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应该叫作下里巴人手记，因为我这个下里巴人写不出阳春白雪一类高雅的作品，只能写点儿低俗的小玩意儿。又由于我出生在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叫达里巴的地方，写的就是那疙瘩的人和事儿，索性就由“下”至“达”，叫成了达里巴人手记。——题记

沿着长调走回故乡

达里巴，是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小屯的名字，离松花江有十几里远。这个小屯是我出生的地方。据说，达里巴是个蒙古人的人名。该人在清朝嘉庆年间在此立屯，从此达里巴就叫开了。从一家一户渐渐发展成一个小屯。民国时期，达里巴屯成了郭尔罗斯草原第二大的屯子（第一大屯子是库里，也就是清朝孝庄皇后父母安葬立碑的地方，距离查干湖几里远），人口大约有六、七千。后来又成了乡的名字大区的名字，建国前一度是旗政府所在地（东北光复后，在国共“拉锯”的1947年前后，郭前旗政府就设在达里巴屯的南侧，旗长叫黎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草原上有点小名气的名字，史料上没有留下一丁点墨迹。

《达里巴，我最早的老乡》，是我去年创作的一首诗。这是我对抽象的一个蒙古老乡的缅怀，也是我对具体的一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的怀恋。

童年时，只知达里巴是蒙古语，不知是啥意思。现在细细想来，达里巴这面汉译的“旗帜”还真的冥冥中引领我这个汉族人与“蒙古”二字发生过很多联系。

我出生的土房据父母讲也是蒙古人住过的，是一个叫“巴达廉”的蒙古人盖的。这户人家挺富有，盖的是三间房。中间的堂屋靠近迎外面门的部分，立有一面下是木板上是窗户的隔断，中间开门。檩木又粗又黑，有点象油浸过的电线杆子，很直。土改后，由我家和一赵姓人家买下，我家住西屋。西屋有一个比南窗户还大的西窗户，南北炕靠西山墙连接着一窄溜西炕，刚能放一张八仙桌子那么宽。小时候我家比别人家亮堂，主要是有了西窗户，也比别人家暖和，是有了串通南北炕的西炕。现在学了点民俗，懂得这是有满蒙特点的民居。那时达里巴有西窗户西炕的没几家。蒙古人以西为大，我想那个叫“巴达廉”的蒙古族老乡，我们就先后睡过同一铺火炕。没想到这屋我一住就是30年，直到离开故乡时卖给了一个刘氏人家。现在想想真是不该卖掉，好让我回到故乡有个“家”，可是老宅已被扒掉，原处盖起了四间面目全非的红砖蓝瓦房。我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为此曾写了一首《压在心上的房》作为纪念。那个有满蒙特色的西屋不在了，可我的精神家园还在，我的达里巴还在。前几年，有很多县区合并乡镇，我真怕区域越来越小的达里巴被合并到其他乡镇，好在没有发生。( 散文网：www.sanwen.net )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进入前郭师范学校读书。没想到第二年学校改名为白城地区前郭蒙古族师范学校，使我又一次和“蒙古”发生了联系。我的老师中有很多是蒙古族人，同年级同学中蒙古族人也很多，下个年级是一色蒙古族同学，都说蒙古语。这是我了解蒙古族文化的开始。正是在这段学习期间，我爱好上了草原歌曲和文学。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校园，我成了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之一，唱不好敢唱，写不好敢写，在同学中闹了个脸熟，其实没啥真东西。

我的家乡没有因我没有真才实学抛弃我，相反接受了我。我在农村中学没唱明白，但瞎投稿也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时候。时间久了，发表一些小“豆腐块”，还真遇上了几位伯乐。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成了一名县级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说来也巧，我所在的编辑部蒙古族编辑记者占绝大多数，没想到我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感受到了浓浓的蒙古族文化氛围。

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遇到的伯乐中，有两位是蒙古族人。一位是苏赫巴鲁老师，在写作和做人上给我很多教诲，1988年他与芦萍老师介绍我加入吉林省作家协会。另一位是包广林老师，不但关心我的写作，还关怀我在政治上的成长和进步。这两位蒙古族前辈是创作的巨人，做人的高标。能认识他们真是三生有幸。

出生的屋是蒙古民居，出生的小屯是蒙古人名命名的屯子，上学的学校是蒙古族师范学校，工作的单位是蒙汉双语的广播电台，一生重要的恩师又是两位著名的蒙古族前辈。这足以说明了我与“蒙古”二字的缘份了。

难怪，我走到哪里很多人都认为我是蒙古族人。

细细想来还是那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道理。看来我得感谢古老的郭尔罗斯，感谢达里巴。

达里巴屯西部是一片草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从小就在草原上拣牛粪，打羊草。置身于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上，心灵会纯净得就像眼前的水泡子。面对辽阔的草原，没有人与你交谈，你只想漫无边际地唱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达里巴看过电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最能打动我的是歌曲《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前边没有歌词的“过门”。太奇妙了，一下子又把我带入了辽阔的草原上，让我心醉。后来有人说那是蒙古长调。从此我就爱上了这种带有“诺古拉”和真假声交替的长调。现在我已能学着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莫德格、照那斯图等长调大师唱几支长调歌曲。每次学唱，就仿佛回到了草原，回到了达里巴故乡。每次学唱，就感到情感得到一次释放，就感到灵魂得到一次净化。

我不会说蒙古语，可我爱唱蒙古长调。因为沿着长调，我能走回梦中的草原和梦中的故乡。

贴在心头的土豆片儿

听母亲说，不知我是肚子进风了，还是哪儿有炎症，反正自从生下来就一个劲地哭。白天还差一点儿，一到晚上干嚎起来就没完没了的，直到顶了生日才好一些。那咱也没闹明白我得的是啥病，按实病和虚病都治过，总是不见一点疗效。无奈，母亲只好整夜整夜地抱着我，听我嘎——嘎——挺烦人地叫着。从此，母亲就落下个偏头痛的病。

父亲是乡卫生所一个以治“红伤”出名的中医，可就是治不好母亲的偏头痛。我多次看到过母亲犯病时父亲的一脸无奈，也多次看到过母亲总是把土豆切成薄薄的片儿，贴在太阳穴上。

小时候有时不听话，气得母亲叨咕：“看你的气人劲儿，那时真不如把你扔了喂狗；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落下这半拉脑袋疼的毛病吗？”后来，母亲在犯病时，我都格外老实听话。看着她痛苦的样子，很想替她分担点病痛，又不可能。

现在想想，我小的时候的确不太让大人省心。刚记事儿的时候，误喝过“六六粉”水，吃过裤别子，有一次还差点儿让老赵家的老母猪掏成了残废。上学后，也许是那次喝药药的，我记性不好，吃一百个豆子，记不住豆性味儿。比如，我总好跟左邻右舍的孩子到屯子里的大坑洗澡，后来大坑沤麻，水变绿变臭了，我们到屯子北面的大坑里洗，再后来我们不愿在大坑的死水里洗了，就去西大河里洗。有一次洗澡回来，母亲看我的小脸儿紧绷的，问我是不是洗澡去了。我没有如实回答。她说，你过来。我走过去，母亲撩起我的裤角一挠——一趟白印儿。母亲问我这回还有啥说的。我吱吱唔唔说是前几天洗的。母亲也没再追问，只是跟我说，老者子中午淹着了，整出来控了半天才缓醒过来，可把七老太太急坏了，起了满嘴大泡。我心想，我就在现场，谁让他不会水还往深坑子得瑟呢？第二天，我把母亲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和伙伴们又去了屯北面的大坑。我刚脱完背心裤衩要往坑里走，一个伙伴儿说你后背咋印个手戳儿呢？刚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当走要齐腰深了才明白不能往里走了，只是草草地洗了洗下身就回家了。

小时候，不能替母亲分担病痛，但总想替母亲干点家里家外的活。

比如母亲做饭时，我主动地往灶坑里添柴火，观察她做饭的每个环节。记得九岁那年的秋收时节，处在“文革”后期的学校又放了农忙假。一天我中午回来，家里锁着门，在小院里转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回来个人。我又饿又渴，索性捅破窗户纸，打开从里面划着的挨着房门的马窗户。跳进屋里后，翻了翻碗架子和扣着的盆儿，看到没有剩饭，我竟做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顿饭。我做的是贴大饼子。将苞米面舀上两碗放到盆里，再撒上点儿碱面子，用点开水烫上三分之一后，再用凉水整体和好。接着把洗好的土豆和茄子放进锅里，看见水烧响边了，将和好的苞米面贴进锅里水响边的上方，贴成了一圈儿大饼子。这时再放上锅叉，蒸上一盆小米水饭和一碗辣椒酱就盖上木制的两半的锅盖，用抹布将缝隙处捂严。烧过一个开后，过了不到五分钟再要来一个开儿时，拣庄稼的母亲和姐姐背着苞米穗、高粱头、黄豆秆儿回来了。她们没怪我破窗而入，而为劳累了一上午能吃上一顿碱放多了的大饼子，狠狠地表扬了我。后来我就经常帮母亲灶上灶下地忙活儿，有时还自己独立地做好一顿饭，让母亲忙别的。有几回家里人都说我做的菜真香，这引起了母亲的警觉。从此我到做菜放荤油时，母亲不论多么忙都要到场，看见油放多了总要舀出一些。可我常常是等她离开后，趁她不备，再放进一筷头子。

那时农村学校每年放两次农忙假，秋天的不说了，单说春天。记得是一九七○年春天，生产队让“二线妇女”去薅谷子。母亲正犯着偏头痛，我于是自报奋勇，来到了屯东吊死鬼树带南侧的一片谷地。看着一垄垄一寸多高密密麻麻的谷苗中长着各种各样的草，我心里也像长草了不愿意干。这活得坐着或蹲着干，一时半会儿也薅不出多远。可管查边的生产队长李磕巴总在后面“嚎唠”着不让大伙磨洋工。他越说大伙儿越唠磕，张老歪等几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还一阵一阵地“嘎嘎”大笑，全然不拿他当回事儿。他有点恼这几个老娘们儿，就跟在她们后面说薅得不干净得返工。张老歪、大咋呼等几个老娘们说吃饭还掉饭粒呢，你薅一段我们看看。李磕巴红着脸翻了半天白眼根子才说出我——我是，管——管管你们的，不是来干——干干活的，懂吗？他磕磕巴巴可下说完了，正在得意时，张老歪说你先远点走着，我们要在这撒尿。他说尿——尿就——尿呗，我——我也不瞅。大咋呼说跟在一帮老娘们腚后，谁知道你瞅不瞅，要是瞅了你说咋办？李磕巴喔——喔——半天还没说出半个字儿，谁也没想到，他竟背对着二十多个“二线妇女”尿起尿来。张老歪说你咋这么不见外呢——几个老娘们一拥而上，在他笑嘻嘻还没提上裤子时，就把他摁倒。大伙儿都笑扑腾了，老于二舅妈等几个五十上下的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啥砢碜话都敢掏，啥见不得人的事儿都敢干，哪像咱们那会儿啊。我的垄与老于二舅妈挨着，我们没有跑过去，只是听她们说，让他尿，让他尿，今儿个非把他的尿壶把儿拧下当叫叫吹不可。后来李队长就不来查边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只好让当过妇女队长的张老歪领着干。

这个张老歪，那时就有点“膈应”人。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伙伴在屯后面的大坑洗澡儿。她和几个妇女去自留地路过这儿。当她看见二十多岁有些弱智的老者子也在我们之中，拿起坑沿上老者子的裤衩就逗引着说要拿走。老者子信以为真，哭喊着就上了坑沿儿，光着腚妈呀妈呀一瘸一拐地在后面撵，她用手挥动着裤衩儿晃动着脑袋在前面倒退着跑。那几个妇女中还有没结婚的，都紧忙把脸扭过去。我们在大坑里都骂她：真他妈骚。从此，都不拿正眼儿瞅她。

后来我渐渐地长大了，农村的活儿还真学会了不少。令我高兴的是，替母亲分担点儿家里家外的活儿，竟磨练出一种能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和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也形成了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宽容向善的人生态度。令全家人高兴的是，没想到母亲顽固性的偏头痛竟一点儿一点儿地好了，那些贴在她太阳穴上也贴在全家人心头多年的土豆片儿——不见了。

长鞭一甩

难怪我这个人没大出息，小时候就爱捅咕个车呀马呀的，光鞭子就有好几杆。那时，我的志向就是当个生产队里赶车的大老板子。

渐渐大了一些，小屯里要是来了辆绿色的“大解放”或者来了台“热特”，我和伙伴们总是围着从前看到后，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再看看穿着飘散着汽油香味的工作服、戴着前进帽的师傅，志向也跟着偷偷大了点儿——要是当个司机该多“牛”哇。可母亲说我嘎哈都毛楞三光的，一不能学大夫，二不能当司机。这不，大志向才刚要萌点芽儿就遇到了“暴风雪”，从此不敢再做司机的梦了。

后来在达里巴中学读书时，国家要招一批航校学员，我的大一些的志向不但在地上死灰复燃，竟然还升起了一缕白烟——远看，这烟就像飞机拉成的长线儿一样。没想到在前郭县医院体检，第一关我就因为鼻炎被刷下来了。从此，我的志向只好在地面上，跟着牛马屁股后面的车轱辘打转转。

我爱捅咕个车马，主要原因是我大舅那时在生产队当车老板。记得大舅开始赶的是老牛车，车轮是木制的，从轴心向四周呈辐射状的那种，一走起来嘎吱嘎吱直响。虽说这老牛破车疙瘩套走起来慢些，坐在上面感觉也不错。后来生产队拴了挂马车，胶轮的，大舅也鸟枪换炮，当上五个车老板中最末的一把。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个生产队也就四五挂马车，农忙时拉庄稼送粪，农闲时走南闯北地“拉脚”（搞副业：运输），可以说那时的车老板儿在生产队绝对是让人高看一眼的。记得大舅冬天穿的是鞋脸抽成褶儿的牛皮靰鞡，头戴着一顶黑狗皮帽子，身着明线针脚的大棉袄和前后都能穿的二棉裤，腰上还扎一条黄绑腿。跑远途坐在车上冷了，他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皮壶扌周上几口白酒，要是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跳下车来跟在车后面跑上一气儿。

大舅心疼他这挂车上的四匹白马，没事就用铁挠子梳理马的身体。特别是那匹驾辕的骟过的儿马子，笼头上还配有六个铜铃铛。记得这匹白儿马子四五岁被骟时我正好赶上，它的两个睾丸被割下来放在一个白盘子里，兽医问大舅要不要，大舅摇摇头。后来听说让几个兽医下酒了。后来大舅牵着白儿马子离开了兽医站，马尾巴就用红布条绑起来了。怕马受风感染，大舅就在屯子里遛着，让它也算是休了几天病假。大舅这挂车的里套是匹骒马，车走到哪，它生的小马驹就跟到哪，车停了，小马驹总要趁机会吃上几口奶。每当小马驹吃奶时，大舅都要等一小会儿。看来这母亲当的也不易，没能好好休上一段产假就顶班了。好在大舅从来不用鞭子抽它，它拉套也从不偷懒儿。传套是一匹老骒马，原来在二老板苏老狠那挂车上了。这苏老狠心狠手也狠，不到一年四匹马的眼睛让他抽瞎五只。这匹双眼瞎后来让大舅要过来当了中间的传套，两面用绳子连着里外套，配合得也很好。再说这苏老狠，没过一年，他车上的里套和外套的眼睛又让他各抽瞎一只。也许是报应，当年他去前郭赶车睡着了，一头栽下来垫了车胶子。大舅这挂车的外套也是一匹儿马子，与辕马比起来多了几份野性，好尥蹶子不说，还好踅。记得有一年它在地里拉木头磙子压垅台儿，谁知“拥护”啥它受惊竟踅了，穿着横垅地一顿猛跑，把磙子一头的绳子都挣断了，最后跑到树带边上，被树桩刮住才消停了。后来经过大舅的调教，虽说它有时候还逋逋楞楞的，但总算不惊不炸知道拉套用劲了。

大舅车上的四匹马他都啥不得抽打一下，因此他也从不轻易地把鞭子交给别人。一次生产队从西甸子往回拉秋板儿（秋天割后捆好的烧柴），配给他跟车的非要赶一会儿，谁想到遇到一处洼地车没走老辙就误住了。眼看着马已使出了原劲没拉动他还在猛抽这四匹马，大舅上前抢过鞭子就扔在一边，然后上车就开始卸柴禾。

还有一次，那匹外套儿马子的马鬃在马圈被我的一个伙伴偷着割下几撮子，大舅发现马鬃被割得豁牙露齿的就和喂马的老更倌吵起来了。几天后他看我踢的毛毽子就问这白马鬃是从哪来的。我说这毛毽子是借同学的，谁知是哪来的。他还问是哪个同学的，我就撒谎说是屯西头老宝子的。他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我一会儿，再没问下去，从此，不让我再靠近他的车马了。

没想到转年他生病，生产队就不让他赶车了。更没想到又一个转年，他就搬到松花江东岸扶余县的八家子屯了。

也许正是靠大舅这层关系，我接触车马才多一些，也知道几句马语。比如：驾——是往前走，吁——是停。捎——是往后退，吁吁——是向里拐，哦哦——是向外拐。要是套绊住了马腿，得用鞭杆先压低了套再喊：呔——，马就把腿抬起来进到套里了。

后来，我再没有机会接触生产队的车马，就开始练习骑自行车。再后来不骑自行车了，又开始坐起了别人给开的汽车。

今天看到来草原上游玩的客人把赶赶马车牛车当成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忽然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部电影《青松岭》和一部农民诗人写的诗集《车老板儿的歌》。我这个爱好诗歌的当年要是当成车老板儿该多好，遗憾的是这些年让我给整拧了——也许，要是先当个车老板儿，没准也能像那位长岭县的乡兄成为一名乡土诗人。那么就让我从现在开始吧，首先唱起电影《青松岭》里的一段插曲：“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

灯窝

在达里巴屯，我家那二间土房里屋南炕炕头的间壁墙上，距炕沿不到一米高的地方，抠有一个底长30公分见方的小窗口。说是窗子却没有木制的窗框，只是在外屋同一个部位，将一块花玻璃镶在四周的墙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的那盏洋油灯就放在此处。

我家的洋油灯，是那种有铁架制成的灯座、装洋油的灯瓶和透明的玻璃灯罩组合成的坐灯，不是挂在空中的吊灯。灯瓶口类似能拧紧又能拧开的“盖儿”的部位，有一个控制灯芯长短调整亮度的能转动的圆环。

夏夜开窗睡觉凉快，可是怕引来蚊子，左邻右舍的都很少点灯。我家的洋油灯，就放在灯窝里。那个季节，每到晚上，我都要在窗外拢上一堆徉湿不干的羊草，让冒出的青烟把白天潜伏在屋子角落的蚊子熏跑。后来我家两扇上开的木窗安上了绿色的塑料窗纱，虽不再拢火熏蚊子了，可还是很少点灯——因为除蚊子外，奔亮来的还有扑哧蛾子、拉拉蛄及一些叫不上名的软体昆虫和盖盖虫。这些弃暗投明的家伙，饿虎扑食般往上半部的窗纱和下半部的窗玻璃上硬撞，有些体小的竟能从窗纱外面挤进来，还有些挤不进来又退不回去的，就只好永远卡在那儿了。后来达里巴屯通电我家安上了电灯，我曾试着在晚上把电灯从屋里拉出来，挂在小院的晾衣绳上。不一会儿功夫，就有不速之客从天而降。这时再把公鸡母鸡从鸡窝里硬“请”出来，开始还不情愿东跑西藏的小鸡们，发现了灯下一寸多长的拉拉蛄和别的小昆虫在地上爬来爬去，在一只大公鸡的带领下都围过来，你追我赶的，吃得十分开心。可母亲并不开心，她说你个小孩子捅咕电太危险了，再说也费电字儿。

春秋两季山上活多，在家两头都见不着日头。因此，劳累一天了的大人孩子都睡得很早。灯，自然点的时间也短。冬天的灯，点得时间长些。那时的东北农村，冷冷呵呵的大人孩子都有猫冬的习惯。特别是晚饭后闲来无事，三叔二大爷、七大姑八大姨的常常走东家串西家，坐在左邻右舍的热炕头上围着火盆“闲嘣坑”。那时常上我家来的，有得跟他喊着说话的“于聋子”，有好收听个“敌台”散布点小道消息的“汪驴子”，有“别人装枪她就放”的“孙大愣”，有谁也不知她说啥的邻居“半语子”。夜幕降临时，母亲总是把灯从灯窝里拿出来，放在里屋靠西墙的地桌上，或放在炕稍的柜盖上，然后用洋火点亮。她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陪邻居东家长西家短的。一天晚上，孙大楞卷着她的蛤蟆头烟要洋火，只见母亲把灯端给她。她楞了一下，母亲让她把烟放在灯罩顶端的透气口吸一下，果然把烟点着了。那时我家睡得也很晚，常常是我和弟弟在炕上穿着衣服横躺竖卧地要睡着了，串门子的人才走。母亲为了节省灯油，送走客人后就把灯端到灯窝里，用纸壳往灯罩的顶端一盖，灯就灭了。

冬天，我们一家七口人挤在南炕上。大多的时候是我在炕头，离灯窝最近。依次是两个弟弟、父母和两个姐姐。我家南炕的攮洞子在炕的中间，从炕沿下的灶坑门楦进去满满的一筐树叶子或“谷咯弄”，晚上七八点钟点着后，这炕，一宿热乎乎的。晚上要睡觉时，我总是把鞋里的靰鞡草放在炕席底下，把棉裤棉袄放在脚底下的被子里。第二天早早地起来去拣粪，穿上时还有热乎气。那个季节，常常是我起早拣了一筐猪粪回来，灯窝里的灯光已照进了外屋。母亲在一团哈气中，围着锅台做着早饭。我走进里屋，常常在一片从墙里放出的局部的光亮下，上炕后把脚伸进被子里，伴着父亲还在打着的鼾声，读着《草原烽火》之类的仅有的几本残破不全的小说。待母亲把饭做好，天放亮了，一家人才开始起床。我学着母亲再用纸壳把灯盖灭，然后把窗帘卷起来，看一抹亮色透过图案异常美丽的玻璃窗。这时火盆里装满了埋着火星的暗红的“活灰”，被母亲用铁锨头压得实实成成地又端在炕上。母亲把弟弟的棉袄棉裤翻过来烤一烤，再给他们穿上。这样一家人洗净灯烟熏黑的面孔，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家安上电灯，大约是一九七二年的事。洋油灯虽然再不用了，但灯窝又成了电灯的窝。为了省电，我家点的是15W灯泡，只有过年才点几天100W的。那时闭火就安在炕头的墙上，一条长长的线绳拉火就垂在我的枕边。把灯头拉到灯窝里，用报纸再把灯窝遮上一半儿，我看书就不会影响家人休息了。要是到外屋解个手，外屋竟比里屋还亮堂。后来父亲在炕头的炕沿下安个小滑轮，把闭火的线绳通过滑轮从炕头引到炕稍。这样谁起夜一拽炕沿下的绳，灯就照亮了里屋外屋。听母亲说，“土改”那会儿我家从一个叫巴达廉的蒙古族人手中买下这房子时，灯窝是抠在外屋的这个位置的。那时，巴达廉一家人并没有把墙壁抠透，原来那是他家供灶王爷的地方。“文革”后“破四旧，立四新”，不兴这个了，母亲才突发奇想把墙抠透做成了“灯窝”。要是灶王爷有知，我想是不会怪罪“灯”侵占了他的地盘。在那段岁月里，正是从这个“神圣”的地方发出的光，把我的心里照得亮亮堂堂。

养猪断忆

日头还没冒出地平线，几头猪就把头挤出拱破的猪圈门子，叫唤着要食吃。

夏天，我起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把小院东北角的猪圈门子打开。然后，看几头猪跑到圈门外侧猪食缸边的槽子前，拉开架式占领有利地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大猪小猪每年都要养上个三四头。随着我们渐渐长大些，挖菜剁菜喂猪的活儿，母亲就很少再干了。

记得我刚把猪食从缸里擓出倒进槽子里，几头猪立马就把头伸到槽子抢起来，常常是大猪用嘴一拱，小猪就扒拉到一边去了，叫了几声后又不甘示弱地靠过来。这时再舀上一盆倒进去，才会好一些。那时猪食是些灰菜、老菖子、线菜、蚂蚱菜、猪毛菜等，切成一寸长的段儿放进缸里，发酵个一两天就行了。可是几头刚才还饿急了的猪吃了一会觉得不对劲儿，大些的猪便抬头开始冲我哼哼。我知道这是要糠了，便撒上一把儿谷糠。大猪小猪又是一阵哄抢，抢得嗞哇乱叫。

几头猪吃饱喝足在墙根处趴下了，我们全家人才开始吃早饭。常常是早饭还没吃完，当街（读gai）上就叫起来：松猪喽——松猪喽——

那时家家户户的猪，都由小猪倌儿放到屯子外面的草甸子上。放猪不同于放马放牛放羊，因为马牛羊那时是生产队的，都有专人放。而放的猪却都是家家户户的，猪倌也不是生产队指定的人。小猪倌儿，大多是失去双亲家境不好年龄不大的苦孩子。他们放猪年头到年尾，家家都会根据猪的多少给上一两块钱。若是放上一百多头猪，一年下来，挣得也不比生产队的半拉子少哪去。记得过五月节时，家家把猪赶出小院的门儿，都要给“松猪”的小猪倌儿几个煮熟的鸡蛋。因为这些可怜的孩子是吃不上鸡蛋的。

那时，达里巴屯东北角儿家家户户的猪，都“松”在屯子北面的一块草甸子上。那片儿方圆一里多地的甸子上有块涝洼塘，里面长满了塔头墩子。在甸子上吃饱了的猪，有的趴在水边，有的在泥里拱着什么，还有的在塔头草下的水里起腻儿。有趣的是几头老母猪托娘带崽的也加入其中，谁要是招惹了猪羔子，它会红着眼睛冲过来和你拼。也有不安份的没被劁过的小脬卵子，在水边大模大样地与母猪谈情说爱，常常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非礼之举。那时也有些人家养头种公猪，但从不让猪倌儿去放。要是谁家的老母猪发情要打圈子，得把母猪赶到有种公猪的人家去，这还得看人家种公猪感不感兴趣。若是有兴趣完了事儿，养母猪的人家要给养公猪人家一点钱答谢。

小时候北甸子的涝洼塘，除了“忽通忽通”一墩墩的塔头草，还有老鼻子了的蛤蟆和癞其疤子，也有一些翻过身漂在浑水面上颤动着一片红肉的“马蹄子”。在蛤蟆中我最喜欢的是青拐子和大花鞋，它们大多都藏在柔软的塔头草里，还没等你走近，就“腾”地一跳成一条抛物线，钻入水里。要是在水边遇上，它们会来个多级跳，几下子就消失了，速度极快。黄尖子太奸，平时在水中露个头儿叫唤，见有动静了就沉入水里，就是用蛤蟆扦子也不易扦到。还有一种叫“天老爷小舅子”的小绿蛤蟆，体轻，常常抱着塔头草，人们一般不逮这种蛤蟆。那时我们几个伙伴挖猪菜路过这里，常常和小猪倌儿在水边烧蛤蟆腿，烧麦子，也烧青苞米。

夕阳西下时，小猪倌才把猪赶回屯子。认家的猪就会自己回家，这时再喂点稀的，猪就回圈了。

冬天不能到屯外放猪，也不可能挖猪菜了，但活儿也不少。隔个三天两天，就得把仓房顶上的冻白菜或甜菜缨子拿回里屋，放进锅里烀上。烀熟了还得剁——这活最埋汰，若不扎围裙，汤点子就会嘣得全身都是。最烦人的就是用两把菜刀在菜墩子上剁菜，一锅烀好的猪菜，常常要分十板二十板地当当剁上一个多小时。

也许夏天在野外习惯了，到了冬天，猪也愿到当街上溜达。记得有一天晚饭后，月亮都升起来了，我家的“多四肋”白猪还没回来。我前街后街地找，终于发现了就往回赶。哪想到没溜达够的猪不想进院儿还竟然跑了。猪在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追，追成了一场人猪的马拉松比赛。

那个季节，大些的猪还担些震乎，小一点儿的劁了以后可能是压住火了，整天弓弓个腰或在窗下晒阳阳，或在门口哼哼着抖个不停。记得我多次在猪圈里放些柴草，可贴着大猪趴着的小猪总好尿窝子，弄得草下都冻成了冰。有好几年的冬天，我家的几头小猪都没熬过来，被扔在猪圈顶上，有的还被更困难的人家要去了扒皮吃掉。小一点的猪死也就死了，大些的猪有病家人就重视了。记得我家一头二百斤左右的猪得了大粗脖子病不吃食，打消炎针时得先把针头扎进去，呆一会儿猪稳定些了再接上针管子注射。有时为了给猪灌药，得几个人摁着才能灌进去。

那时要杀的年猪食水儿好，都是肥肥胖胖走不动的样子，十分富态。可是，那个年月家家都不富裕，有个为难招灾的，这年猪就杀不成了。看到辛苦一年养大的猪卖掉了，总觉得这个年过得清汤寡水的，年味儿淡了不少。可是年味儿淡不淡年都得年年过，年猪杀不杀猪都得年年养。我们家是这样，别人家也是如此。

亲亲小咸菜

也许血管里流淌着高贵的东西太少，这让我常常暴露出低下的卑贱。比如大鱼大肉摆一桌子，我非得要点小咸菜才能下饭，要是实在没有小咸菜，有点葱和香菜一撕吧，泡进炖好的鱼汤里也行，要是能上来一小碟红方（腐乳）或青方（臭豆腐）外加一头大蒜，那可就太好了。

说来不是我在吃上要与众不同，这实在是小时候就对咸菜和大葱大酱亲性。我小时候长得瘦弱，大人们常说“小葱蘸酱，越吃越胖”，于是我一年四季就离不开小咸菜和大酱了。小咸菜和大葱大酱是下饭的好菜，也是下酒的好菜。听说困难的年代没有菜，有两个对心情的人用洋钉蘸着咸盐水喝了一斤白酒。我对酒没瘾，饭少吃一顿都不行，可小时候就是不见胖，因而三十岁之前一直盼着胖些。没想到这小咸菜大葱大酱吃了四十多年，才见胖些，目前，还大有胖下去的趋势，这让我如今又怕胖了。唉，没想到我也是个“叶公好龙”之人。

我这个“叶公好龙”之人生在松花江畔的郭尔罗斯草原上，这里是满蒙汉多个民族聚居的地方。也许是受满蒙文化影响太深，家家的餐桌上都离不开小咸菜和大葱大酱，就是有贵客来了，酒菜占居了八仙桌的主要位置，还要有四个小咸菜碟压在桌子的四个角上。据说这是满族人的习俗，都兴这个，讲究这个。

小时候，眼下这个煞冷季节正是老家达里巴屯腌咸菜腌酸菜的月份。

我母亲是松花江对岸的扶余人，也许是深受扶余满族饮食文化的影响，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能让一家人吃上可口的咸菜。记得常见咸菜有咸葱叶子（可放些香菜、臭菜、小辣椒）、花菜（切成条的大头菜和胡萝卜等）、蒜茄子、酸茄子、油辣椒（由大头菜、大辣椒、芹菜、炸熟的花椒油、酱油腌成）、小咸黄瓜、咸瓜瓢等。这个季节母亲还会“闷”上一道辣菜——就是把芥菜疙瘩切成拇指粗的条块，煮熟后马上捞进盆里，用礤成细丝的红萝卜实实在在地包裹住，再扣上个盆闷上一宿，第二天萝卜的辣味就进入到芥菜块里了。这道辣菜得蘸酱吃，味道有别于其它的咸菜。

这个时候腌上又不能马上吃的是芥菜疙瘩、芥菜缨子、雪里红、姜巴辣、地环儿等。有些咸菜可生吃也可熟吃，比如咸葱叶炖土豆条就是下饭的好菜。芥菜疙瘩或咸瓜瓢剁碎炒点猪肉沫，是我们那里冬天吃黏豆包时的最佳配菜。有些咸菜必须要熟吃，比如芥菜缨子若是能炖上冻豆腐就是一道不错的菜。另外，有的咸菜也可隔年吃，比如腌过一年的芥菜疙瘩，第二年吃时呈现透明的暗红，吃着也柔嫩可口。有的咸菜也可与其它菜搭配着吃，比如咸瓜瓢或咸黄瓜与小毛葱剁碎后混在一起，吃着口感也不错。

除了腌咸菜，我们这里这个季节也腌酸菜。就是将大白菜在太阳下晾得有几分蔫巴了，把老帮老叶去掉，用开水烫一下放进一口大缸里。大缸里的菜摆上两层要撒点盐粒，若不实成，还得在菜上铺条麻袋，上去个大人踩一踩。白菜摆满缸后，还要放进点水，用老帮子盖住后再压上块大石头。酸菜炖粉条是东北的家常菜，远近闻名。其实杀年猪时，煮肉的汤里汇进些酸菜那味道才最好吃。若是用炼猪油剩下的“油脂了”剁碎包成酸菜馅水饺，更是人们喜欢的美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达里巴屯又来了五十多户朝鲜族同胞，第二年，在灯笼山立屯，成了继鲜丰后，郭尔罗斯草原第二个朝鲜族人聚集的村庄。他们不但带来了种植水稻的生产技术和歌舞艺术，还带来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我常去我的朝鲜族同学李永三家，到他家最爱吃的就是他妈做的“打糕”和酸辣白菜等系列小咸菜。这里的汉族人，绝大多数都是山东和河北“闯关东”人的后代，吃惯了煎饼蘸酱卷大葱的祖辈们来到这里后，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民风民俗，同时也把中原的汉文化带到这里。

没想到近年来“小葱蘸酱，越吃越胖”的我，对小咸菜和大酱有了些恐惧的心理，这不仅仅是怕胖，主要是知道了腌制食品含有亚硝酸盐，是一种致癌的物质。可我这人自控能力弱，明知吃咸菜和酱多了不好，可就是禁不住诱惑，总想叨上几筷头子。没想到亚硝酸盐没在我的身体中兴妖作怪，反倒“碘”在我的体内造起反来。

前几天单位组织去体检，与往年比多了一项“彩超”，主要检检查甲状脉。还没在检查的床上下来，医生就说我得了“甲状脉结节”，而且是两处，让过几天再复查一下。我问了得病的原因，说法是我们这一带吃的盐中碘量过高所致。问问周边的人，得甲状脉结节的人还不少，有的说没啥事，有的说得手术，还有的说术后它还长。唉，这都是亲亲的咸菜和大酱吃得过多造的。

老婆听说我得了甲状脉结节，就怪我平时小咸菜和大酱吃得过多，今年不但小咸菜一样没腌，酸菜也没腌。看到餐桌上没了小咸菜，捧着饭碗让我这个卑贱的人真的咽不下这口饭。老婆说少吃点连减肥都有了，你不是怕胖吗？我这个“叶公好龙”之人一时无语，不是没话可说，是甲状脉结节处隐隐的有点痛，实在不愿张口再说些什么了。

船底木命

老婆说，她和我都是船底木命。我问好吗？她说在船底，从位置上看挺重要的，可就是老在水下，见不着天日。我虽没想要什么桅杆那样风光的命，就是船桨命船帮命也会让我知足的，可咋能整到船底下去呢？老婆看我情绪有些低落，就说船底木经水浸过，抗烂；再说了，船底下可都是好木头哇。我看了看老婆，大有同“命”相怜的感觉。

也许是潜意识之中就不甘心做什么船底木吧，为了能掌握自己的运命重新塑造一下自己，生活曾在我的中学时代安排我学过木工。没想到，安排我学木工的学校竟叫木头中学，那意味着在这可劲练吧，没准能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八级木匠。现在想一想，这安排多么巧合，多么有意思。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新学期开学没几天，我不愿在达里巴中学开办的财会和兽医两个专业班学习，就转学来到了离达里巴屯十二里远的木头中学。木头中学高中部没有开办专业班，只设一个木工组，每个班级仅抽几个学生前去学习。我来到木头中学后，上午在八年二班上课，下午到学校的木工组学木工；其他学员都是“全脱学”的，只有我是“半脱学”。

木头站公社所在地是长春至白城铁路的中间站，那里到白城与到长春的票价相同。现在那里又叫成蒙古名字毛都站镇了。听作家苏赫巴鲁先生说，在木头站北面有个小屯叫木头西北（蒙古名毛都西伯，汉译为木头围栏），立屯时家家小院都用木桩围成，由此得名。后来修铁路在这一带建个小站，就就近叫成了木头站。可见过去这一带一定是个树木很多的地方。

我初到木工组就学拉大锯。那时正是天要煞冷学生要住宿的时候，我们十来个学员全力以赴“破”木板。记得我们两个人一组在屋内的一个柱脚上把木头方子“贴”着立住，再上下卡“稳”，便开始一上一下地沿着墨斗打成的黑线锯着。我是新手，只能拉下锯，上锯要由有经验的学员把握着“方向”别拉偏了，常常是大锯拉上十下八下，也不见往下“走道”。屋外门口堆成小山似的木头垛上，都是些硬杂木方子。就是在这些青干柳和色木方子面前，我在下面像迎着撒出的尿一样，任由锯沫子“呲”着；一般情况下总要来回拉上十来分钟，才能锯下一块两公分厚一米多长的板子。那时累了就唱，连我自己也不知是啥词，师兄弟问咋听不懂呢？我说是朝鲜语，他们都信以为真。那时是唱忘记了累，直到一个多月才顺过架来。

没想到，我还没能用锛刨斧锯彻底改变一下我的船底木命，就抄起笔杆子，随着全国揭竿而起的高考大军冲向了高考的战场。后来就再没有机会亲自改变一下我的船底木命了。

现在想一想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当编辑，都是在为别人做着“人梯”、“嫁衣”的幕后工作，这和船底木有何区别？没了锛刨斧锯，又当兵不成，为了改变一下船底木命，只好业余时间端着笔杆向报刊杂志打打游击，侵占一点四面八方珍贵的版面，当一当自治的国王，风光一下。

我本是个“大老粗”出身，血液中缺少那种高贵的天资和灵性，按理说老老实实当个乡村木匠，“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一辈子多好。可是自从错端了笔杆后，就发现这笔尖老是像刀尖一样暗含杀机，总想力透纸背，这也正合了我这个草莽之人的好占山为王的“铁血”习性。令我高兴的是，有很多贵人给我提供了一片又一片土地，让我的“船底木”在这里发出了新芽，见着了阳光。

诗人芦萍先生是我的第一位恩师。记得在达里巴中学教书时，见到了一本白城地区文联主编的《绿野》杂志，上面的“作家笔名探源”栏目介绍的就是该刊的顾问芦萍。当时芦萍先生在吉林省作家协会工作，看到了丁国成写的那篇介绍文章后，我马上产生了想给芦萍先生写封信的念头。信邮走后，没想到不过十天就接到了芦萍先生的回信。这之后，先生对我这个“野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作者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使得我的处女作《河边》和多首习作发在他主编的《诗人》杂志上。

这之后，还有很多本地和外地的诗人作家编辑记者向我伸出过友爱之手，帮助我扩展着“船底木”上长出的小树的年轮。

今天。我这块船底木随着“松原作家采风团”的风，从松花江到嫩江，再经大泊口吹进了库里泡。在这个拍摄电影《甲午风云》的地方，我没有找到当年被“日本人”炸碎的船底木，却仿佛看到了莽古斯、寨桑、孝庄、皇太极等众多的历史人物，正从岸边这片达尔罕北陵景区的漫岗上走来。我赶紧揉了揉有些散光的眼睛，再看又什么都不见了，于是又随风吹进了查干湖，再经草原运河（引松工程）回到了松花江畔。

没想到我这块船底木绕了一圈刚回到起点，就收到了年近八旬的芦萍老师寄来的两部新著。手捧老师的作品集，感念老师的恩德，觉得今天采风绕的这个圈，应是老师给我这块船底木上长出的小树，扩展出的最新最大的一圈年轮。

小杂鱼儿

在吉林查干湖，能够上点档次的餐桌上，压轴菜，常常是用三个条形的盘子连起来才能装得下的大胖头鱼。这鱼，少说也得有十多斤。这道菜端上来，主人要把鱼嘴儿和鱼眼睛用小勺挖下来，放在客人的盘子里，以示嘴对嘴的亲热和高看一眼。然后再用勺子将鱼肚子部位的肉，挖下一块放在客人的盘子里，让客人品尝。客人品尝后都会发自内心地赞不绝口，说查干湖的鱼肉不“面”不“柴”有“咬头”，味道鲜美，过“口”不忘。这道菜据说都卖一千二百元，和郭尔罗斯烤全羊一样，是这块土地上拿得出手的顶级菜。没想到，今年查干湖又推出了一道能让人目瞪口呆、过口不忘的菜：炸鱼鳞。

我的家乡达里巴屯在前郭灌区，不刮鳞的小鱼儿过去没少吃，可吃指甲大小炸成小卷的鱼鳞还是头一次。在查干湖我了解到：水表层生活的鱼眼睛长在头的下部，水底层生活的鱼眼睛长在头的上部，在水的中部生活的鱼，眼睛就长在头的中部了。在前郭灌区，从松花江畔的哈达山引向查干湖的草原运河，有五十多米宽，近两米深。这条草原运河就经过达里巴屯子西面的草甸子，距小屯有七八里远。小时候，我常来到这条“河”边用旋网打鱼。特别是在太阳要落山时，能看清静静的水面下一群一群的小鱼上下游动。这种鱼叫小麦穗，是说这鱼长不大，细细的顶多长有麦穗那么长。还有一种鱼在水面下游过来，水面上留下一条长长的尖形的不断扩散的“航线”。这种鱼叫船钉子，出水就死。船钉子也是比喻这种鱼的形状。这两种在水面生长的鱼，肚子里没啥东西。都不用剖挤，鳞也不用刮，用水“投”两遍就倒进锅里，放点酱和红辣椒，再切点土豆条放进去，一个“开儿”下饭的小鱼酱就好了。那时没有观察过生活在水表层的小鱼眼睛的位置，只记得把鱼鳞都吃了，觉得挺好吃的。可我的家乡野生的小鲫瓜子，必须刮鳞剖肚，挤出肠子和胆。有些头和尾几乎靠在一起的小鲫瓜子，常常就被忽略当了鱼“下水”扔了。我的家乡西面靠近草原运河的大苇塘里，出产一种老头鱼。这种长得憨憨的鱼最大的不过半尺长，鳞很细小，不刮鳞也可以，但必须得揪下脑袋，清除肚子里的脏物。有人说这种鱼的脑袋里有虫子，不知是真是假，不过没人吃。我总觉得老头鱼像垃圾鱼，肉发“讠解”，得多放些辣椒土腥味才少了点。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儿：吃地上跑的（四条腿的），不如吃天上飞的（两条腿的）；吃天上飞的，不如吃水里游的（没腿的）；吃水中大的（鱼），不如吃水中小的（鱼）。原因是小鱼儿小虾儿身上有很多活性物质，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回想过去大鱼大肉难得一见，只能吃点小鱼儿小虾儿解解馋，没想到还歪打正着了。

达里巴屯四周的水田里，引渠泄渠纵横交错。夏秋之际，很多泄水渠里，都能看到带草皮子的大块土坷垃叠成的拦水梁子，梁子中间只留一处漏水口。在漏水的小口处，埋伏着一个用柳条编成的须笼，鳄鱼似的趴在水面下，张着大嘴儿。须笼的嘴儿都朝着迎水流的一面，像个大喇叭越往脖儿的地方越细，最后这些渐密的一顺儿的柳条伸进了连接着的须笼肚子里，形成倒须儿，鱼游进去，出来就难了。在须笼的尾部，用草紧紧地塞住。须笼上面压着土，弄得很严实，以防被水流冲走。人们每天都要起一两次须笼，把尾部的草拽出来，将里面的鱼倒在卧在水边的鱼篓儿里。有时少则几斤，多则十几斤，大多是些麦穗儿、白票子、鲫瓜子、船钉子、小泥鳅、小虾、水鳖及一些还没长到一寸长的小鱼浆子。

达里巴四周的水田里，还出产一种不带鳞的鱼：泥鳅。俗称“泥喽勾子”。小时候我不敢吃这种像虫子的鱼，只是觉得挺好玩的，就用瓶子养几条摆在了窗台上。上世纪七十年代，达里巴开始大规模开发水田，没想到泥鳅开始“泛滥”了——夏秋之际，在稻田地的引渠和泄渠边上，只要发现有小洞，用手抠下去，准会抠出一两条泥鳅来。泥鳅有水中小人参的美称，营养价值高，难怪现在城中有的餐馆就叫“大泥鳅”。我由原来不敢吃，到吃了吐刺儿，再到吃了不吐刺儿。这种变化，是否含有几分“爱”家乡的成份，我还一时说不清，不过我是真的接纳了这种鱼，美味不可多贪，吃上个五条八条的就打住。吃泥鳅，最好与大豆腐一起炖。先把两块大豆腐打上几刀和泥鳅一同放进锅里，然后盖上锅盖点火。几分钟的扑腾过后，泥鳅都钻进豆腐里打挺儿了。这时再开锅加汤加上各种佐料，用文火炖上半个点儿就可出锅。

我的家乡达里巴，被誉为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的鱼米之乡，可是达里巴没有查干湖那样十多斤的大鱼，就是顶住斤的也很少见。这样，来了客人就很让我犯难。现在招待客人时，得把大鱼头对着客人，以示尊重。提酒前，也要把大鱼的眼睛和嘴唇儿挟给客人以示嘴对嘴的亲热和高看一眼。我的家乡只有小杂鱼儿，在这个季节，只能凑上四个菜：一大碗带鳞的麦穗儿船钉子老头鱼外加点小虾米土豆条红辣椒打成的小鱼酱，一大碗大豆腐炖泥鳅，一大碗腌了一个多月的咸鸭蛋咸鹅蛋，一盆儿自家园子长出的小水葱儿、小白菜儿、香菜、臭菜和旱黄瓜。我家里还存有几瓶“郭二”和“郭八”，若是天南地北的朋友不见外，我在家乡泥草房里的火炕上，摆上八仙桌儿，随时恭候大家的光临。

姥家门口儿

儿时就听过一首民间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儿/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儿/也要去//。。。。。”

民谣唱出了姥家门口儿热闹的景象，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还真的验证了这首歌谣——我小的时候，就愿意往姥姥家跑。可是，在我出生时，姥爷姥姥已经去世多年，准确点儿说，这门口儿应是我唯一的舅舅家的了。

舅舅家住的是有十年以上房龄的土房，与我家有四十多年房龄还开有西窗户的三间正房，隔着一趟街（读gāi）儿和一条南北大道。站在我家的小院儿往东南方向望去，一眼就能看见舅舅家略显单薄的三间房的后身儿和房顶上用秫秸编成圆柱形的苞米桟子。舅舅家有六个孩子，最小的桂花姐还长我两岁，小哥长我四岁。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哥已结婚，住在西屋，二哥结婚分出另过，大姐二姐也出了门子。家里只有舅舅舅妈小哥小姐住在东屋的南北炕上。

舅舅那时是生产队的车老板儿，整天坐在胶轮车前部挨跨杠里侧的车耳板上，用两米多长的三根竹子拧成麻花劲儿鞭杆子指挥着四匹马东奔西走。那时有句顺口溜儿：“三等人，车老板儿，偷点马料下酒馆。”不知舅舅是否干过这事儿，可是他家穷是铁打的事实。虽说穷点儿，可穷中有乐的是左邻右舍的都愿往他家聚。什么西院的我叫舅奶的“张大蒙古”、我叫二姑父的“吴大舌头”，我叫舅姥爷的“李王八”、刘花先生的糗儿子锁林，还有东院的高拉拉锡、周不点儿等等都是舅舅家的常客。他们东家长西家短的，听着也挺有趣儿的。

记得有一年春天，正是农村抹房子的时候。一天晚饭后我去了舅舅家找小哥玩儿，正赶上他们一家人围着炕桌吃粘豆包儿。显然是新淘的大黄米，不是很多的样子。我进屋后，没人让一让我，我呆了不到一分钟就只好离去。到家后，我嘴浅就跟姐姐说大舅家蒸豆包了。姐姐说给没给你吃一个？我喔喔着没说出来。在一旁纳鞋底的母亲听后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扬起鞋底子就打在我的肩膀上：你能不能长点记性，人家吃饭时你不去行不行？

还有一次舅舅过生日，邀母亲过去吃饭。我和小哥在外面玩儿累了回到舅舅家时，正好赶上母亲也在。母亲使眼色让我回去，这时舅妈说在这吧。我不知是过生日就来了个实惠劲没走。记得吃的是疙瘩汤，里面酸菜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奇怪的是一盆稀稀的白面酸菜疙瘩汤端上桌，只有舅舅母亲和我上了桌儿。回到家里，我挨了一顿笤帚疙瘩，腿都被打肿了。

俗语说：娘舅亲是真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知为什么，我的没打断的腿还总想往“姥”家跑。还有句俗语说：“外甥是姥家的一条狗，吃完就走。”可我这只狗在“姥”家常常打不着食儿，就是偶尔厚着脸皮蹭上一顿儿，还要冒着被打断腿的危险。是舅舅家有小哥小姐能与我一起玩吗？是，也不全是。是舅舅家热闹有意思吗？是，也不全是。按说舅舅家生活还不如我家好，显然我去并不是为着要吃点什么。那又是为什么呢？

后来我想通了：这可能与舅舅家是我的出生地有关。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苏方于是撤走了专家和援助项目，逼中国还债。加之正经历着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经济可谓雪上加霜。正当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搞“大跃进”的年代，我竟不识时务地出生了。奇怪的是没生在自己家里，却生在了舅舅家。原来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时候，达里巴屯的家家户户也都去吃了大食堂。每家的锅及其他的铁器都集中拿到村里砸碎炼铁，支援国家建设，不许家家再起火搞小灶。那时，父亲觉悟高，把家倒出来做了村里的托儿所。我家只好搬到了舅舅家的西屋。于是就有了我生在舅舅家西屋的这件事。

人可能都对出生地有一种本能的亲近，这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得知自己没能出生在自己家的土房时，我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受。在大哥的小家搬走后，我去过已做了仓子的舅舅家的西屋。屋里有南炕没有北炕，四面土墙用沙子掺黄土泥刷过，没有那个时代贴着的年画儿。从墙上掉下的泥片处，看清了房框是用榔头打实的“干打垒”。屋顶没吊棚，七条瘦瘦的发黑的杨木檩子中间，铺着的秫秸箔不是很均匀。窗子是上下开合的那种木窗，没有刷过蓝油，本色已经十分老旧，两个从房笆垂挂下来的羊蹄子做成的窗钩，钩住窗户纸糊着的上开的窗户。下半扇窗户的玻璃大多残缺不全，有一块碴儿已经掉下来一半儿，被一个小钉卡住，形成两层哈儿；还有一块玻璃从一个点儿向四外炸开，在炸开的地方用两个钮扣里外缝住。炕上铺着一领破旧的苇席，上面堆着几个麻袋和面袋子。地上靠西墙有两个用谷草编成的齐腰高的粮囤子和一些坛坛罐罐。一个大笸箩和一个苞米钏子立在墙角。北墙上有个一尺多见方的后窗，窗的两侧挂着带铃铛的马笼头和一双皮靰鞡。记得当我从后窗偶然看见我家的三间土房时，眼泪竟止不住地流出来。到底，哪儿才是我的家呢？

一九七四年春节过后，舅舅一家也从达里巴屯搬走了，搬到了天堂般的松花江东岸的八家子屯，把三间土房儿卖给了朱姓人家。从此，我再也没能走进舅舅家住过的房子，去看一眼我出生的西屋。如今那三间老房子早已经扒掉了，每次回到达里巴屯，也只能在“姥家门口儿”，徘徊一会儿，期待能找到自己童年的影子，把它带回到我的身边。

挽歌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就知道了达里巴屯北面有一块耕地叫“刘景芳地”。这块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地，在达里巴屯偏西北三四里远的样子。

达里巴屯的西北角有一条向北的路。路穿过草甸子和一片涝洼塘就是屯西北四里河两侧的盐碱地了。再向北是公菅子屯，接着一路是吉郭屯马木屯二龙套宝屯马喜围子屯。

达里巴屯西一公里处是吉林省前郭灌区有名的南北走向的“二引干”，日伪时期修的。屯南屯北各有一条从“二引干”引下来的东西走向的引渠，当地人叫四里河。南面的四里河，一路向东又向北，拐成东面的四里河。东面的四里河修了四五里的样子就扣头了。北面的四里河只有二三里，在公菅子屯的东南面也扣头了。这条引渠扣头处的东面，是一条有一里多宽二里多长连接南北的荒甸子，穿过去，对面是一片渐渐高起来的耕作的岗地，这就是“刘景芳地”。

“刘景芳地”往东就是岗上的一处处大沙窝子。四周多半长着总也长不大的榆树毛子和一些小杨树，偶尔在沙坑里还能发现人脚獾子打的盆口粗的洞。再往东就是达里巴屯正北面的“砖窑”，“大跃进”年代人们在此烧过砖，后来向阳的坡儿成了达里巴人又一块集中的坟茔地。这块达里巴北部的岗子，多少有点让人恐怖，我少年时很少一个人来到这里，总觉得这起起伏伏的荒凉中隐藏着罪恶。

没想到，这片方圆十多平方公里的岗子的西部边缘，其中的一角竟和父亲有联系。没想到就是这块“刘景芳地”在最高处长有一棵一个大人都搂不过来的老榆树。

小时候，听着别人叫什么“刘景芳地”，就抬不起头。总觉得我家咋有地，别人家咋没地？这不说明过去父亲是有污点的吗？总之，我对这块“刘景芳地”就像对这片岗子一样没有什么好感。可是，我爱“刘景芳地”上的那棵老榆树。

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达里巴在郭尔罗斯草原中北部，松花江的西岸。记忆中达里巴的草甸子上没有一棵树。树，主要集中在屯子里和荒凉的岗子上。估计“刘景芳地”上的老榆树，少说也有三百岁，是达里巴这片土地当之无愧的树王。它高大，独立，仿佛在那里支撑着达里巴的天空。而岗上的小杨树和榆树毛子只能远远地看着。

在达里巴屯向北望去，一眼就能看见三里开外的岗上的这棵老榆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走向它，走向那片土地，怀着一种敬仰，一颗感恩的心。父亲说“刘景芳地”是土改时分给咱家的，用人名命名的还有达里巴屯东四里河附近的“王大船地”。土改划成份时虽说我家被定为上中农，但我家没有地，原因是父亲在屯中行医有点小钱买了几头牛。就是这块约有一公顷左右当时又属于偏远的薄了地，我家耕种了几年，后来成立初级社时，又归大集体耕种了。但是这块地从此有了“名”，与我父亲的名字联在一起了。

那是初春时节的一天傍晚，夕阳把漫岗涂成金黄色。走上父辈曾经耕种过的土地，有一种久违的亲切。当年正是这片土地生长的大豆高粱养活了我们一家老小，也正是在老榆树的绿阴下，父母吃着带来的午饭，休息在一片阴凉之中。我来到树下，树根周围，树冠大小的一片枯草中已有尖尖的绿叶探出，一处枯草中还有几个破碎的瓶子和几块碗碴子。踩得脱了皮的粗树根一半裸露出来，一搂多粗的树干上有两处深深的碗口大的疤，像睁开的流泪的眼睛望着我。树干的上方不知什么人系上了一道道褪了色的红布条，再往上的几个枝杈上有发白的鸟粪，最上面的树枝中，还有个鸟巢。我攀了上去，站在三四米高的分杈处向四周望去，太“眼亮”了，心胸好像一下子开阔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我站在了树的肩膀上。一阵风吹过，险些将我吹下来。我发觉不妥，马上跳下来，听见树头发出呜呜的叫声。我双手合十请求树的原谅，然后走上前紧紧地抱住树干，把脸贴在树的疤痕上。感觉这样表达还不到位，又深深地亲上一口。没想到树流出的“泪”也是微苦的，这是在向我传递着一种信息吗？这棵站在岗上的老榆树守着这片耕地，望着岗下的草原，经历过多少世事沧桑谁人知晓？这棵老榆树支撑着达里巴的天空给多少生命带来吉祥谁人知晓？我越发感到了这棵长在“刘景芳地”上的老榆树就是我们家的树，就是我的树——我生命的“消息树”。

遗憾这棵令达里巴几代人骄傲的老榆树，不知什么原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被人砍伐了。我的那棵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土地上的“消息树”倒了，难道是“鬼子”要进村了吗？我没有“枪”，只能拿起家乡老榆树这支巨笔，站在达里巴屯西北角的一处路口守卫着，没有事的时候，就在草甸子上笨手笨脚地写写画画，也不知能不能为逝去的岁月谱上一曲沉重的挽歌。

吸烟的鞋

这大半辈子究竟穿过多少双鞋，还真没个准数。要是按春夏秋冬各一双的话，算起来也快有二百双了。可我知道，远远不会达到这个数字，顶多也就一个连吧。

这么多鞋子，要是现在都排在一起该有多好，该是多么壮观。遗憾的是，这些鞋子绝大多数互相都没打过照面，伴我走过一段道路后，就被我喜新厌旧了——没法子，鞋子只好掉过头来，永远走进了记忆的深处。

这大半辈子，把鞋子穿在脚上踩在脚下，心疼鞋的时候有过，靠鞋赚回点尊严的时候有过，但更多的时候，对鞋是麻木没感情的，甚至对鞋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公平不人道。可是鞋沉默着，没想到鞋竟是有生命的。

我穿的第一双鞋，肯定是母亲做的，无奈那时太小，没有一丁点儿印象了。那一定是我穿过的最小最小的鞋了，感谢那双鞋伴我学会迈开了第一步。我想，当我迈开第一步时，母亲一定就在我的身旁，她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记事后，就看到了做母亲的不容易。就说做鞋吧，在开春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打“袼褙”。我记得她在面板上刷上一层糨子，然后贴上一层破旧的铺衬，再刷一层糨子，再贴上一层铺衬，这样得贴上五六层后，再拿到屋外晾晒。干了后，把这些粘在一起的铺衬从面板上揭下来，就成一张硬硬的做鞋用的“袼褙”了。“袼褙”打好后，她从柜子里拿出个小纸盒，里面是用纸剪成的鞋样子。她把鞋样子贴在“袼褙”上，用剪子铰出大小不等的鞋底和鞋帮。鞋帮一般一层“袼褙”就够厚，贴上一层新布就可以了，可鞋底不然，得用四五层“袼褙”才够厚度。我记得大多是白天，母亲将一个猪腿骨做的拨拉锤子吊在房梁上，用砸好的线麻一缕一缕地续上纺着麻线绳。线绳纺好后，又戴上顶针，拿起锥子开始纳鞋底。鞋底的针脚密密麻麻，每一针都得先用锥子使劲锥透了，然后大马蹄针才能引线从锥眼中“呲啦呲啦”穿过。每双鞋做完，母亲都得用上几天，常常累得手脖子生疼，都肿了。就是这样，我们姐弟五个，每年都能换上一双新鞋。

在十二三岁之前，我就是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过来的。夏天穿的是夹鞋，这种鞋两只脚可以交换着穿；冬天的鞋帮夹了很多棉花，当地人把这种棉鞋也叫棉（niao）花包。小时候不知道珍惜母亲做的鞋。夏天用“千层底”的前尖剋过大钱玩，把鞋尖都剋破了，为此挨过母亲的鞋底子。冬天我爱踢毛毽子，把“棉花包”的鞋帮都踢开了，也没少挨骂。大一点了，才好些。

夏天的日子好过点，比如雨天我就光脚走道，那时农村的孩子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穿鞋往泥里踹咕的。我记得去达里巴屯北面砖窑一带挖猪菜，要趟过一段水泡子。我和伙伴们都把鞋脱下来放在筐里，顶着菜筐走过这段水路。冬天的日子就难熬了，穿着“棉花包”十分羡慕生产队赶车的大老板子穿的皮靰鞡。那是用上好的牛皮做成的，宽大的硬硬的鞋脸上捏成很多褶子堆在一起，鞋舌头长长的，系着很多皮条子，鞋口套了层毡袜，里面还絮着靰鞡草。舅舅赶过大车，穿上这种鞋坐在车上，有点笨，但冻不透。我记得穿“棉花包”刚上中学时，学校正在学习“反潮流”小将黄帅。那时学生要是看不上那个老师就搞点小动作。教我们语文的是个年轻女教师，刚参加工作没经验，对学生穷横，学生很反感。有一天在她的课堂上，她在黑板上写字，有个调皮的学生就跺了几下脚。她转过脸问谁这么不要脸，没人吱声。她转过身时，又有人跺起脚来，且人数越来越多。女教师无奈，只好说要是冻脚就跺一会吧。没想到，她这么一说学生跺了一会儿就停下来了。那时穿着“棉花包”鞋真是冻脚，被踩实着的鞋窠里，只铺着点苞米叶子，那种凉是刺骨的，象是有针在往肉里扎。只有活动一会儿，才好一点儿。

想起“反潮流”的小将黄帅，让我又想起了“文革”的时候。那时我穿上过第一双买的鞋，是双矮腰的皮靴，叫“蒙哋”。“文革”前父亲是达里巴乡卫生所的所长，是他去北京开会给我买回来的。没想到我美滋滋地穿上没几天，父亲就被当做“走资派”给打倒了。我记得我就是穿着那双“蒙哋”，看到了几天不见的父亲在一个冰冷的屋里挨斗的。父亲忍受着屈辱和寒冷，却把温暖给了我，那是让我心冷的冬天。在那个冬天里，我还看见了有人把鞋顶在头上。顶鞋的是达里巴小学的一个姓张的老师，“文革”时造反派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硬是糊个纸做的大花鞋帽子让他戴在头上游街。他脖子上挂了块写着“大破鞋”的牌子，拿着铴锣前街后街地敲着走，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

上中学后，每年夏天我都利用暑假和同学们到双丰林场（“文革”期间达里巴改名叫双丰了，后来又改回来）干点零活。起羊圈里的粪很累很脏，但一天能挣一元五角七分钱，干几天就够买一双黄胶鞋了。冬天我就拣猪粪，那时猪粪一分五一斤，一冬下来也能挣个二三十元，不但能买双黑胶皮靰鞡，还能做一件新的外套。

能穿上皮鞋的时候，是1981年4月份，那时我还差三个月就师范毕业了。我记得我是我们班三十多个男生中四个没穿上皮鞋的人之一。皮鞋是选最便宜的猪皮做的那种，仅五块钱，可我仍觉得太贵了——五块钱，是我1979年入学后一个学期的花销。穿上皮鞋的脚前脚后，父亲还将他戴的一块“东风”牌手表也给我了，让我在实习的学校里，在学生和老师面前有了点面子。我知道，我的已经五十多岁的母亲那时都没穿过皮鞋。

参加工作后，穿的鞋绝大多数是皮鞋。渐渐地也就不把穿皮鞋当回事了。记得刚从平房住进楼房时，都把鞋脱在楼道里防盗门的外面，怕带进来泥土。直到有一双较好一点的皮鞋放在门外让人顺手牵羊了，才开始让鞋进屋，后来又放进了鞋柜。

前几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要换届，在汇总几年来协会成果时，意外见到了鞋塑艺术家李景奎先生的几件作品，其中就有《吸烟的人》。作品是一只破旧的旅游鞋，鞋口上捂着一支破旧的黑手套，手套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支熄灭了的香烟，鞋脸上架着一付墨镜，鞋尖上戴着一顶褐色绒线织的帽子，好像一个经历过岁月沧桑的老人在默默地审视我，要和我说点什么。

能说什么呢？我想了想，就想到这大半辈子有时对不住我穿过的鞋，辜负了鞋的期待，没能认真走好每一步。

蒙古刀

没想到与蒙古刀相遇，是在查干湖畔的妙因寺门前。那是新世纪妙因寺异地重建后开光的当天。那天，湖区阴云密布，局部还下起了毛毛细雨。寺院内外人山人海，连远在青海塔尔寺的扎西活佛和北京雍和宫的仁钦大喇嘛都来了。没想到开光典礼的时间一到，仿佛有一把神奇的蒙古刀拨开乌云，一道天光照射下来，给寺院披上了一层金色。

真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走进寺门是不会带刀的。可我出了寺门，经不住诱惑就走向一排卖民族工艺品的摊位。在摊床前，我买了一把“草原之星”牌蒙古刀和一把蒙古剔。

我这种爱刀的情结，不单单是出于一种雅兴，其中，还包含着骨子里的一种崇尚英雄的东西在作怪。可能是从小就受到英雄主义教育的结果，想做个英雄的种子那时就埋在心里了。什么古代的成吉思汗、岳飞，什么近代的洪秀全、李自成、邓世昌，什么现代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欧阳海等等。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英雄，一个主要因素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血性，又都是行伍出身。这样的人，身上咋能没有刀枪剑戟呢？所以，我小时候特别羡慕当兵的。

那个年代当兵当“民兵”当“红卫兵”当“红小兵”都讲究家庭出身。根红苗壮的贫下中农子女优先，上中农家庭子女后边排着去，“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只能靠边站。要是没有指望了也就死了心。可我家是上中农，看到有点希望我又“贼”心不死，所以我小时候在学校表现相当的积极上进。

记得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布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新指示，为预防中苏珍宝岛之战后苏联的空袭，学校在操场上挖开了地洞。说是地洞，其实是一米多宽两米多深的沟，班与班相通，在校园里纵横交错。我们学校的校园一米以下就是沙土地，挖洞挖不住。听说炸弹三米的地面都能炸透，很多人都很泄气。尽管这样，我干得还是很卖力气，并模仿大人写了血书交给老师，以示决心。我的举动，受到了学校的表扬，学校“红代会”火线批准我加入了“红小兵”。这样，我便成了班级四五个戴上红袖标的学生。

一个上中农家庭成份的孩子，得到了很多贫下中农子女得不到的荣誉，好象是我“抢”了他们该得到的。这让我的一些同学很恼火。上了中学以后，我因为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所以，我很快加入了学校的“红卫兵”。这同样令一些根红苗壮同学的嫉妒。尽管我处处低调，处处让着别人，可总有得寸进尺的人说我“假积极”。一天，学校让我们各班级选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成员，我因为批判会上发言积极被选上了，可是，一个挺蛮横的同学竟然对我出言不逊，我一怒之下拣起柴堆的烧火棍几下就把他打老实了，很多同学也都被我的举动“镇”住了。尽管被打的同学曾扬言要报复我，可是，从此我一改在同学中老老实实的印象。

担心那个被我打了的同学寻机报复，我开始偷偷练起了武术。当时父亲所在的乡卫生院来了位二十多岁的乔大夫，听说会点武功。我找上门去，没想到乔大夫说你爸不同意我不能教你。但经不住我的“死皮赖脸”，他还是“透”了我几招。从此我苦练了一段功夫，脚尖能踢到脑门上。偶尔，也在学校来个“扫堂腿”、踢个“二级脚”给别人看看，浪得个也会“两下子”的虚名。没想到练了所谓的“武术”之后，还真没人敢和我较劲了。这让我多少有了几分得意。

有得意就有忘形的时候。记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达里巴中学也开始搞上了军训，要求每个学生做一把木头做成的假枪，刷上桔黄色，跟真枪似的。学校也像军队的编制，每个班级叫一个排，每个班级的小组叫一个班。那时达里巴公社马木大队基干民兵营在吉林省出名，全体民兵都背着真枪。经学校向乡武装部请示，乡里同意借给我们学校每个排一杆真枪供训练用。我记得我们排分到的是一杆“7962”式步枪，是拉大栓的那种，带有刺刀，很旧的。而有的排分到了半自动步枪，很新的，刺刀是三面有血槽的那种，背上十分神气。有一天，我把我们排唯一的步枪背回家里，母亲看着我得意的样子十分惊讶，问枪是从哪弄来的。当听说缘由后不容分说就把枪藏到了被垛里，并告诉我今后少摸这玩艺。那时我们每天都要练上一两个小时的“突突刺，杀——”。就这样杀过一阵子，上面把真枪收了回去，假枪也“入库”了。虽说不再练了，可我们十几岁孩子的心却没有收回去。我家有个扎枪头，我在铁匠铺用砂轮打了一下后，亮了不少。没有枪了，我就带个扎枪头放在书包里带着，觉得也不错。那时，有的同学好干仗，常有书包里背着菜刀上学的。我这个处处要求进步的学生带着扎枪头上学，令老师百思不得其解，为此，还险些被开除“红卫兵”队伍。

后来，我当兵不成，无缘了刀枪剑戟，只好跟锛刨斧锯打上一阵子交道。终因不是所爱，后来就彻底地弃“武”从“文”了。

如今，我把蒙古刀和蒙古剔摆在书柜里。妻子说多不协调呀，反差太大。可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张力场。它会提醒我做人要有血性，要有骨气；做文要有刚性，要有大气。这样不是很好吗？

搬家小记

当我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与亲朋好友挥手告别的时候，不自觉地笑了，好像是要出一次远门。可是，当我最后再看一眼居住了三十年的土房，忽然感受到有些东西是搬不走的，甚至包括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多少年来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

那一次搬家，是我截止目前八次搬家中最重要的一次。它不同于从租住的平房搬到自己的砖瓦房，也不同于从砖瓦房搬到楼房，更不同于从平数小的楼房搬到平数大的楼房。那一次搬家是从农村搬到了城市，从熟悉搬到了陌生，从丰富的旧搬到了空无的新。

搬到前郭县城后，我最早租住在一座临街的砖平房里。那时，在临街的窗口前看着来来去去的陌生人群，想的却是家乡——家乡的那山那水那人。

现在回想起来，家乡不是也有很多人与我一样面临着一次次搬家吗？

记得生产队刚刚解体时，七老头和七老太太家就面临着分家搬家。那时六十多岁的老两口儿与一个哑巴儿子和一个弱智儿子住在一起。土地承包到户后，七老头分到大儿子家里，七老太太与弱智的老儿子分在二儿子家里，哑巴分到五儿子家里。从此，他们家就随着生产队的解体而解体了。后来听说二儿子不愿意要那个弱智的老弟，哑巴又不愿在五弟家里，在县城工作的三儿子只好把父母和两个弟弟接到县城，给老爹和弟弟找了点零活干干。

说起来这七老太太和我还有那么一点缘份，因为她是给我接生的人。老人家不仅是个会接生的“老娘婆”，还是屯里有名的“红娘”。哪想到老人家保媒拉掮的也有走麦城的时候。记得有个说不清话的“半语子”，当年就是经七老太太保媒，很不情愿地嫁给了一个秃头男人。有一年一个夏天的傍晚，七老太太领着弱智的老儿子与“半语子”狭路相缝。“半语子”凑过去手指着七老太太的鼻子尖“骂”着，摆出一副随时大打出手的架式。一个邻居看大势不好，马上跑过来上前拉开了步步紧逼的“半语子”，这时只见猫着腰的七老太太，像“地富反坏右”一样灰溜溜地领着老儿子逃走了。

我的伙伴小起子母亲死的早，多年来与父亲相依为命。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他有点残疾：右腿长左腿短。后来，有个好搞笑的伙伴给他起了个外号——0。8。生产队解体后，他当过多年生产队保管员的父亲只能回家和他种地，家境就不如从前了。在这种背景下，谁也没有想到小起子竟因为处了个对象黄了开始精神失常，更没人想到老父亲竟在一次酒后的火灾中，永远地在烈火中永生了。后来，有时神智不清的小起子只好搬进了西甸子大队的马场。

上小学后，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到高粱地里打“乌米”，他找到的比谁都多。问他窍门他不说，这时给他起外号的家伙好像马上明白过来：斜楞眼又一瘸一拐的不就是窍门吗？。打“乌米”得垅沟走，歪脖瞅，该出手时就出手。可我们出手时，扒开的不是白衣黑瓤惊叹号形状的“乌米”，他走出一条垅沟总能找出一个两个来，然后分给我们吃。

上中学后小起子和我一个班。没想到我们班有个女生也得过小儿麻痹。与他不同的是，那个女同学右眼斜楞左腿长右腿短。好事的同学有意让他们俩一张书桌儿，可是那个女同学说啥也不愿意。后来听说那个女同学因为婚姻问题喝药身亡。

搬到县城后，我有一次回到达里巴屯采访，与邻居张大狗偶然相遇时他竟问起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如实回答后他不屑地笑了：上班有啥意思，哪如种点地，一年收入一万多元还闲半年。没想到粮价下调后，他家也被“改户口”的风吹到了县城。一次看见他骑着“倒骑驴”在路灯下等活儿，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没想到他见到我，掉牙漏风的嘴笑得十分不自然。他为了显示亲近非要送我一程。无奈，我只好让他坐在车上，由我骑着，走向了夜色之中。他说当时为了几个孩子就花钱把户口改了，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要是不改户口，光是分的地一年也能租个几千块。后来他的“倒骑驴”被抓曾找过我，再后来城区禁止“倒骑驴”满街乱串，他又开始在一个剧团打更。现在两口子就住在剧团的水房子里，一个月才开六百元钱。

张大狗的老婆短粗胖，兜兜个齿。俗话说爹矬矬一个，妈矬矬一窝，几个孩子真就一水水都不高狭儿，没有超过一米六的。就是这样的自然条件，爹妈也要为孩子挣一挣，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他家大丫的对象个头挺高，没想到小伙子在一次打工时意外失去一只手。大丫安慰对象说，别怕，咱这不是还有两只手吗？现在能经常看见大丫两口子穿着桔黄色的马甲儿清扫着乌兰大街。

一生中没搬过家的人少之又少，而绝大多数搬家的人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却是被迫的。虽说我是属于自愿的，可我又时时感到身子搬了家，心却没有搬家。我，不过是出了一次时间太久太久的远门。

前些日子，与兄弟姐妹相聚时我说过，当时要是经济条件好些，说啥也不能卖掉住了三十年的土房。要是自家的土房还在，回到达里巴屯住上几天该有多好。可惜的是，卖给了别人的土房早就被扒掉了，回到生活了三十年的“家”看看，竟一点也没找到熟悉的影子。

江东小米

上小学时就听母亲说过，江东小溪浪河那块儿的小米子好吃，捞的饭暄乎、肉头，比咱达里巴的小米子强多了。那时就想，要是能上江东吃上一碗小溪浪河的小米饭，再拌上点碓好的土豆茄子酱，就真如民谣说的“土豆炖茄子，撑死老爷子”了。那时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老家的乡亲就是过年了也没有大米吃，白面那时也很少，因此都把小米子当成了细粮。

那时在松花江西岸的郭尔罗斯草原上，达里巴一带的盐碱地还种有一些谷子。记得主要是白砂谷和“大头晃”，谷秆棵中间长有一些谷莠子、水稗草等，在谷粒正要灌浆时，我和母亲曾多次到谷地铰过喂鸡的草籽。白砂谷秆棵细，也就二尺多高，穗儿也就一豁豁长，碾成米做出的饭又白又散搂，没有多少饭味。“大头晃”这种谷子秆棵要粗一些，个儿有一米多高，穗儿垂下来像个小棒槌。上初中时，我常用“大头晃”的谷码儿做铁铗子上支夹棍销销的诱铒，或是去野外的雪中空地打雪雀，或是在自家小园的谷圪弄堆里打“老家贼”；有时，也把整条谷穗儿放在树上的滚笼或者拍笼里，再放进去一个雀繇子用来捕获酥雀和黄雀。“大头晃”碾成米做出的小米饭焦黄，美中不足是吃着有点“柴”——这可能与达里巴的土质有关，不如江东扶余的黑土地肥沃。

俗语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同样，小米饭好吃，可薅谷子、割谷子的活儿也很难干。由于谷子产量低，侍候起来费事，因此每个生产队种的都不是很多。薅谷子这活儿是在谷苗一寸多高进行的，要把苗眼的草薅净，苗与苗一指来宽，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这活得蹲着或是坐着一点一点往前磨，实在不是大老爷们干的。割谷子这活儿废刀口，要是一天不磨上几回，就是好老爷们几个来回也得累叭稀了。

说个薅谷子的笑话儿。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之初，都春耕进入尾声了，赵光腚家分的地还在达里巴屯东面的公路旁撂荒着。村上帮贫扶弱动员党员及时给他种上了谷子，没想到他竟懒到连家里的地都不愿侍候，不久草就比谷苗高了。一天上面要来检查苗情，村书记又动员起党员帮他薅谷子，可党员们说宁肯花钱雇人也不薅那破玩艺了。他听说后主动找上书记，说要雇人的话就让他们雇我吧。这赵光腚不光懒，还又馋又穷又好偷。屯里闹鸡瘟死了不少鸡，不少人家不敢吃扔在了粪坑里，他家不嫌弃拣回来就烀上，有一段时间他家天天过年。那时生产队分了点儿黄豆，很多人家都留着做大酱或是生点黄豆芽吃，就是来客人了也就换个三块五块豆腐，可他家一次就换回一饭盆，造几次那点黄豆就没了。没了咋办？偷呗。最有趣的是有一年邻居朱家的小白猪丢了，找到他家时发现黑暗的屋子里有个小花猪。朱家的人咋看咋像自己家的猪，于是用手一摸，造了一手锅底下的灰。赵光腚还想再坚持，没想到朱家人把小猪赶到了屋外，“小花猪”竟撒开腿儿跑回了朱家。

再说割谷子。有一年达里巴中学支农，是去十六队和社员一起割谷子。我们每人包四根垅往前推，没想到生产队打头的张大楞竟没能把我甩下，这让社员们大惑不解：他咋能割这么快呢？原来是父亲教我一招：就是打绕时左手手心向上，让拇指和食指张开的豁口去攥住谷穗下面，一拧劲儿来个翻腕儿，手背向上了，这时用刀贴地一割，再用拿刀背把割下的秆棵均分成两下摁在地垅沟儿，这谷绕子就打成了。用这种方法打谷草绕子，要比割下谷子后再打得快个几秒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达里巴屯种子站引进了新的谷种，说是“唐朝谷子”。这种谷子秆棵和白砂谷高矮差不多，穗又细又长，大多都在一尺左右。这种谷子碾成的小米白得接近大米，捞出的饭泛着油光。不久，达里巴屯的大部分土地都陆续开发成水田，就是少之又少的旱田也几乎不种谷子了。遗憾的是这种谷子只是在达里巴屯昙花一现，就又回到“唐朝”了。最近我才得知，这种“白小米”最早产自松花江上游永吉县乌拉街一带，在清朝时是贡米。相传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来到打牲乌拉，移驻吉林的宁古塔将军巴海把一个“神罐”奉献皇上。皇上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下谷子，再仔细端详，见罐上刻有“唐开元丰谷”的草字，就说唐王念你戍边劳苦功高，送一罐金谷，一籽耕耘，万粟归仓，何愁边塞无粮。从此分给乌拉驻防的八旗兵，让他们开荒试种。因打牲乌拉土质肥沃，谷子长的好，米粒又大又圆，吃起来清香入口，于是成了清朝宫廷的主食。

小米饭好吃，可我总觉得几碗下肚还像是吃不饱似的，不如大饼子抗饿。那时家家户户大饼子是主食。另外就是红小豆高粱米饭和芸豆大米查子粥。要是在冬天，还能吃上点黏豆包和切糕。我们老家管大饼子叫杂和面。是指苞米面中放点黄豆面什么的，做出的大饼子不死性，还稍微带点甜味。可是经不住上顿下顿的总吃，都有点吃够了，于是母亲又尽量变着花样。如做成菜包，或者是把甜菜疙瘩礤成条混在面里，或者是用榆树钱和面做成的大饼子。那时我较为喜欢的是喝苞米面糊涂粥，这种放点菜叶做成的糊涂粥很好吃，可就是不抗饿。要抗饿，又只能去吃大饼子。高粱米饭其实也挺抗饿的，可我吃多了胃受不了。那时学校总派学生到生产队劳动，生产队供的饭主要也是大饼子。生产队大锅贴出的大饼子有一尺来长，不清楚为什么那么有饭味，清香可口，特别是“嘎渣”儿厚还不糊巴，比高粱米饭的“嘎渣”儿还脆生。

那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大饼子就上不了桌了。母亲这时总要蒸几个花卷，或是捞点小米饭，再凑上三四个菜，烫上两壶酒。那时生产队还没解体，家家用个车马的都得请队长先喝点。记得我家第二天要从西甸子往回拉柴禾，当晚就请来了队长马胖子。谁知酒还没过一旬，菜还没过两味，有个叫二秃子的找上门来，说找队长有事。没想到父亲虚让了一下他竟脱鞋上炕，脸不红不白地端起了酒盅儿。后来才知道这家伙专门盯着队长的去向，去蹭吃蹭喝。

那时家家都穷，请客时客人不能可劲造，得给人家孩子留点。记得邻居“二扁肚子”有事请“老任大吃”喝酒，四个一水水的孩子就像他家的黄狗一样眼珠不错地盯着桌子。桌上有两个菜一摞油饼，客人吃一张，几个孩子数一下，当时主人和客人谁也没在意，以为孩子在数数玩。哪知“老任大吃”心眼太实太贪嘴，当孩子们数到八时，四丫竟哭着喊着跑向了外屋，大叫“妈呀，那饼全让他吃了，就剩点小米饭了”。

达里巴屯没开发水田之前，小米子属于不是细粮的细粮。那时，连妇女做月子都只能喝小米粥。现在，大米白面应有尽有，大米和白面做成的食品也可谓花样翻新，可是我这草包肚子还是稀罕小米饭，外加土豆炖茄子，要是碓成菜泥再加点葱花和青椒末就更好了。小时候就盼着能吃上江东小溪浪河的小米，如今超市里就有江东比小溪浪河小米还优质的“民乐”小米。只是不知“唐朝谷子”现在是否还有耕种的，要是那种乌拉街的贡米还有，很想多买点送给爱吃小米饭的朋友，也让大家尝尝皇上才能吃到的小米。

送灯

在达里巴屯西侧，走过距屯一公里的“二引干”上的水泥桥，再沿一条向西的引水渠走上一里路的样子，南侧是一片坟茔地。我家的几块坟，就在东北角。这里长眠着爷爷、老爷、老奶等六位亲人。我小的时候，每年正月十五晚上都来送灯。

没想到这六个人几乎是在一个月内脚前脚后埋在这里的，年岁最大的也就五十上下，小的是几岁的孩子。他们大老远地从界里的农安黄龙府满怀希望地来到郭尔罗斯的达里巴屯，连脚跟都还没站稳就接到了死亡的通知书。

那是1945年的下半年，东北刚刚光复。可谁能想到刚刚摆脱日本帝国主义魔爪走向新生活的他们，又面临着一场特大的瘟疫：闹火痢拉。听屯里的老人们讲，在达里巴屯家家都有传染上的，染上了就没个好，上吐下泻浑身没劲，啥药也不见效。起初，屯子里还能听见哭声，后来死的人太多太多了，人们就哭不过来了，索性也就不哭了。没想到那场火痢拉，我家七口人死了六口，只剩下了父亲，创下了达里巴屯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

父亲出生在吉林农安县新刘家乡老程窝棚屯，这之前祖辈们在“闯关东”都住过哪里没能口头传授下来，只听父亲说咱的关里老家是河北省滦县，具体什么年间闯过山海关的都没有文字记载。

很显然，我的祖辈们不是达官贵人，也非书香门第。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又是有点艺术细胞的农民。听母亲说，爷爷会耍驴皮影，来到达里巴屯后又是组织大秧歌，又是练二人转什么的，挺活跃。不过我还是很理解这些没见过面的亲人，苦中作乐、苦中寻乐，反映了他们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试想没有进取精神，没有改变贫穷的壮志，他们不可能来闯关东；没有乐观精神，没有一定的技艺，也不可能消解生活的苦难，一路微笑着走来。

没想到郭尔罗斯草原上的达里巴屯不是他们的天堂，而是地狱。看到他们大大小小凸起的坟茔，我为他们难过，同时也为闯关东的我的祖辈们的悲壮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坟连接起来就是一条闯关东的路。正是一代一代人的“闯”，才让后人坚定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记得我第一次上坟送灯，是与父亲一起去的。那时太小，看到有三四个足球场大小高高低低的一片坟墓竟不觉得害怕。后来上坟送灯时父亲就不去了。现在想来，这里是父亲的伤口，永远的痛。我清楚的记得，父亲站在最东北角的坟前说，这是你爷爷的坟，那面连起来的两块坟是你老爷老奶的，而那块矮一点的是你叫妈的坟，还有……我听着有点懵，我妈不是在家吗？咋这里还有个“妈”？长大点我才知道，1918年出生的父亲20岁那年就结婚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搬到达里巴屯时已有了孩子。哪想到1945年的一场火痢拉，要了六口人的命，孤身一人的他该怎样面对这六座坟墓？我想该是无法面对或欲哭无泪。

生命充满了偶然性，没有那场灾难，走投无路的母亲不可能与苦命的父亲结合，也就没有了我们姐弟五人。能感谢那场灾难吗？绝不能，但如果那个“妈”不故去，我们是没有机会出生的，就是这样。我们绝处逢生了，就要珍惜做人的机会有所作为才对，这也算做是对故去亲人的特殊“回报”。

记得我上坟送灯都是天还没黑就赶到了。先是在坟顶上用块砖头压上几张黄纸，然后在每座坟的南面铺上纸放上供品，才能点上白蜡。后来有人说点白蜡的人家容易出光棍，我们又用大萝卜抠成个小碗，放些柴油点成柴油灯。有时风大，就在家做个三面体的锥形架，将两面用黄纸糊上做灯罩，每个坟前罩上一个，最后磕个头才能离开。当走到“二引干”回过头，整个坟茔地已经灯火通明，与天上的月光交相辉映。回到屯里，路上也有人点上了灯，是用谷糠拌柴油一堆堆放好后点燃的，家家户户也挂上了大红灯笼。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年正月十五的晚上，七老太太领着她有些弱智的小儿子——“老者子”向我家附近的井沿走来。他们刚走到井沿的冰上就倒下打滚，让我送灯回来赶上个正着。开始路过的行人还以为这娘俩不想活了，都想看个究竟，那想七老太太说正月十五在井沿的冰上打滚一年就不会腰疼了。当场有人说这不是封建迷信吗，瞎扯。不过还是有几个年岁大的妇女也跟着滚了起来，谁也没想到已是二十好几的“老者子”在冰面上滚够了刚要站起来，脚下一滑，又重重地摔个仰巴叉，腰硌在凸起的冰块上，疼得“妈呀妈呀”的一门叫唤。别人走过来扶他，他说啥也不起来，最后还是自己爬到了有土的地方，才摁着腰慢慢地站起来，跟着“神叨叨”的七老太太回家了。后来，这口井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个下放的“老北京”跳进去，就填上了，也就再也看不到正月十五人们在井边打滚了。

过几天又是正月十五了，我还想去达里巴屯给这些没见过面的亲人们送灯。让这些点燃过自己照亮过我们生活的祖辈们，让这些因灾难早早夭折的亲人们长眠得欢欢乐乐，梦做得亮亮堂堂。

远去的亲人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按民俗，腊月二十三灶王爷升天时，我并没有跟灶王爷见面。我不期待他在天老爷面前说我好话，也不愿他说我坏话。明天，他领着“老祖宗”回家过年，我无论如何得在除夕“发纸”“接神”时，把芝麻秆烧得亮堂一些，再燃放点鞭炮去接回这些远去的亲人。

可是，老祖宗有四十多年没回家了，我该怎样接待这些曾经有家而不能归的人呢？这些我家的老祖宗，肯定都不会认识我了。我对他们的记忆也有些模糊——因为，我与他们最后一面大概是1966年的春节。

记得那一年刚进腊月，我家就把年猪杀了。

那个来杀猪的“李老呔儿”是个专门杀猪的，只见他三下五除二，没用一个钟头，就把一口二百多斤的猪整利索了。这个我叫老李二姑父的人，与我家不是亲属，只是因为都是从河北滦县来这儿“闯关东”的，两家走动就多了一些。记得他杀完猪没吃点儿猪肉就走了，可我家的邻居亲属一顿就造了一角子猪肉。特别是一个我叫二哥的人，眼睛近视，来到我家就蹲在了灶坑门旁边烧火。吃饭时他不上桌，蹲在灶台下端个水舀子。他吃了足足一水舀子肥肉片子，吃得我浑身一门突突。后来我家把剩下的肉留出一点，其余的都放在小院墙角用土坯垒起的格子里，盖上冰块儿浇上水冻上留着过年。

没到腊月十五，达里巴屯的家家户户就开始淘米蒸干粮了。记得那年淘的有大黄米和小黄米。大黄米是糜子碾出来的，小黄米是粘谷碾出来的，一样的粘，可我觉得还是大黄米好吃些。淘米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母亲就烧开了一锅水。她在里屋将炕桌放在地当腰，将一边的桌腿儿垫高一点，便于往低的一面控水。桌面上放了一个秫秆席篾编成的席织篓。母亲把大盆里的泡上的米用笊篱淘出来放在席织篓里，就有水淌出来流入桌子低的一面的二盆里。米淘出大约控上一个小时，用手一捻成了粉末，大家就七手八脚地赶紧装进那种帆布做的长长的袋子里，用自行车驮到了生产队的碾道。因为家家户户都淘米，去晚了排不上号，米会冻成一个坨的。

黄米面运回来就是撒年糕蒸豆包。包豆包得把面发了才好吃。记得这几天的热炕头儿要让位给大盆和二盆。怕面发不好，还要在盖盆的盖帘上捂上被子或是棉大衣。嗅到盆里和的面有酸味了，才能包豆包。粘豆包蒸完后又开始包起了冻饺子。这样正月里就可轻松地喝点小酒玩点小牌了。

进了腊月二十三就算走进年关了。很多家庭这一天都要送灶王爷升天。这一天人们要好好地供一下灶王爷，希望他升天向天老爷说点好话，好让这一家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很多家庭不知能否过了这关，因此都倍加小心，生怕得罪了灶王爷。

我家送没送灶王爷我没了印象，只记得腊月二十三这个小年一过，大姐二姐和我就开始糊棚糊墙了。糊棚用的是一种四开的印有平行四边形蓝框的白纸，框中间是蓝花。大姐从棚的一边一张对一张地往后赶，二姐赶紧用笤帚扫平乎了。我能做的就是刷浆子。墙是用当时父亲订阅的《红旗》杂志内瓤糊的，后来嫌太费时，就用报纸糊了。墙和棚糊好后再贴上买回的年画，好象搬进了新居一样，有了新的气象。

在姐姐帮母亲准备年货的几天里，我就从仓子里把灯笼拿出来。这是个四框用铁架做的灯笼，四面的玻璃能从铁架的上面抽出来。灯笼的底座有一根钉子倒立着，可以坐上半截蜡。顶部有一个小烟囱，类似现在从阳台伸出去的圆筒铁烟囱。四框的上部，还有个环状的可以活动的提了。

快到三十儿这几天，父亲忙开了，邻居们都