”旧人认为郭不过是潘的私人而已。杨续云在“甫系”中的历史虽然较久，但他从陆大毕业后，多在军事学校任教，对于“甫系”上层将领，缺少联系，更无亲切关系。基于这些历史因素，这次整编的人事安排，在“甫系”旧人看来，等于“甫系”灭亡，潘系上台，于是就兴起了一场喧闹。
“甫系”旧人多在成都，适刘树成、彭光汉也返蓉就医，人事变动的消息传来，群情铧然。彭光汉更是暴跳如雷，大叫潘文华忘恩负义，背叛甫公，并鼓动刘湘夫人刘周书同儿子刘世英出面，约集在蓉刘湘旧部百余人开会，对潘大张挞伐，并到成都南门外刘湘墓园哭墓。一时间骂声一片，哭声一片，刘周书哭得在坟前打滚，大演其“哭祖庙“的闹剧，闹得满城风雨，成都大街小巷，传为笑谈。事后、他们并推刘树成、彭光汉亲到黔江兴问罪之师，刘树成到渝即电约潘文华来渝会谈。彭光汉则绕道去黔江，发出“清君侧”的代电，攻击郭载民与杨续云，并拉出他的一六四师及一部份旧有部队，摆成阵式，准备战斗，作为“兵谏”。国防部得到汇报，马上下令撤销五十六师番号（这等于撤:销潘清洲、杨续云正副师长职务），所有一六四旅、一六三旅、新十七旅直接隶属边署，旋又调一六四旅旅长郭载民为武汉行辕少将附员。因此彭光汉的气焰更为嚣张，定要潘赶走杨续云和郭载明，潘文华处此情况，认为“新情虽厚、旧恩难忘”，只好请-郭、杨两位离开边署了。
边署移到宜昌时，国防部调潘清洲赴石家庄，任罗丙戎整编军少将副军长，杨续云调为孝陵卫将官总队少将队员。不久又调一六三旅冉良臣归河南张钫兵团指挥，一六四旅由刘仕钧率领赴襄樊归康泽指挥，新十七旅开赴武汉行辕由白崇禧指挥。至此，潘文华因所有部队，均被东调西调，支解无余，已成为边署光杆主任了。潘心中不快，兼又患病，遂返渝就医。蒋介石更来一个斩草除根办法，调潘为重庆行辕副主任，以孙震继任宜昌绥署主任。到了此时，所谓“甫系”、“潘系”，均已被蒋消灭，连叛痕也没有了。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蒋政权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局势纷乱，各军头目各寻出路，潘清洲趁机到典湖、宜昌搜集边署旧部，凑成一个师，番号编为二三五师，潘茴任师长，以何鸾任副师长，由夔巫开回四川。一九四九年冬，解放军向重庆进军，潘文华由渝返蓉，在中共和人民解放军的动员号召下，在党的地下组织的联络、策幼、帮助下，决心响应起义，走光明大道。他将旧部、四川省保安八团吴忠国和保安十一团张豫波，交给地下党指挥，并电嘱回川的潘清洲师在南充起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潘本人亦随同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发出通电起义。一九五〇年一月潘文华被人民政府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十月病故于成都，享年六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